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堅持對外開放戰略的深層邏輯

當前，經濟全球化進入新一輪低谷期，以效率優先為特征的“超全球化”正逐步讓位于以安全考量為核心的“再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從來不是線性進程，而是在擴張與收縮、開放與封閉的周期性交替中曲折前行。本輪經濟全球化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前后，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達到“巔峰”。全球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全球貿易額及其占GDP的比重均在2007—2008年達到歷史峰值。2008年后全球貿易增速持續低迷、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大幅萎縮，主要經濟體進入經濟再平衡的艱難調整期。與此同時，氣候變化、地緣政治沖突、宏觀經濟衰退以及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浪潮劇烈交織、相互強化，驅動全球經濟步入“多重危機”共振階段。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也隨之發生轉換：效率優先讓位于安全優先，成本最小化讓位于供應鏈韌性，全球布局讓位于區域重組。

當前，在全球“多重危機”交疊的背景下，中國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有對經濟全球化周期性變化的深刻洞察，也有對推動全球經濟秩序調整的戰略布局，不僅有利于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有利于探索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新模式。

以國內確定性對沖全球不確定性

以國內市場的確定性對沖全球經濟體系的不確定性，構建“再全球化”進程中的系統性穩定器。現代經濟系統的極端復雜性與網絡效應使得在大多數領域進行徹底的“脫鉤斷鏈”成本高昂且不切實際。在部分西方國家頻繁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實施產業干預、大幅提高關稅的嚴峻背景下，全球資本、技術、人才等優質要素對“確定性”市場環境的估值大幅提升，急需尋找新的連接點與避風港。

中國在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基礎上，通過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連續性和有效落實，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當前，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本質上是向全球提供基于制度透明的穩定市場，有利于提升短期國內市場的“確定性”估值水平，長期看也有利于把國內市場打造為本輪逆全球化浪潮下的“避險樞紐”。同時，國內市場需求的持續擴張也會拉動全球供應鏈循環，為全球貿易伙伴提供重要的逆周期增長引擎。

探索生產性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新路徑

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規則變革，引導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探索生產性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新路徑。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路徑的內在缺陷。中國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堅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能合作、技術轉移等“生產性”合作優先于金融投機性資本流動。如截至2024年末，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存量達3700億美元，其中多數投向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領域。同時，堅持共享發展理念，推動包容性增長。不同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中國主動推行的數字與AI平臺開源共享，將自身積累的科技優勢轉化為全球發展所需的“公共基礎設施”，極大地降低了全球南方國家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準入門檻和參與全球分工的交易成本。此外，中國在對外開放進程中注重通過擴大內需主動擴大進口，實現從“被動積累外匯儲備”到“主動配置全球資源”的轉變，為解決全球儲蓄與消費失衡提供了新思路。

以開放紅利強化制度優勢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強調，各國應基于資源稟賦差異形成的比較優勢參與分工。然而，在技術變革加速迭代的背景下，比較優勢可能淪為“鎖定效應”，將后發國家固化在全球價值鏈低端。通過引入高水平外部競爭（尤其是在服務業、金融業、數字經濟領域），能夠利用開放壓力推動國內體制機制改革，驅動經濟發展從“成本套利”模式向“內生技術優勢”模式躍遷，實現從“世界工廠”到創新策源地的轉變。

深化制度型開放，以開放紅利強化制度優勢。當前，經濟全球化處于深度重構階段，國際經貿規則競爭日益激烈。可通過主動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知識產權保護、數據跨境流動、政府采購、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等領域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高能級開放平臺先行先試，嘗試將國內成熟經驗轉化為國際規則提案。在數字經濟、綠色金融、供應鏈安全等新興領域，主動引領國際規則磋商，實現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共建者”的轉變。

統籌開放與安全，構建更具韌性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關鍵，不是追求封閉的“絕對安全”，而是在動態開放中鍛造應對沖擊的制度韌性。如保持關鍵技術領域與全球創新網絡的深度連接，同時進一步完善自主創新能力。進一步支持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優化布局，同時保障關鍵環節的自主可控。穩步推進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便利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等資本項目開放，同時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逆周期調節工具箱。

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構建更加均衡的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傳統全球化模式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利益分配的嚴重失衡。未來可進一步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能合作、市場對接以及消除貧困等領域的務實合作。倡導更加公平、可持續的主權債務解決方案，避免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陷阱”。推動構建多元化、多層次、更加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選擇。通過深化全球南方合作，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從“權力博弈”轉向“規則共識”，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經濟基礎。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梁華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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