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天：中歐貿易何以至此？｜經濟觀察

編者按· 2026.07.02

2025年，中歐貿易順差已擴大至約3600億歐元，2026年一季度980億歐元的貿易順差更是創下自2022年三季度以來的新高。歐洲政客將不斷擴大對華貿易逆差歸咎于中國“不公平競爭”，并試圖以貿易保護政策扭轉頹勢，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本文指出，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源并不在于中國，而在于歐洲自身自俄烏沖突和新一輪中東沖突以來的能源成本高企、高昂的勞動力成本、以及創新轉化滯后等深層積弊。疊加歐洲對美在關稅和安全等方面的妥協所引發的國內政治壓力等因素，共同促使歐洲政客將復雜的內部困境簡化為對華競爭敘事。

近來，歐盟對華貿易防御動作頻頻，從加征電動車關稅、嚴審中企并購，到高調重構供應鏈，甚至搬出“廣場協議”式的對華施壓構想。一系列舉措已超越就事論事的貿易救濟，正滑向長期化、制度化的方向，令人不得不追問：中歐經貿關系何以走到這一步？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中歐貿易都絕非零和博弈。過去幾十年，中歐經貿關系長期保持穩定，雙方一直是在市場、技術和供應鏈上高度互補的重要伙伴。中國需要歐洲的高端裝備、精密制造和先進服務，歐洲也離不開中國的大市場、高效率供應鏈和新能源產業能力。更重要的是，中歐長期都是全球自由貿易的重要參與者和維護者，也都曾共同抵制美國單邊關稅壁壘，在多邊規則框架下從開放市場中受益。

正因如此，當前需要明確指出的是，驅動中歐摩擦升級的真正問題不在貿易本身，而是一部分歐洲政客不愿直面自身產業競爭力下降、能源成本高企和創新轉化不足等深層問題，反而試圖用政治化敘事為經濟困境尋找外部替罪羊。所謂“中國沖擊2.0”的敘事，根本經不起更大范圍的比較：過去幾年，歐盟對韓國、印度的貿易逆差同樣急劇擴大，走勢與中歐貿易差額高度同步。若歐洲繼續將內部頑疾嫁禍于外，試圖用保護主義高墻替代自我改革，那么“沖擊”將永不停歇。而歐洲自身，恐將在一次次甩鍋中錯失轉型窗口，走向更深的困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星期二（6月3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歐是伙伴而不是對手，中歐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圖為德國不來梅哈芬一碼頭（圖源：聯合早報）

順差越拉越大，

問題真出在中國嗎？

近年來不斷擴大的中國對歐貿易順差，是理解當前摩擦最直接的線索。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過去五年中國對歐出口增長了45%，2025年中歐貿易順差約為3600億歐元。到了2026年一季度，歐盟對華出口繼續下降，進口繼續增加，我國對歐單季順差擴大至980億歐元，為2022年三季度以來最高水平。若按這一節奏發展，全年順差將接近4000億歐元，再創歷史新高。

在當前歐洲政客的敘事中，歐洲對華貿易失衡被完全歸咎于所謂中國使用了“不公平手段”等外部原因。然而，跳出數字表象，需要明確上述貿易趨勢的產生根源并不在中國，而是歐洲工業原有優勢正在被自身困境擊穿。尤其是當我們把目光鎖定在2022年這個中德貿易出現歷史性逆轉的節點，會更加深刻地體會到“非中國因素”對歐洲經濟貿易的強大影響力。如圖1所示，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中國市場是歐洲企業的利潤高地，而中國對歐出口多集中于中低端消費品。以德國為例，憑借汽車和機械設備的產業優勢，其長期以來是中國在歐洲的逆差來源國。據我國海關數據，即便是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國對德貿易逆差仍達184億美元。但這一格局在2022年出現明顯轉折，中國對德貿易順差達48億美元，這是2008年以來第一次轉為中國順差。此后進一步擴大，到2025年，我國順差更已高達254億美元。鑒于這一年也是俄烏沖突爆發、歐洲能源成本急劇抬升的關鍵轉折點，可以有力地說明，因地緣沖突高企的能源成本才是歐盟制造業快速下滑、近年來逆差逐漸擴大的核心原因。2022年俄烏沖突和北溪管道事件后，歐洲失去低價管道天然氣支撐，電價和氣價長期居高不下。歐盟委員會及國際能源署（IEA）數據共同表明，歐盟企業電價約為中國和美國工業用電價格的2至3倍；天然氣價格約為美國4至5倍，也顯著高于中國。對化工、機械、汽車等產業來說，能源成本長期偏高，從根本上削弱了歐洲制造的價格競爭力。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作為歐洲工業心臟的德國，其凈出口表現會在2022年明顯承壓。這與身處地緣沖突之外的中國毫無關系。

圖1：中德貿易差額變化圖（數據來源：中國海關）

更直觀且不可辯駁的證據來自橫向對比。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即便剔除中國，過去十年間歐盟對亞洲其他地區的貿易也同樣由順差轉為逆差。例如對韓國、印度等國家，歐盟的逆差金額都在擴大。若置于同一個時間區間來觀察，還可以發現它們的趨勢與中歐貿易差額變化高度一致（圖2）。這些國家顯然不可能同時構成所謂“中國式沖擊”，充分說明問題的根源并不在某一個外部國家，而是歐盟工業體系在全球制造業競爭中缺乏競爭力。中國只是作為全球工業體量最大、出口韌性最強的國家，才在歐盟這輪衰退中，被最先推到了聚光燈下。

圖2：歐盟對中印韓貿易差額變化圖（數據來源：歐盟統計局等）

實際上，幾乎所有理性的分析（包括德拉吉等歐洲在野精英）都已指出歐洲貿易表現的惡化，更是長期競爭力缺失的集中體現。宏觀數據清晰地表明，歐盟工業生產的年均增速自本世紀以來便降至0.6%，2021至2024年甚至年均負增長0.4%。如此漫長且深重的工業疲態，絕非中國“一國之力”所能造成。能源危機只是撕開了裂口，真正暴露出來的，是歐洲制造體系在成本結構和制度效率上的長期積弊。

具體來看，勞動力市場的高昂成本，是歐盟在競爭中面臨的重要阻力之一。據歐盟統計局數據，歐盟企業平均每小時勞動力成本約為34歐元，德國、法國等核心工業國達到43歐元。這是中國同期用工成本的五到六倍，更是東盟等新興制造經濟體的十余倍。在沉重的用工成本之外，歐盟企業還受制于嚴苛的勞工法律與強硬的工會力量。這使得歐洲車企在向電動化轉型的關鍵時機，既無法輕易裁撤傳統產線上的富余人員，也難以快速重組業務架構，從而阻礙了企業及時變革。

此外，科技創新成果轉化與落地不足，是劣勢被放大的長期因素。歐盟研發支出占GDP比重不到2.3%，與中國的2.8%、美國的3.6%相比差距明顯。歐盟內部合規要求高、行政程序繁瑣，新技術走向市場往往需要漫長周期。同時，歐盟內部監管規則和資本市場仍然較為碎片化，年輕創新企業難以高效融資并擴張。面對中韓等國產業鏈的快速迭代，效率不足也讓部分停留在傳統運營模式中的歐洲企業在時代洪流中漸顯老態、步履蹣跚。

歸結而言，歐盟當前面臨的是對外貿易的系統性失衡，這也是歐洲工業在要素成本和創新機制上競爭力下降的必然結果。如果把這種內部競爭力下降歸結為所謂“中國的不公平競爭”，無異于掩耳盜鈴。這不僅無法挽救歐洲工業的頹勢，反而會使其與破局的正確路徑漸行漸遠，在無謂的政治內耗中，錯失產業自救與轉型的寶貴窗口。

歐盟為什么在此時發難？

歐洲對華態度驟然轉硬，絕非偶然。這固然是其長期競爭力不足、內部矛盾積重難返的必然顯現，但在當下這個節點爆發，則是近期諸多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政治危機的直接結果。歐洲的問題早就存在，并在新的外部沖擊下變得愈發尖銳。面對長期未能解決的結構性困境和民眾的不滿，歐盟決策層未能展示出破釜沉舟的改革決心，反而選擇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內部矛盾外部化，試圖通過對華“發難”來轉移視線、推卸責任。

我們首先來拆解歐盟近期面臨的兩項新壓力，進而窺見其將貿易問題政治化的考量。其中，來自中東局勢再度升級所引發的“二次能源危機”是最直接的壓力。北溪管道事件之后，歐盟出于安全和制裁考慮，轉向全球液化天然氣體系。但是，這一體系并沒有解決高能源成本這一歐洲制造業的長期軟肋。相反，它成本更高，也更容易受國際局勢影響。在近期中東局勢升級后，能源通道受阻和油氣價格波動向歐洲傳導，讓歐元區通脹率自2月底以來明顯上升。根據歐委會聯合研究中心測算，如果中東危機導致能源市場長期受擾，歐盟2026年、2027年GDP增速將分別比基準情景低0.4和0.7個百分點，通脹則分別高出0.3和約1.1個百分點。能源問題不僅傳導為工業部門的成本壓力，同時也讓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PMI）、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反映經濟景氣度的指標有所下滑。這些嚴峻形勢的背后，實際上反映的是歐洲政客并未吸取教訓，在能源轉型和多元化建設上的滯后與失職。

來自特朗普政府的持續施壓與歐盟的妥協，是近期出現的另一項壓力。特朗普重新上臺以來，美國圍繞關稅和市場問題持續對歐洲發難。然而面對美國壓力，歐盟并未展現出與其“戰略自主”口號相匹配的行動，反而因為長期依賴美國而缺乏談判底氣。在能源領域，2025年美國占歐盟液化天然氣進口的比例超過一半，同時也是歐盟最大的石油供應商，使歐洲能源供給深深受制于美國。在安全領域，北約防衛體系下長期以來的依賴和俄烏沖突帶來的壓力，使歐洲在武器采購和防務安排上仍高度需要美國。于是，即便特朗普在烏克蘭危機上對歐洲冷嘲熱諷，甚至在格陵蘭島歸屬問題上對歐洲（尤其是丹麥）施加公然的政治羞辱，歐盟最終在極限施壓下依然選擇低頭，接受了極其不對等的貿易條件。最近一個月，歐盟又在特朗普加稅威脅下正式推進去年美歐關稅協議的執行立法。這意味著美國保留了對歐洲工業品的關稅，歐洲卻要繼續開放市場、擴大對美能源、軍工采購。這種單方面的讓步，不僅大幅壓縮了本就困難的歐洲工業的生存空間，更激怒了歐洲內部的強硬派和廣大選民。

能源困境和對美讓步，最終都會轉化為歐洲社會內部的政治壓力。歐洲社會近年來本就經濟低迷，企業破產數量增加、工業崗位流失。民眾對衰退的擔憂上升，更不滿于執政者在能源問題上的失誤和對美態度的軟弱。右翼政黨借勢走強，在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國的民調中保持高位，并借上述議題擴大聲勢，進一步擠壓主流政客的政治空間。主流政客為了維護支持率、回應民眾的不滿，需要為困境尋找解釋。但令人無奈的是，中東亂局非歐洲能力所能平息，承認能源戰略失誤的政治代價過高，而改變對美依賴以及推進內部改革更是難于登天。相比之下，中國作為歐盟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又處于西方安全體系之外，成了歐洲政客最便利的“解題籌碼”。回看2019年，彼時歐盟將中國同時定義為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這種多重定位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矛盾和不確定性。在內部政治和經濟壓力上升時，對抗邏輯就更容易壓倒競爭邏輯。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差異和根深蒂固的制度偏見，也為政客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輿論基礎。因此，編造“中國補貼”和“產能過剩”的敘事，不僅能以成本極低的方式在西方社會建立起“政治正確”的輿論防線，更能用作安撫國內選民焦慮、掩蓋自身對美軟弱的一種投機性“強硬姿態”。

大眾汽車沃爾夫斯堡工廠航拍（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于是，歐盟將極其復雜的內外部困境，生硬地壓縮成了一套高度政治化的對華敘事。這種用尋找外部假想敵來代替內部反思的做法，本質上是用一種廉價的政治秀，逃避了本該進行卻極其痛苦的自我改革。然而，意識形態的“受害者敘事”根本無法掩蓋冰冷的市場現實。正如大眾汽車近期傳出考慮關閉德國本土工廠、面臨至多10萬人裁員的劇烈震蕩的消息，這一深層次危機絕不可能因為幾道保護主義的關稅高墻而發生改變。高企的要素成本、僵化的決策機制以及在智能化時代的迷失，才是真正制約歐洲企業發展的桎梏。歐洲政客這種不敢直面外部強權壓力、不敢大膽推動內部改革的做法，不僅無助于改善現狀，反而正在生生貽誤整個歐洲自救與轉型的最后機會。這恰恰印證了特朗普政府對歐洲最尖銳的批評：歐洲的文化和精神出了問題。當歐洲的決策層失去了直面競爭的意志，丟掉了刀刃向內的改革魄力，而只剩下推卸責任、筑墻自保的政治惰性時，其喪失的，將不僅是產業的未來，更是其立足于全球舞臺的生存根基。

需引導歐盟對華合作

回到理性軌道

目前，歐盟正將這種泛政治化的思路轉化為具體行動，這是一種危險的做法。錯誤的診斷開不出正確的藥方，貿易壁壘也無法修復歐盟的競爭力。關稅和審查工具用得越多，歐洲企業成本只會越高，產業轉型所需要的條件也會進一步受到擠壓。對內，這會削弱企業的變革動力，使產品更加缺乏出口競爭力；同時也會縱容民粹主義的傾向，使其走向極端。對外，原本可以保持穩定的關系，也更容易被推向長期的制度化對抗。從目前中歐溝通互動的表現來看，歐盟本身似乎正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希望通過設置貿易壁壘來讓中國服軟，屈從于歐洲設計的規則，以此作為彌補自身競爭劣勢的“捷徑”。但所謂捷徑，到頭來不過是一條死胡同，甚至可能失去中國這樣一個在創新、制造業以及市場層面的關鍵合作伙伴。

對我們而言，破局的關鍵是引導歐洲走出這種自我催眠。我們必須通過各種渠道，用客觀的研究和難以辯駁的數據橫向對比，向歐洲的政客、跨國企業乃至普通大眾反復厘清一個基本事實：歐洲病了，病根在它自己身上。哪怕把中國強行剔除出貿易版圖，歐盟對亞洲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同樣在急劇拉大。在此基礎上，需要讓歐洲決策層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對抗無法重振工業，理性的互利合作才能為歐洲工業和經濟“雪中送炭”。即便當下的地緣政治壓力再大，只要愿意回歸常識、直面問題，合作的空間和共贏的路徑就依然清晰可見。中歐之間絕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在產業、市場上有著現實的互補需求。歐洲要想重新找回競爭力，也恰恰離不開中國在新能源、智能制造和高效供應鏈上的優勢，這些都是歐洲工業降本增效、跨越轉型關鍵期的催化劑。歐盟需要正視中歐之間深厚的合作基礎和共同利益，而不是主動削弱本可支持歐洲產業復興的利益紐帶。

從更宏觀的全球格局看，中歐關系也是歐洲保持戰略獨立性的重要支點。一旦中歐貿易摩擦和對抗繼續升級，歐洲在經濟上將失去中國市場的牽引，在安全和戰略上也將更加依附于美國。這樣一來，歐盟長期宣稱的“戰略自主”只會更加空洞，甚至淪為大國博弈的附庸。對歐洲而言，真正理性的選擇是在復雜外部環境中保持清醒，用務實合作對沖政治化風險，不落入外部力量重塑陣營對抗的陷阱。

本文作者

鐘天：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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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李 征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