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女性越來越多，新加坡的男人卻“不夠格”了

當 2025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TFR）跌至 0.87 的歷史低點時，政策制定者的驚愕之聲清晰可辨。作為回應，政府宣布成立由總理公署部長英蘭妮（Indranee Rajah）領導的“婚姻與育兒重塑工作小組”（Marriage and Parenthood Reset Workgroup），并將于 2027 年初提交完整報告。她的信息十分嚴峻：“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關乎存亡的問題，我們必須在它變得不可逆轉之前采取行動。”

幾十年來，標準的應對策略一直是經濟層面的。嬰兒獎金、購房津貼、托兒補貼和延長產假都被用來降低養育家庭的成本。然而，數據仍在持續下滑。為什么？因為我們正試圖用一張經濟電子表格來解決一個情感和文化問題。

如果我們想了解新加坡人為什么不生孩子，首先需要了解他們為什么不結婚。而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討論一個避而不談的核心問題：女性的“向上擇偶”（Hypergamy）傾向。

社會文化根源：新加坡語境

要理解為什么盡管教育環境不斷變化，“向上婚”（女性傾向于尋找社會經濟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在新加坡依然如此根深蒂固，就必須審視其社會文化環境。新加坡的社會結構深受其華人主體地位以及更廣泛的東亞認同感的影響，而這些認同感深深扎根于儒家價值觀之中。

傳統的儒家思想將男性視為一家之主和主要的家庭經濟支柱，而女性則被置于從屬的照料者角色。盡管現代新加坡女性在教育和職業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平權，但丈夫作為更“有成就”一方的文化遺存依然根植于家庭期望和同輩壓力之中。妻子收入高于丈夫，或者丈夫承擔主要照料家庭的角色，往往仍會受到社會偏見的審視。

新加坡以其競爭極其激烈、唯才是舉的社會而聞名，當地的“怕輸”（kiasu）觀念便是這一特征的縮影。這種心態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爭取頂尖小學的名額到職業晉升，無一例外。在一個推崇成功和文憑的社會中，未能達到社會期望——包括未能與一位“成功”的伴侶結婚——可能會導致強烈的羞恥感和顏面盡失。因此，學歷證書和薪資水平常常被用作衡量伴侶品格、能力和價值的替代指標。

這種競爭極其激烈的環境也轉化為撫養和教育孩子的高昂成本。在追求人力資本發展的過程中，東亞父母表現出“教育狂熱”，在私人輔導和課外輔導班上投入巨資，以確保孩子取得成功。新加坡沉重的育兒經濟負擔，促使女性去尋找具有更高收入潛力的丈夫，以便為未來的后代保障資源。正如許多社會學家所指出的，東亞體制對生命早期成就的重視，提高了投資兒童人力資本的回報，導致夫妻選擇“重質不重量”，將家庭規模限制在一兩個孩子；如果無法獲得必要的資源，甚至會完全放棄結婚。

傳統的擇偶邏輯已不再適用

“向上擇偶”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期望，即女性應該“高嫁”——選擇一個比自己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成功、收入更高的伴侶。在過去幾代人中，這在直覺上是合理的。男性是主要的養家糊口者，女性則尋求提供者。

但 2026 年的新加坡已不再是 1986 年的新加坡。如今，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已經超越了男性。2021 年的數據顯示，25 至 34 歲的女性中有 64% 擁有大學學位，而男性僅為56%。這一教育成就值得慶祝，但它徹底打破了傳統的婚姻市場。

如果女性只愿意嫁給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多的男性，但現在符合這一描述的男性人數正在減少，那么這種數學邏輯顯然無法成立。

其結果是嚴重的“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約會機構 Lunch Actually 在 2022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揭示了驚人的不對稱性：雖然新加坡 92% 的單身男性愿意與收入高于自己的女性約會，但只有 41% 的女性愿意與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性約會。這 50 個百分點的差距正是驅動人口危機的隱形力量。

受過高等教育、成功的女性發現自己正在競爭日益萎縮的“合格”男性群體。與此同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男性則悄然被完全擠出了婚姻市場。《2025年全國人口普查》用冷冰冰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2025 年，30 至 34 歲的男性中近一半（47.6%）處于單身狀態，高于五年前的41.9%。在華裔居民中，這一趨勢更為明顯。這兩個群體——高學歷女性和低學歷男性——都渴望結婚，只是他們沒有選擇彼此。

生物學的死胡同

在許多西方國家，結婚率下降并不一定意味著出生率下降，因為非婚生子女在社會上是被接受的。在一些經合組織（OECD）國家，非婚生子女占總數比例超過 40%。

但在新加坡，我們深厚的亞洲傳統意味著生育幾乎完全與婚姻掛鉤。非婚生子女僅占本地居民出生人數的 2% 左右。因此，每一次“錯失”的婚姻實際上就是一次錯失的生育。在新加坡的文化背景下，“向上擇偶”的陷阱不僅延遲了家庭的組建，更是消滅了家庭。

當高學歷女性找不到符合傳統期望的伴侶時，她們不會降低標準，而是選擇凍卵。耶魯大學人類學家瑪西亞·因霍恩（Marcia Inhorn）教授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冰封母職》（Motherhood on Ice）中記錄到，選擇性凍卵的主要驅動力并非職業野心，而是缺乏“合格、受過良好教育且平等”的伴侶。新加坡于 2023 年解除了對選擇性凍卵的禁令。使用這項服務的女性并非自私的職業女性，她們是未能跟上現實變化的婚姻市場的犧牲品。

客廳里的悄然革命

好消息是：一些新加坡人已經開始在悄悄重寫劇本。

新加坡全職爸爸的人數從2022 年的 1,900 人增加到 2025 年的 3,000 人，目前占因照顧孩子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居民人數的 7.4%。這些男性——曾經的軟件工程師、IT 經理、企業家——退出了全職職業，在妻子工作時擔任主要照顧者。他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犧牲，而是稱之為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時光。

與此同時，雙薪夫婦的比例從2020 年的 52.5% 上升到 2025 年的 56.6%。越來越多的夫婦共同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越來越多的父親參與育兒。舊模式正在瓦解。

但這些男性仍面臨社會污名。中文里的貶義詞“吃軟飯”——指靠女性生活的男性——在網上仍被隨意地投向全職爸爸。這種污名化不僅是不友善的，更是對我們生育率的直接打擊。

“重塑”真正需要重塑的是什么

如果英蘭妮部長的領導小組想要實現真正的“婚姻與育兒重塑”，就必須超越托兒補貼，正面應對文化腳本。兩個根本性的轉變至關重要。

首先，使“平等擇偶”常態化。我們需要贊美那些妻子是主要收入來源或擁有更高學位的夫婦。在瑞典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夫婦們越來越多地圍繞共同價值觀和互補優勢而非僵化的性別等級來組織家庭——盡管其生育率也在下降，但仍明顯高于新加坡。對瑞典的研究表明，當夫婦立足于平等伙伴關系而非社會地位時，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降格婚”（Hypogamous unions）并不會削弱婚姻。一個作為丈夫和父親的價值，不應被簡化為他的薪水單或學歷證書。

其次，倡導“積極參與的父親”。如果女性要全力投入事業，男性必須在回歸家庭方面獲得支持——不是勉強為之，而是擁有真正的社會和職場支持。研究表明，父親休至少兩周陪產假的孩子，行為問題更少，學業成績更好。父親的參與不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而是一項公共衛生投資。職場必須停止把休陪產假的男性視為異類，而應開始把不休假的男性視為少數。

結語

新加坡的人口危機不僅僅是政策的失敗，更是一種文化上的錯配。我們賦予了女性 21 世紀的教育和職業，但我們仍在用 20 世紀的標準來評判男性和婚姻。

經濟激勵措施永遠是必要的，但已不再足夠。除非我們有勇氣重寫對關系的期望，消除對女性養家和全職爸爸的污名，并將男性的價值與其收入脫鉤，否則總和生育率將繼續緩慢而無聲地滑落。

政府可以建造組屋并補貼幼兒園。但只有我們——作為個人、家庭和社會——能夠改變我們選擇愛誰，以及以什么樣的條件去愛。

參考

https://www.strategygroup.gov.sg/new-workgroup-to-review-policies-and-galvanise-societal-support-for-marriage-and-parenthood-reset/

https://www.singstat.gov.sg/-/media/files/publications/population/ssn222-pg16-19

https://www.lunchactually.com/sg/blog/lunch-actually-annual-regional-survey-2022/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more-young-spore-residents-aged-25-to-34-staying-single-especially-among-chinese

https://communities.springernature.com/posts/female-hypergamy-in-singapore-addressing-graduate-women-s-mismatched-marriage-expectation-is-crucial-for-tackling-the-nation-s-fertility-and-demographic-crisi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community/fatherhood-full-time-why-more-singapore-men-are-staying-home-to-care-for-their-children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more-young-spore-residents-aged-25-to-34-staying-single-especially-among-chinese

https://doi.org/10.1093/esr/jcz065

本文作者：皇文進（北京大學）

新加坡眼收到北京大學副教授皇文進（新加坡籍）讀者來函，希望刊發他的文章《約會觀念重塑：應對新加坡生育危機的關鍵》（原文標題）。新加坡眼刊發此文，不代表我們同意作者觀點。歡迎讀者發表你們的意見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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