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服從以及部分的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服從以及部分的文本

塞達卡的窮人在和更有權勢的村民或外村人的關系上幾乎總是采取保護性的偽裝。這種偽裝在他們的服從和反抗方面同樣明顯。因而，哈姆扎在哈吉·卡迪爾不付足工資時隱藏他的憤怒，但在家里的私下場合，卻為受到不公正對待而發泄怒火。因而，帕克·亞赫盡管因為被排除出村莊改進計劃的補助而忿忿不平，卻仍然本本分分地去參加巴希爾的筵席。對機器使用者蓄意的聯合抵抗表現為插秧的延誤，而它可以隨時被放棄和否認。一場針對打谷工資的罷工是通過工人們稱病或者突然記起先前的許諾來實施的。塞達卡階級關系的“完全文本”，并不能簡單地從富人與窮人、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公開互動中獲知。為了超越作態和掩飾盛行的范圍，事實上必須與窮人單獨交談或者在他們都是朋友的小群體中交談。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會看到完全文本的局部，而如果在其他情境中公開宣布這種文本，就會危及窮人的生計。

窮人在權力面前應該偽裝，這一點都不令人驚訝。掩飾是大多數時間中任何地方的從屬階級典型的和必要的姿態，這是一個當這種姿態被放棄時非常的和危險的時刻就變得明顯的事實。所有對從屬階級生活的詳細說明都會區分所謂“后臺”和可以安全地公開宣布的不同。曾經收集到的一份出色的口述歷史，即生于1823年并一直活到20世紀初的法國佃農“年邁的梯也儂”（Old Tiennon）的講述，通篇充滿了被壓抑的憤怒的記錄。 [423]在他與地主、監工、官員和權貴們日常遭遇的過程中，他不無小心翼翼地采用遵從和順服的公開偽裝，并且對自己的危險觀點守口如瓶：

當他（曾解雇他父親的地主）穿過勒克勞（Le Craux）去往梅勒斯（Meillers）的時候，他會停下來和我說話，而我強迫自己表現出親切，而不論我多么輕蔑他。 [424]年邁的梯也儂從他自己父親的魯莽中直接獲知直率所帶來的危險：

我父親通常從事喂馬之類的工作，當別處有如此之多的工作要做時，他從來都沒有忘記告訴主人待在家里是如何令人厭煩。他對生活中如此必要的偽裝藝術完全無知。 [425]或許正是這種必要的“偽裝藝術”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大量的農民保守的歷史。因為資源幾乎總是由高于小農的階級創造的，且不論意識形態目的，他們可能只是看到農民階級面對權力時采取的謹慎和恭順的方面。他們在此基礎上的描述并非錯誤，但是就采取必要方式獲知整個事實來說，至多只是局部的和有誤導的事實。此時，我們會得到一幅湯普森以扭曲方式描繪的18世紀英國鄉土社會的圖畫：

表面看來所有人都意見一致、恭順、相互遷就；依賴者卑賤地祈求恩惠；每個鄉下人都在抓緊時機；沒有一句針對杰出的漢諾威議院（House of Hanover）或光榮憲法（Glorious Constitution）的話打破同意的虛幻之水。進而，在匿名和模糊的層次上，突然間出現激進的二世黨人或者平均主義的濫用主張。我們不能將服從和祈求當做終極事實的指標；在境遇和算計利益允許的時候，二者都可能源自同一心靈。 [426]

即使像左拉那樣仔細的觀察者，也在這一方式的引導下得出小農是一個在卑微的、不問是非的恭順和暴怒之間搖擺不定的階級的觀點。大量的中間狀態被忽視了，其中，遵從通常是一個自覺的策略，反抗則是謹慎地留有余地的事情，它避免極端的直接對抗。如果左拉更為細致地觀察恭順，他或許會發覺信仰和價值觀之間的鴻溝幾乎已經成為現代的奴隸制研究的主題，它既體現在奴隸們在其居住區的安全環境里的表現中，也體現在同一群男女面對權力時典型的審慎行為中。 [427]正是此類至關重要的考慮讓一個有洞察力的社會學家拒絕所有那些恭順的概念，即將其作為人們的一種屬性或態度，并且堅持視之為發生在傳統權威運作環境中的社會互動形式。 [428]

實際上，權力負載（power-laden）的環境幾乎總是不可靠的；權力的運作幾乎總是使得完整文本的一部分處于秘密狀態。在考慮到總是有失去控制的憤怒和鋌而走險的例外情況下，對依賴性的個體而言，正常的趨勢是在面對強權時，他或她的完整文本只能展現其安全的和適于展現的那一部分。何為安全和適當當然是由權勢者單方面定義的。雙方權力上的不平等越大，完整文本中可能被隱藏的部分也就越大。 [429]因而，我們或許可以思考一個連續性的情境，這些境遇涵蓋了從十分接近于哈貝馬斯所稱的“理想的言談情境”（ideal speechsituation）[430]的平等雙方之間的自由對話，到絕大多數受害者的文本被迫進入地下狀態、而只留下對于實際上因致命恐懼而生的假裝順從的老套模仿的集中營。事實上，在極端的卡里古拉恐怖（Caligulan terror）的情境下，沒有任何規則是被允許的，全部的文本可能都被隱藏了，剩下的只有麻痹。

大量更為普遍的情形分布于上述極端情境的中間，從屬階級總是發現自己身處這些普遍情形之中：老板和工人、地主和佃農、領主和農奴、主人和奴隸。在每種情形之下，較弱的一方不可能談及他/她的內心，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將為了符合于掌權者預期的“表演”而被抑制。[431]如果我們期待不只看到臺上的表演，就必須移至后臺，在那里面具可以被揭開，至少部分被揭開。就奴隸而言，這意味著從“大房子”轉移到奴隸的住所；就工人階級而言，這意味著從有意設計的富人與窮人的相遇轉移到相對私密的室內或比較封閉的同伴群體中。正是在這些“不戴面具的”情境下，某些經習慣性審查的內容最終會躍然而現。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內容的大部分與發生在權力關系舞臺上的內容直接和完全地矛盾：哈吉·卡迪爾變成了Pak Ceti。這種不戴面具的、或后臺的文本與舞臺中央的文本之間的關系直接涉及到虛假意識這一主題。我懷疑，許多支持“神秘化”和“意識形態霸權”觀念的民族志材料只是將權力負載情境下的文本假定為完整文本的產物。然而，除了在集中營這樣的極端機構中，大多數從屬階級都能夠不時進入限制較少的社會環境。

就此發現的文本而言，它顯著地區別于或否定權力關系背景下發現的文本，虛假意識在此被弱化了。 [432]權勢者的公開的文本與其全部文本的契合可能遠遠多于弱者的文本的情形。畢竟，由于其權力，他們更為自由，能夠相對泰然地談及他們的內心。拉扎克可以用哈吉·卡迪爾或巴希爾所不能的方式安全而公開地無禮。然而，權勢者也要多少受到限制，這既來自于對其名譽的關注——正在衰退但仍具有實際價值，也來自于支撐權力“表演”的需要。因而，他們會在自己家中指責許多村里的窮人，卻很少當面這么做。這一點同樣不令人吃驚；工廠經理和他的工人談話的文本不同于他在自己所屬俱樂部的安全環境中的文本；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文本不同于他在席間和其他奴隸主不加防備的談論。

只有當我們對“未經編輯的”精英文本和未經編輯的從屬階級文本進行比較時，我們才會發現在權力關系背景下盛行的相互掩飾的程度。在通常的階級關系的日常運作中，這些未經編輯的文本從不會直接相遇。只有在極少的歷史危機時刻這些文本和它們所暗示的行動才導致直接沖突。在此情況下，通常假定會出現改變階級關系的新的意識、新的憤怒、新的意識形態。然而，更有可能的是這種新“意識”已經存在于未經編輯的文本中，并且它還構成以允許或要求一方或雙方在此基礎上行動的方式發生改變的環境。

塞達卡的窮人和富人當然都清楚權力關系領域發生的并非故事的全部。他們懷疑并通常知曉大量發生在他們背后的村莊話語。然而，他們的知識并不對稱。在此，窮人至少在信息領域——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擁有微弱優勢。正如我們已經從他們的評論中得到的，他們知道大量的富人對他們的看法。他們消息更靈通不僅緣于村莊精英能更加自由和輕蔑地談論他們這一事實，還由于打聽各種消息對窮人來說更為重要和關鍵這一事實。相反，富人較少知道窮人未經編輯的文本，因為窮人更為謹慎，并且富人更不屑去傾聽。知道得少，他們就能免于懷疑到最壞的情形。

他們知道的是，盡管他們感覺到公開恭順和尊重的常態背后的輕蔑與憤怒，卻無法輕易洞察掩飾的姿態。他們恰好處于黑格爾的領主和奴隸辯證法（Hegel's dialectic of lord and bondsman）所描述的主人的境遇。 [433]正是權力的運作妨礙了村莊精英了解較窮村民的真實想法，因而損害了對富人儀式性的遵從和恭順的價值。可能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大多數統治精英過去經常認為，他們的下層階級擁有各種源于復仇欲望的惡性力量和意圖。 [434]塞達卡的情境并不那么極端，但其形式在性質上并無二致。村莊精英在匿名偷竊、誹謗、忘恩負義以及偽飾等方面對窮人抱以最壞的揣測。然而，他們的恐懼在地方權力關系的性質上有著真實的基礎。 [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