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高度警惕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合流帶來的巨大社會破壞力

在近期發的幾篇文章中，筆者對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特征、表現以及帶來的危害和有可能產生的后果，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以期引起人們對這兩種思潮的高度警惕，進而自覺地加以抵制和防范。

筆者今天想說的是，這兩種思潮是各自獨立、孤軍作戰嗎？

長期以來，部分輿論將二者視為彼此獨立、互不關聯的思想亂象，忽視了其深度耦合、雙向賦能、一體爆發的內在邏輯。事實上，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絕非孤軍作戰，二者天然適配、互為表里、深度共生，一旦形成雙臂合流的態勢，便會匯聚成裹挾社會、摧毀秩序、撕裂共識的破壞性洪流，對社會穩定、文明進步與國家發展構成致命威脅。

從底層邏輯與主體架構來看，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具備天然的共生基礎，形成了固定的耦合運行模式。民粹主義以普通民眾為核心主體，秉持極端平民主義、絕對平均主義、道德至上主義的核心特質，始終以底層群體的樸素訴求對抗精英階層、質疑現有制度秩序，聚焦本民族全體族群的階層矛盾與利益差異。而民族主義的核心，是以維護本民族整體利益為根本目標，其價值落地、目標實現、力量動員，必須依托本民族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的認同與參與。

二者的共生關系可精準界定：民粹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群眾基礎與開路先鋒，民族主義是民粹主義的價值旗幟與精神統領。民族主義為分散、無序、情緒化的底層民粹訴求，賦予了集體大義、民族情懷的正當性外衣；民粹主義則為抽象的民族理念，提供了大規模群眾動員、群體性運動爆發的現實載體。這一耦合特征并非當代獨有，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民族解放運動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拉美民粹主義多與左翼思潮交融，而非洲民粹主義則深度綁定民族獨立訴求，穆加貝、努喬馬、曼德拉“非洲三雄”等政治人物的治理實踐，均印證了二者合流所產生的強大社會動員力與秩序顛覆力。

在表現形態與價值內核上，兩大思潮高度同質化，共同具備非理性、反秩序、易極端的致命缺陷。無論是民粹主義還是極端民族主義，均摒棄理性思辨、制度規則與程序正義，高度依賴情緒化表達、群體性狂熱與大眾運動。其傳播與爆發，始終伴隨傳教士式的精神狂熱、群情激昂的輿論氛圍、一呼百應的群眾動員，極易脫離理性軌道，滑向權威主義與強人政治。

在思潮合流的作用下，二者徹底異化為排外主義、多數人暴政的代名詞，成為裹挾大眾認知的“精神春藥”。其現實運行邏輯，往往是政治強人裹挾底層民眾，集體夾擊社會中間階層、否定精英價值、消解制度權威，形成多數人的暴政這一極具破壞性的社會形態。相較于單一思潮的危害，合流后的雙重思潮吸附性、顛覆性成倍升級，極易進一步關聯種族主義、極端復古思潮，徹底打破社會平衡、摧毀發展根基。

回望中國近現代史，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兩次深度合流，留下了刻骨銘心、代價慘重的歷史教訓，充分印證了其巨大破壞力。清末義和團運動與上世紀文化大革命，是兩次典型的思潮合流亂象，二者呈現出高度一致的破壞性內核，集中體現為極端排外與徹底反智兩大特征。

在排外層面，義和團盲目仇視一切外來事物，排斥所有西方文明成果，乃至殘害接觸新思想、新事物的民眾；文革時期全盤否定西方思想文化、外來先進技術與現代文明理念，陷入封閉保守、盲目排外的極端誤區。在反智層面，義和團沉溺封建迷信，篤信神仙附體、刀槍不入的愚昧說辭，徹底摒棄科學理性；文革時期大肆仇視知識、打壓知識分子，將知識群體污名化為“臭老九”，徹底顛覆社會智識體系、摧毀文化教育根基。相較封建時代的義和團運動，現代社會背景下的文革亂象，其反智之徹底、理性之崩塌、文明之倒退，危害更甚百倍。兩段歷史深刻證明，兩大思潮一旦合流，必然引發社會秩序崩塌、價值體系混亂、文明進程倒退。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轉型關鍵期，梯度化的改革發展模式，造就了差異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少數群體獨享改革紅利，廣大底層民眾承擔社會轉型、結構調整的代價，部分弱勢群體喪失生活安全感與發展獲得感，滋生出對現行改革的抵觸情緒、對舊有模式的片面追憶，為民粹主義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土壤。

同時，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滋生的貧富分化、貪腐亂象、司法失衡、暴力拆遷、官黑勾結等社會問題，持續激化階層對立、積累底層怨氣，進一步助長極端平均主義、反精英、反秩序的民粹思潮。當下盛行的“文革熱”“復古激進言論”，以及“沒收富人資產無償分配”“重啟群眾運動打倒走資派”等極端口號，都是民粹主義抬頭的直觀體現。

與此同時，經過長期輿論引導，民族主義已然成長為一股體量龐大的社會思潮，極端化、情緒化、不可控的特征日益凸顯，甚至時常超出社會治理的駕馭范圍。民族主義本是凝聚民族共識、涵養家國情懷的正向力量，是治國理政的有益支撐，但一旦走向極端，便會演變為盲目排外、否定外來先進文明、割裂世界發展的負面力量。

防范兩大思潮合流異化，核心在于破解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二元對立，以制度制衡實現社會穩態發展。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實踐證明，摒棄民粹亂象、堅持精英主導的發展模式，能夠激活社會發展活力、釋放經濟增長潛力，實現社會財富的快速積累。但精英主義的單向發展，也滋生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公平缺失、道德體系滑坡等深層問題，進而引發底層民粹情緒的強烈反彈，形成社會治理的惡性循環。

成熟的現代社會治理，絕非非此即彼的極端選擇，而是在精英理性與大眾訴求之間尋求動態平衡。一方面，現代多元文明社會，必然包容精英階層的價值與作用，承認社會發展中適度差異的客觀必然性。社會公平的核心是起點公平、規則公平、機會公平，而非絕對平均的結果均等，如同競技賽跑，統一規則即是公平，強求同質結果則違背發展規律。

另一方面，必須倒逼精英階層堅守社會責任，以漸進式、普惠式的理性變革化解階層矛盾，主動消解民粹思潮的滋生土壤。歷史規律反復印證，若社會長期停滯變革、階層固化加劇、民生訴求積壓，極端思潮必將卷土重來，引發社會劇烈動蕩，最終精英階層與普通大眾都會承受動蕩代價。

禁錮的堤壩一旦放開，奔騰的洪水會流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