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馬與洋槍：“經緯度”新書解碼清朝軍事衰亡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當英法聯軍逼近京師時，清廷倉促布防，調集大炮運抵城垣。不少陳年舊貨重見天日，包括康熙年間的武成永固大將軍炮、無敵大將軍炮、神功將軍炮和更多的明代火炮。炮身銘文記錄著不同的年號，鑄造時間距此時已有一百五十余年至兩百余年。

一門門百年火炮靜置城頭，炮口朝外，即將面對的已是另一個時代的戰爭。清朝并非沒有過銳意進取的時刻。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將騎射傳統與明朝軍事組織結合；徐光啟耗盡心血引進的紅夷炮，被清軍調轉炮口轟開明朝的城墻；康熙親征噶爾丹時，特命傳教士新鑄火炮。對于戰場上的新式火器、敵方降臣乃至陌生戰術，清軍多能設法吸納，為其所用。然而，承平日久，清朝君臣自以為海內無事，軍事進步的行程逐漸停滯。當英軍的炮火轟開國門時，清軍使用的火器與兩百年前幾無二致。

于是，一個悖論浮出水面：一個憑武力崛起的王朝，為何最終被自己親手鍛造的武裝所反噬？

“經緯度·何以中國”叢書最新力作《弓馬與洋槍：一部清朝軍事興衰史》即將上市。書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周天一，將帶您回到鴉片戰爭炮響之前——那時，武備早已名存實亡。最精良的火槍被送進獵場，供皇帝圍獵取樂。西學東漸的成果鎖入深宮，成為與古籍字畫并列的藏品。八旗子弟出入賭場戲樓，兵部大印丟失半年無人負責，軍費報銷流程中的公然索賄竟成慣例。王朝衰敗的命運加速上演……

摘編自《弓馬與洋槍：一部清朝軍事興衰史》，有刪減

文 | 周天一

最精良的火槍在獵場

雖然康熙、乾隆都使用火器，但他們的火槍與兵丁使用的鳥槍并不相同，御用火槍裝飾華美、品質上乘。當時通過貿易、戰爭繳獲與使臣獻禮，清朝皇帝也接觸到一些先進火器，但往往藏于深宮之中，沒有用來仿制并改良軍隊裝備。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英國進口的連發火器被收藏于宮內，乃至于引發了“康熙朝有國人發明機關槍”的傳聞。傳聞中，有一個火器大師戴梓，據傳發明了可以連發的火槍。其實，戴梓的連發槍炮，應該是中小型火炮，并非單兵連發火槍。對戴梓事跡較早的記載，出自乾隆朝昭梿所著《嘯亭雜錄》，稱三藩之亂時，清軍南下浙江進剿耿精忠，戴梓“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炮法，克江山縣有功”。阮元《疇人傳》摘錄時亦記錄為“連珠火炮”。可見，戴梓所獻的是用于攻城的“連珠火炮”，更有可能是佛郎機那樣的子母小炮。

紀昀（紀曉嵐）描述了戴梓的連發火器的形狀和大致原理。《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了戴梓所造的“琵琶銃”，稱這種槍形如琵琶，火藥和子彈都存儲在槍托中，槍上有精巧的機關“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并動，石激火出而銃發”，共可打28響。成書于民國初年的《清史稿》在描述此事時，又畫蛇添足地加了一句“法與西洋機關槍合”，但最終“器藏于家”，沒有進一步發展。

根據紀曉嵐的記載，戴梓所發明的是一種早期速射火槍，與17世紀80年代的意大利洛倫佐尼手槍（Lorenzoni Flintlock Repeating Pistol）原理類似。這類武器實際上不能連發，原文也說了，需要扳兩下機關，只是再裝填過程耗時較短而已。要命的是，這類槍械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都很差，槍中儲存的火藥很容易被槍管后膛外泄的火焰引燃，非常危險。故戴梓的發明雖然精巧，但其所謂的連發功能不具備實戰價值。實際上，19世紀中后期金屬定裝彈藥的發明才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依賴火藥燃氣動力完成上膛退殼的機關槍則要更晚出現。

康熙琵琶鞘槍，清，昂里亞國（今英格蘭）制造 圖源：故宮博物院

清宮也的確藏有一件這樣的武器，同樣是康熙年間傳入，就叫“琵琶槍”，原理和操作方法與紀曉嵐的記載完全一樣，不過人家寫明了是“昂里啞國”所產，即英吉利產品。也許紀曉嵐正是看到了這支英國琵琶槍，想到了前人記載的戴梓發明的“連珠火銃”，于是開始了文學想象。《閱微草堂筆記》本來就是收錄大量神鬼靈異故事的筆記，并非歷史記錄。據《閱微草堂筆記》原文，戴梓未將琵琶銃獻給朝廷的原因也很離奇。他夢見一人，以“上帝好生”之語詛咒他，他害怕了，于是將這支槍藏在了家里。

雖然清宮收藏的英國琵琶槍并不實用，但反映了清廷面對進口先進火器的一貫態度。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英國使節曾送上自來火鳥槍，該槍裝飾華美，采用燧發槍機，扣動扳機，擊錘上的燧石在彈簧帶動下撞擊鋼片，打出火花，引燃藥池中的火藥。這支燧發槍較之清軍裝備的火繩槍先進一代，但并未引起清廷重視，這支槍也被小心收藏在清宮內。這個細節映照出“康乾盛世”背后令人震驚的軍事停滯。當歐洲各國在工業革命的浪潮中不斷革新武器裝備時，曾經迅速吸收西洋鑄炮術的清軍，卻陷入了技術保守的泥潭。

這種軍事技術的停滯并非偶然。自以為天下太平，清廷逐漸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安全感：八旗鐵騎依然威武，綠營建制依舊完整，周邊又無強敵環伺。在這種虛假的安全感下，武備更新陷入停滯。乾隆帝夸耀“十全武功”時，卻選擇性地忽視了清軍戰斗力持續退化的事實。

八旗戰力崩塌

乾隆在位時，為了培養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準他們坐轎，一律騎馬。而這些八旗大臣知道騎馬顛簸辛苦，又知道乾隆脾氣，就坐馬車上下班。乾隆無奈，只好規定王爺和一品大員可以坐轎，其余再敢不騎馬，絕不輕饒。結果到了嘉慶帝繼位時，直隸提督上報的兵馬檔冊里公開寫著“轎夫十八名，具系戰兵充役”，他一個武官不僅坐轎子，還敢讓打仗的兵丁給他抬轎子。嘉慶朝有四品宗室儀續、儀平，擅自出京，“在外宿娼”。移駐盛京的宗室喀勒明阿，“強行奸污民女”。宗室喜齡，“經年在外宿娼”。甚至在軍營中出現十余處賭場，軍官帶頭設賭局。

這一時期，八旗的都統、副都統們已經連朝會都懶得去了。嘉慶十七年（1812）正月，宗室載錫遲到，嘉慶帝大怒，下令拖出去打板子，然而此后短短一周內，遲到的、干脆不來的，實在太多，甚至有親王在內。嘉慶帝只好下令“暫免板責”，各罰一年工資。這些懶惰成風的腐敗官僚原本也不靠死工資生活，這種處分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

駐守統治中心北京的八旗軍隊也極為廢弛，連宮廷門禁都沒人管。嘉慶十五年（1810）六月的一道上諭就抱怨說：“近來門禁廢弛，各處直班官兵，全不認真管轄，以致閑雜人等任意闌入，毫無稽考”，皇上家的大門隨便進。時人昭梿還爆料，這些大內侍衛平時執勤時經常曠工，“累日不至”，即使上工，他們還嫌刀劍沉重，往往赤手空拳應付了事。到了夏天，這些御前侍衛就“長衫羽扇，喧嘩嬉笑”。圓明園各門前的侍衛更是不堪入目，整天光著膀子在宮門外睡大覺，“乃竟日裸體酣臥宮門之前”，時有大臣相責，當事者竟說：咱雖然光膀子，但咱好歹大熱天出來值班了，你別得了便宜還賣乖（“使其裸背者俱全，已為厚幸，君尚何責哉？”）。

嘉慶八年（1803）閏二月，宮內順貞門發生了一起行刺事件，表明最高統治者的安保團隊都已經形同虛設。當時一個叫陳德的47歲御膳房廚子突發奇想地跑來刺殺皇上。百余侍衛，只有六人上前護衛，其余均袖手旁觀。六個大內侍衛打一個老廚子，其中一人還讓人家用一把小刀連捅三刀。

此后，嘉慶帝又多次督飭王大臣及八旗都統嚴行管束宗室、旗人等，令他們節儉度日，勤慎當差，演習清語及弓馬技藝，力戒好勇斗狠、酗酒滋事、各處游蕩，違者從重治罪。結果徒勞無功。旗人寧可把精力花在戲臺上，苦練戲曲武行的假把式，也不愿意賣力氣操練真家伙。

曾有御史和順奏稱，旗人中有人“演唱戲文”。在戲園演劇之日，戲班還請那人友情出演，一同登臺。旗人當伶人唱戲，這是朝廷明令禁止的，嘉慶帝說八旗子弟“不務正業，偷閑游蕩”，“摻入戲班，登臺演劇”，簡直“甘為下賤”。

御筆八旗箴 清 颙琰 圖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嘉慶整頓旗務，卻收效甚微。想要振作改革，嘉慶皇帝的態度也不甚堅決，遇到旗人的抵制，也不過寫個文章回應一下，口吻唯唯諾諾，仿佛犯錯一般。如此這般，整頓旗務失敗已經是情理之中了。

嘉慶帝在一道上諭中就說：“滿洲、蒙古、漢軍皆系國初時隨來，是以八旗子弟性本淳厚。茲因日久漸染流俗，習尚浮華，不知學習技藝。此皆各該都統、副都統平日不善教養，挑缺時只論家口挑取，并不教訓，令其勤習技藝。”親政20余年，嘉慶帝仍然把八旗腐化墮落的責任推給八旗各都統，似乎他整頓旗務的努力并未收到顯著效果。他原本計劃每隔十年就把一批北京的宗室送往盛京，然而只安排了第一批，他就去世了。

火藥質量相差甚遠

鴉片戰爭中，中英兩國都使用黑火藥兵器，然而其品質卻相差甚遠。清朝的岸防大炮比英軍艦炮更重，理應射程更遠，但實戰中卻往往被英軍火炮在遠距離壓制，原因就在于火藥質量的低劣。須知火器的威力，首先是由火藥決定的。英國火藥的品質遠遠優于中國土產火藥。1825年，化學家歇夫列里在經過多次實驗后，發現了黑火藥的化學反應方程式：2KNO3＋3C＋S→K2S↓＋N2↑＋3CO2↑。根據這一方程式，英國配制了硝、硫、碳的配比為75％、10％、15％的槍用發射火藥，以及配比為78％、8％、14％的炮用發射火藥。英國以近代科學指導軍械制造，并采用蒸汽機等機械生產，槍炮工藝精良，其火藥的燃燒速度是中國火藥所遠不能及的。中國火藥源于煉丹道士的偶然發現，制造過程中充滿了玄學色彩，古代火藥制造的一個核心流程就被稱為“舂造”——火藥的確是“舂”出來的。火藥顆粒大小取決于工人的手感。根據嘉慶《會典則例》，雍正三年（1725）制造的火藥，“計火藥每萬斤用硝八千斤，硫黃一千五斤十兩，廣膠六斤四兩。烘藥每百斤，用硝八十三斤十兩八錢，硫黃十有四斤七兩五錢”。廣膠是用黃牛皮熬制的明膠，用于增加黏性，使火藥粉末成粒，但總體含硝量偏高。鴉片戰爭中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采用的火藥配方是硝80％、硫10％、炭10％，硝含量依然過高，容易吸潮，不宜久藏。英國人繳獲中國火藥，往往直接就地銷毀，投之于海。

鴉片戰爭后，國人已經意識到英國火藥的優長。1843年，福建提督陳階平上書請求仿造西洋火藥，他“多方購得夷炮火藥一小包，用鳥槍試遠，實有二百四十弓之數”。槍還是原來的槍，用了西洋火藥，射程一下提高不少。陳階平所配的火藥中硝、硫、炭的比率大致是76∶11∶13，完全采用原來的材料，稍加改進配比，就取得很大進步。道光皇帝命令各地推廣陳階平的配方。福建監生丁拱辰觀察更加仔細，稱“西洋人用藥，極意精細，其力足以擊遠，其煙多系白色”。但丁拱辰提倡的粵東火藥之法，雖號稱“其藥力竟與洋藥相等，煙亦白色，見火即燃，毫無渣滓”，但其制作方法令人無法完全信服。該制法一本正經地在火藥制作過程中加入汾酒、頂好的大梅片、鹽、白糖、蘿卜、牛油等食材，很像燉肉：用白糖吸附硝石中的泥，用蘿卜吸附硝石中的鹽。硫磺用茶油煎之，去其面。再用牛油煎之，去其底。燒炭最講究火候，“務令火候得宜”，“倘火候不到，其力不猛烈，火候太過，又不能致遠”。制膠時，“以芭蕉樹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水，加大梅片二兩共入鍋內。鍋外用滾水泡之，使镕化為糊，以硝磺及炭灰、汾酒合而同舂”。這些食材中的一部分是用于吸附雜質，高度白酒是用作有機溶劑，細究起來都有其道理，但制作過程混合著硫磺的刺激與牛油的脂香，想必味道撲鼻。

影響清朝火藥質量的還有管理體制的問題。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統一劃定了京城及各省火藥、鉛丸、火繩的加工銀，各省硝、磺、鉛斤的工料銀及其運費銀，此后雖有一些價格調整，但上漲的幅度根本趕不上各地物價、工價的實際水平。為了防止賠本，偷工減料勢必存在，更不可能用什么汾酒、牛油、白糖之類當年比較昂貴的食材去大量制造火藥這種戰場消耗品。

《弓馬與洋槍：一部清朝軍事興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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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天一

出版日期 2026.07

內容簡介

本書以火器與騎射的沖突為線索，揭示了清朝軍事從鼎盛到衰亡的全過程。從努爾哈赤的“七大恨”到康熙的臼炮戰術，從八旗體制的衰敗到鴉片戰爭的技術代差，再到甲午海戰的徹底崩潰，作者通過關鍵戰役、制度僵化與外交困局，展現清朝如何在傳統與近代化之間掙扎，最終走向滅亡。本書既有微觀案例的深描，也有宏觀視野的批判，是一部解碼清朝軍事衰亡的力作。

周天一，歷史學博士，先后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現為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學院助理研究員。在核心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為《國家人文歷史》雜志特約作者，著有《職貢圖：古代中國人眼中的域外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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