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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了一項驚人的數據:日本應屆大學生的就職率高達98.1%。
國內不少聲音將其美化為年輕人的就業天堂,然而仔細審視,這背后透出的盡是心酸與寒意。一個國家的就業率沖到如此高度,往往反映了勞動力的極度稀缺。
如今的日本社會,企業被迫放低身段,哪怕是知名航空公司也會因為機長短缺而削減航線。隨著連續十幾年的人口下滑,日本用工荒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
千萬勞動大軍憑空消失,工廠、便利店、養老院都在苦苦支撐。這場看似繁榮的“搶人盛況”,實則建立在過去三十年無數個體的血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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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今天驚人的就業數據,實則建立在過往沉痛的社會斷層之上。
有本書翻譯自日本,最早源自日本NHK電視臺的紀錄片。NHK在日本的地位就類似于國內的央視,或者英國的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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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大概一億出頭,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下降。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研究所的調查發現,日本四五十歲的人群里,選擇“家里蹲”的人數高達一百多萬。
英語語境里,這類群體叫“missing worker”,直譯過來就是消失的勞動者。現在是特朗普2.0執政期,他針對關稅搞了很多騷操作。
特朗普1.0執政期間,美國經濟狀況一度有所好轉,但當時GDP雖然上升了,勞動者的收入卻沒有提高,普通美國勞動者接受采訪時,對經濟發展的信心明顯不足。
美國很多智庫做了相關調研分析,結論和今天聊的合同工直接相關:“失業率確實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非正式雇傭勞動者一旦人過中年,如果跳槽失敗之后長期脫離職場,便會放棄求職,淡出勞動力市場。
其結果是無法在就業統計數據中得到體現,同時又處于長期不工作狀態的所謂消失勞動者的人數激增,勢必會阻礙經濟的良性循環。”這是美國的“家里蹲”情況,分析日本的同類現象之前,先來講講日本的“就職冰河期”,以及非正式雇傭勞動者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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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冰河期”聽名字就能想象,指的是就業市場極度慘淡的階段。日本的就職冰河期一般指1993年到2004年,就業極其困難的那段時期,開端就是日本著名的泡沫經濟崩潰。
當時日本很多大企業,集中錄用應屆生的人數大幅下降,哪怕是大學生畢業,也很難獲得一份正式工作,只能在失業幾年之后,作為非正式員工開始打零工。與此同時日本的失業人數還在增加,意味著有更多人競爭寥寥無幾的零工崗位。
日本的非正式雇傭,官方定義是相對于正式員工的正規長期雇傭而言,根據合同在特定時期內從事勞動的形式,具體包括契約社員、委托社員、派遣勞動者、兼職打工等等。
給大家科普下,日本的厚生勞動省,差不多相當于國家的衛健委加上人社部,再加部分民政部的功能,直譯就是衛生勞動和福利部,是日本政府非常重要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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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數據,目前日本的勞動力中,大概有40%都是非正規雇傭,也就是說每10個日本勞動者里,就有4個是合同工。相較于正式員工,非正式雇傭者普遍存在雇傭時間有限、低工資、低待遇、同工不同酬等問題。
把時間線拉長來看,當今那看似光鮮的98%就業率背后,其實是用無數這種“非正規雇傭”勞動者的犧牲換來的。當時很多人認為這種非正式雇傭只是暫時的陣痛,但現實是它直接制造了整整一代人的悲劇。
日本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泡沫經濟時期,先是日元大幅升值,資產價格飛漲,股票、房地產市場一片欣欣向榮。到了1991年泡沫破碎,房地產、股市雙雙崩盤,企業負債累累,銀行壞賬纏身,日本進入了漫長的“失去的十年”。
這件事的本質,其實是資本主義DNA里自帶的bug。資本主義系統內,企業的利潤增長總會遇到瓶頸,不管是市場端需求不足、產業過剩還是工人工資壓制等問題,總會有一個方面壓縮生產端的利潤空間。
這種時候資本就會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比如金融、房地產,尋求更高更快的回報,也就是所謂的金融化。日本的泡沫其實算不上自然破裂,基本是美國引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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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國因為自身貿易逆差嚴重、制造業空心化,逼日本簽了《廣場協議》。這和現在特朗普2.0時期的狀況有點類似,川普政府現在也在關注貿易逆差以及制造業回流問題,猛搞關稅試圖促進國內制造業發展。
和《廣場協議》不同的是,當年的協議是美日雙邊協定,日本吃虧還是簽了。但川普現在的操作更像是單邊行動,引發貿易伙伴報復性加稅之后,對美國國內制造業的促進未必有長期幫助。
簽了協議之后,日本出口產品價格猛漲,出口競爭力被大幅削弱。為了應對經濟壓力,日本政府推出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鼓勵內需。
簡而言之,《廣場協議》讓日本失去了很多制造業競爭力,日本政府轉而用金融手段強撐繁榮,結果調子起高了,搞出了一個非常空心化的泡沫幻想。日本本身也有很多結構性弱點,比如性別觀念非常保守,女性勞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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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對女性不友好,生小孩基本就意味著退出勞動市場,經濟話語權永遠處于下位,自然就會有很多人不愿意生小孩。新生兒少,老年人又愈發長壽,老齡化社會自然就來了。
一方面內需受限,另一方面外需被協議壓制,日本在短暫的極端金融繁榮之后直接倒下。給大家理個時間線:1991年日本房地產、股市雙雙崩盤,1993年應屆生普遍找不到工作的“就職冰河期”開始,中間存在明顯的傳導滯后。
1996年(平成八年),日本開始正式系統性推廣非正式雇傭,擴大勞動法里派遣勞動的行業類型。早在昭和六十一年,日本就有非正式雇傭制度,但當時適用的行業非常有限,僅限于軟件開發、財務處理這些少量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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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這項制度大幅擴容,幾乎覆蓋各行各業的白領、藍領崗位,1999年更是全面放開。
站在日本企業的角度,推行這個制度當然可以理解,沿用多年的終身雇傭制度成本太高,經濟泡沫破碎加上全球制造業有新玩家入局,企業面對成本壓力,最先動刀子的就是人力成本。非正式雇傭的合法化和擴大化,相當于給了企業裁員不用負責的制度性支持。
日本政府在這件事上,某種程度上講是和企業狼狽為奸的。當時政府有數據壓力,希望通過推行非正式就業制度,降低失業率指標。
剛畢業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很多中年勞動者被裁,當時日本的失業率數據非常難看。再加上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是既得利益群體,是退休后養老金豐厚的中老年男性,指望他們共情年輕人的經濟壓力、共情女性的職場困境,本來就不現實。
所以最后推出了非正式雇傭制度這個權宜之計,先把就業率數據做得好看點能交差就行。他們根本不在乎合同工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不在乎合同工在就業市場面臨的歧視,這些都不在政策制定者的考慮重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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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這個權宜之計,成了日本90年代畢業的應屆生一輩子的人生枷鎖。其實,關于日本犧牲兩代人保全數據的爭論一直沒斷過,之前網上就有一個觀點認為這無可厚非。
結合當下的中國就業形勢來看,這種用透支未來換取短期安穩的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
原版是紀錄片,里面記錄了很多非常真實的中老年家里蹲的個人故事,把這些故事抽象出一條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線,所有情節都是書里的真人真事,能讓大家更清楚時代浪潮下,個體是怎么一步步倒霉的。
故事的主人公是個上世紀九十年代畢業的日本男性,經濟泡沫破碎后,企業都在裁員,經濟下行,他畢業的時候完全找不到正式職位,四處碰壁之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干臨時工。不管是企業臨時工還是政府臨時工,都是朝不保夕,經常干了一年半載就被通知不用來了。
從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他的人生簡歷上全是斷斷續續、沒有競爭力的打零工記錄。他只能干那些工資不高、保障不多的臟活累活,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非常勤奮,經常主動加班。
不到四十歲身體就垮了,腸胃不好,腰上還有無法恢復的慢性病。種種問題加起來,他三十五歲之后找工作更難了。
這個時候他父母的身體也不太好,經常需要他居家照顧。隨著父母自理能力越來越弱,他找工作也屢次受挫,再加上工資一直很低,最終他決定不再找工作,辭職回家全職照顧父母,成了家里蹲大軍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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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家人”也成了他們最后的體面。這個時候全家的收入來源就只有父母的養老金,接下來通常會發展成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父母雖然身體不好但還算長壽,家里能持續領到不多但穩定的養老金。這個中年男人就依附父母維持共生關系,沒法開源,全家人只能節衣縮食。
這個男性從小就有當家庭主婦的媽媽,基本不怎么做家務,日本男性生活自理能力本來就堪憂,更別提照顧他人的能力。生病的父母也沒被他照顧得多好,要是遇到老人大小便失禁的情況,他更是應付不來,雙方都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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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情況是父母得的是重癥,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已經離開職場一段時間的家里蹲男性,失去了父母的養老金收入,自己也沒有積蓄。
如果父母給他留了住處,他只能靠父母剩下的微薄積蓄坐吃山空。日本電視臺報道的很多真實案例里,彈盡糧絕的家里蹲因為太餓,每天晚上都會去翻垃圾桶找吃的。
如果父母沒給他留房子,全家一輩子都是租房住,這個中年家里蹲基本就走到了人生絕境。
接受采訪的時候,這些在社會中消失很久的勞動者對著鏡頭問出了自己完全想不通的問題:明明自己這一生很勤奮、很本分,努力學習、努力工作,父母生病的時候努力盡孝,為什么到頭來是這樣孤苦無依的下場?
翻譯一下這個巨大而悲傷的人生疑惑:為什么這么努力善良,卻得不到一個體面生活到老的機會?最直接的原因剛才已經講了,哪怕是大學畢業生,二十多歲的時候因為經濟寒冬沒能進入正式社員體系,就被困在了低軌道的社會里,一眼望到頭,人生很難再有緩沖區。
這些在社會底層默默消亡的身影,正是那個時代留給后人最殘酷的教訓。日本花了三十年時間,犧牲了一代中年人的尊嚴,又透支了一代年輕人的前途,最終才熬出了所謂的98.1%超高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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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用勞動力斷層換來的虛假繁榮,絕不應成為任何國家效仿的榜樣。面對當前的就業挑戰,中國有著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廣闊的內部騰挪空間,具備消化壓力與產業升級的底氣。
新職業的涌現與老觀念的碰撞,才是當今社會需要跨越的真正難關。踏踏實實搞好產業升級,讓職業教育真正體面,把年輕人的預期與現實接軌,才是破局之道。
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中國絕不能重蹈覆轍,絕不能拿任何一代人的青春與未來去填補時代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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