如果蘇軾蜀學取代程朱理學成為主流，宋儒能不能完成現代化｜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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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桓大司馬

大司馬聽說《十字軍之王3》是一款想象力極其豐富的游戲，可以玩出無數新奇的歷史模擬來，于是前段時間就設想了一個歷史實驗，看能不能在游戲里踐行出來，實驗設想如下：

選擇1066年的蘇軾，在道學內部創建一個蜀學派系，與歷史上的蜀學信條相似，與程朱理學的區別在三點：

一是宇宙觀上認為人不能完全認知宇宙，給神秘力量“水”留出空間，避免了理學家自認為掌握天理從而審判眾生的狂妄，也避免了理學家把社會生活全面倫理化的僵化，更避免了其中把忠君作為天理的政治倫理塌方。

二是方法論上主張兼采佛、道與百家教義，注重對新思想的吸納和轉化，給儒教與時俱進提供了空間。不過，這一點也有一些風險，因為孔孟二人的元意是中國古代的天花板，兼采其他道、法、墨的垃圾實際上拉低了儒家的下限，但理學本身也兼采道、法、墨乃至佛教，兩者在拉低下限方面是不相上下的，蜀學好歹沒有理學僵化。

三是社會哲學上，主張社會各階層貫徹其“志”，各司其職，鼓勵專業主義。這樣避免了像理學那樣對全社會都用一套標準要求，讓全社會都去做道德家，一方面唱高調讓社會陷入虛偽，一方面也給皇帝提供了社會標準化的抓手，可以讓皇帝把科舉與理學結合起來，從物質和心理上馴化全社會。

此外，為了加強教派的組織度和對朝廷的制衡，大司馬還增加了一些加強蜀學教主權威的教義，這個跟蘇軾的想法不太一樣，但如果蜀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后有可能朝這個方向發展，所以大司馬設計的蜀學是蘇軾基礎上的2.0版。

創建蜀學之后，利用蘇軾在官場和學術界的人脈，轉化官員和鄉紳成為蜀學信徒，蘇軾自己當教主且傳給認可的人，同時在遼國和西夏傳教，建立域外據點，掌握一定軍事實力以對抗皇帝的鎮壓，最終蜀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教主與皇帝抗衡，徹底解決中式皇權政教合一、極度集權的痼疾。

這個做法在歷史上不是沒有根據的。孔子晚年本有意傳教主之位給顏回，但可惜顏回早死，其他弟子彼此不服，于是“儒分為八”，儒教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教團，只能分散給各國效力，最終被政治權力消融。如果顏回能夠統帥獨立的教團，由于儒教基本壟斷了教育，哪國國君想用人才都得看教主的臉色，那樣儒教就有點中世紀天主教與神羅皇帝和各國國王抗衡的意思了，可惜中國歷史沒有朝那個方向發展。

模擬進程如下：

1066年，蘇軾以眉州刺史開局。

1071年，蘇軾升任惠循節度使。這是游戲失真之處，宋代節度使早已沒有實權，地方上治政以主管財政的轉運使最為重要，此外提點刑獄公事、提舉常平公事、安撫使分管司法、農業、軍事，四者都不是完全的地方首腦，游戲機制應該設計為四者并行，各管一攤且在職權交叉處互相扯皮、降低效率的玩法，可惜哪怕是P社對唐宋之變也不夠了解或者制作上有心無力。

1080年前后，蘇家因蘇軾擔任節度使，蘇轍擔任廣德刺史， 出了兩個高官， 蘇軾、蘇轍的幾個兒子又都通過了童子試，家族未來前景不過，在宋朝各家族的排行從140位躍升到了30位，P社對官本位思維模擬得還是不錯的。

1087年，蘇家因為蘇軾的賢能達到四品，聲望暴增，成為宋朝排行前五名的“豪族”。到了宋朝還玩九品中正制，也是游戲設置不合理的地方。中唐以后，基于社會聲望的清流、濁流之別，逐漸被朝廷轉化為基于政治的正途、雜途之別（以是否科舉出身為標準），九品中正制的社會評判已經完全被科舉成績取代，不會有賢能幾品的觀念了。

1090年，蘇軾升任福建觀察使。P社的宋朝官職繼續混亂，大家姑且對應南宋為應對危局為設的制置使吧。

1098年，蘇軾當到中央高官吏部尚書。便利是可以花費更少的影響力，提升家族成員的仕途前景。

1103年，蘇軾升任御史大夫。宋朝御史大夫成了虛銜，實權掌握在御史中丞手里，但P社還是讓御史大夫充當唐代的角色，可以視為宰相，當上御史大夫彌補了歷史上蘇軾沒有當成宰相的缺憾。不過御史大夫的給玩家的便利是探尋別人的陰私來要挾，還不如吏部尚書給家人謀官的便利，反而更不好用了。

1107年，蘇軾積累夠8000虔誠度，創立蜀學。

與道學相比，教義有以下調整：

三大核心教義中修改了兩個。

一是把格致改成了團體身份，在華夏文明內部對其他教派（主要是佛教、道教、巫教）傳教速度大幅上升，本來華夏各教就是互滲的，等于是把理學改寬容了。孔子雖然也鼓勵“多聞”，但并沒有提出朱熹那種通過日常事務來歸納天理的玩法，孔子對巫術也遠比朱熹寬容，甚至自己也使用過巫術，所以這個修改更符合孔子的元意。

二是把仁政改成了共融圣事，因為儒家主張的是小政府，小政府本身就是仁政，把政府搞大再行仁政多此一舉，所以改掉。共融圣事的意思是教主有權赦免罪人、進行絕罰，還可以賣贖罪券，其實就是天主教教皇那一套，是抗衡皇權、提升本教組織度的利器。孔子如果能夠傳位顏回，儒教教團化，是有可能發展到這條路上的。

第三個核心教義孝道其實作用不大，但這是儒教的根本，儒教的一切倫理都是以血緣之愛為依據，而且早期儒教的孝悌也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父兄為大，本身與現代倫理也不沖突，所以不能改也不必改。這條教義的好處是天然提升子女與父母的關系，家族會更和睦一些，減少父子成仇的情況（游戲里其他文明這種情況多）。

六條主要教義改了三個。

性別觀點從男性主導改為男女平等，不是為了政治正確，而是為了家族有更多當官機會，果然一改，家里的女孩也能赴童子試了，明顯提升了家族威望。這個雖然不能說是孔子元意，但是儒教也沒有明確反對這一點，隨著社會發展，是完全有可能出現的。

圣職專權傳統從平信徒神職人員改成神權制，有專門的祭司，不是人人都能當蜀學的祭司，這樣的話杜絕了高官顯貴通過社會能量來自稱蜀學祭司的路，也阻止了皇帝自稱圣賢的路，增強了蜀學的獨立性。

相應的，信仰領袖從無變成屬靈，就是有一位神權領袖，可以跟皇帝抗衡，避免皇帝實現“皇帝＋教主”身份疊加。當年孔子如果后繼有人傳給顏回，儒家就會是一個宗教社團，所以這兩條也是歷史可能出現的。

其他教義方面的修改有：

對巫術的態度從罪行變為接納。儒家不可以忘本，不可以忘卻自己的巫術本源嘛，而且，對巫術的接納可以減緩政治對社會的接管，日本古代無論學儒學、佛學都全部巫術化，使政治集權進展很慢，是好事，而且接納巫術也能為蜀學吸引大量信巫術的人才。從歷史的角度說，蜀地巫鬼之風很盛，蘇軾對巫術也有一定接受度，對祈雨、解夢都不排斥，也是有歷史依據的。

神職的性別限制從僅男性改為性別不限，主要目的不是政治正確，而是想把蘇家幾十個女兒、孫女、外孫女利用起來。前文已提到，這一條在儒教也不是沒有可能出現的。

神職人員的任命從世俗，可以剝奪改為屬靈，可以剝奪。皇帝不能判斷你配不配當儒生，只有教主可以，這樣教主就可以抗衡皇帝。也就是說，儒教共同體而非皇帝確定儒生的前途，這是無論理學、蜀學都想要的，只不過歷史上做不到，所以這一條也符合歷史。

創教七年之后，1114年，蘇軾病故，享年77歲，比歷史上多活了13年，最終數值和屬性如下。擅長的外交和學識都比出道時翻了兩倍有多，學識技能點滿，外交中宗族重心點滿。

蘇軾死后，由長子陳許節度使蘇邁繼承。

現在問題來了，大司馬想得挺好，但是游戲機制不支持。千辛萬苦創立了蜀學，結果儒教的幾個圣地都不在控制之中，連信仰領袖都無法創建。蘇軾創建蜀學時當京官而非地方的觀察使、節度使，只能要求蘇家子女和賓客改宗，沒法令下面的州縣改宗。另外，蘇軾的兒子中有四個節度使和一個刺史（蘇迨的亳州刺史官職沒顯示），全部改宗之后，也沒有帶動領地的改宗。孫女雖然有兩個嫁到遼、夏的，也無法要求姑爺改宗。

所以，蜀學傳教好像沒戲了，大司馬就棄坑了。好在這個玩法不需要管戰斗，花的時間非常短，不過歷史模擬沒有成功還是比較郁悶的，現在這個情況還能不能破局，希望CK3的達人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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