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氣候政治”破滅，中國如何在綠色領域“彎道超車”？｜GBA編譯

譯者按 ·2026·07·07

2026年6月，歐洲遭遇史無前例的熱浪侵襲，德國連續刷新歷史高溫紀錄達41.7℃。近年來，歐洲夏天熱浪漸趨頻繁，但繁瑣的法規與行業壁壘，高昂的安裝與使用成本都制約人們安裝空調。然而，今年某款中國廠家的移動空調的需求激增，以至于其二手空調價格已經超過了新機，多地斷售。中國空調在歐洲如此受歡迎，不僅反映出“中國制造”的茁壯創新力，更反映出中國在進一步落實綠色低碳發展。

哥倫比亞大學氣候學院教授發文指出，曾主導全球氣候議程的西方框架正走向瓦解——歐盟撤回燃油車禁令、美國綠色產業政策受制于選舉周期，氣候行動的緊迫性要求與民主政治的時間尺度存在結構性矛盾。當西方還在爭論不休時，中國已依托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與不受選舉政治掣肘的體制優勢，在太陽能、鋰電池、電動汽車領域實現“彎道超車”，占據全球市場主導份額。

本文原載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題為“The End of Climate Politics”，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美國紐約聯合廣場上，在百思買（Best Buy）門店和月租8000美元的一居室公寓之間，安裝著一件名為“氣候時鐘”（the Climate Clock）的公共藝術裝置。在“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和“保護地球”等字樣交替閃現的同時，這座時鐘以秒為單位進行倒計時，直到全球變暖不可逆轉地達到1.5攝氏度。2020年9月，該時鐘首次亮相時，全世界還有大約七年零一百多天的時間采取行動。而在今年2月筆者到訪時，倒計時僅剩三年零156天。

然而，早在倒計時歸零之前，“氣候時鐘”就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古董”。美國共和黨主導的針對氣候問題的攻勢暫且不論——這是針對環境、社會和治理標準以及所謂“覺醒資本主義”（woke capitalism）的更廣泛意識形態戰爭的一部分——過去幾年里，隨著“氣候精英”逐漸偃旗息鼓不再強硬，氣候目標出現了令人震驚的“開倒車”。

就連長期自詡為全球氣候領導者的歐盟，最近也退縮了，放棄了其最雄心勃勃的政策——對新內燃機汽車的禁令，并以維護經濟競爭力為名，削弱了減排目標。長期以來指導氣候政策的共識正在瓦解：無論是出于政治反彈、經濟擔憂，還是精英階層的消極妥協，圍繞全球氣溫目標展開的氣候政策似乎越來越難以維系。

與此同時，中國卻在清潔能源領域突飛猛進，通過單邊行動成為全球太陽能電池板、鋰離子電池和電動汽車的供應商。盡管中國的減排成果未達其自身目標，不可否認的是，它已壟斷市場，成為世界首個清潔能源超級大國。對于那些堅信西方設計的以目標為導向的國際氣候條約框架能夠拯救地球的人來說，這無疑是政治風向的以此驚人轉變。值得深思的是，西方設計的這一框架究竟是什么，又究竟錯在哪里。

美國紐約聯合廣場上的“氣候時鐘”（圖源：earth.org）

氣候變化議題被西方自己拋棄

當氣候變化在20世紀80年代末首次登上國際議程時，它的定位是一個有著明確解決方案的問題。聯合國主導下，關于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層物質（CFCs）的談判取得成功后，氣候變化似乎即將為一種獨特的國際環境外交模式再添一筆勝利：由西方主導、以科學為基礎，且致力于預防環境問題的模式，而非在問題發生后才作出反應。

《蒙特利爾議定書》（the Montreal Protocol，也稱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議定書）對氣候政治的影響之深遠，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與氣候變化一樣，臭氧層耗竭也是科學界認定為迫在眉睫的威脅，而非已經爆發的環境危機；同樣，這也是一個需要整個國際社會共同參與才能解決的集體行動難題（盡管該問題絕大多數是由工業化國家造成的）。許多參與氣候變化事務的外交官、談判代表、聯合國官員和非政府組織，最初都是在臭氧問題上積累了經驗。

因此，人們曾寄予厚望，認為氣候問題將參照臭氧問題的模式得到解決：就威脅的本質達成科學共識，引發國際政治關注，然后通過談判達成一項以具有約束力的目標和時間表為核心的條約，其中包含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豁免條款。然而，臭氧問題與氣候問題之間存在關鍵區別——例如，臭氧層耗竭是由單一類化學物質造成的，而非歸咎整個工業社會；此外，在臭氧問題上，很快就找到了化學替代品，這使得美國巨頭杜邦等業內大企業逐步淘汰CFC有收益——但這些區別通常被淡化處理，因為需要營造一種希望與可能性的氛圍。

將氣候變化定性為“集體行動”問題，意味著就如何應對及競爭型政治這兩點，幾乎沒有進行過任何有意義的辯論。西方精英們反而理所當然地認為，組織氣候變化問題，工具都來自于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內部。

2015年是《巴黎協定》簽署之年。在經歷了多年的氣候談判僵局——其中的最低谷是2009年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COP）談判破裂——之后，《巴黎協定》被譽為一項歷史性突破，表明在氣候問題上采取集體行動依然可行。

如果說《巴黎協定》后的局勢確實標志著氣候政治史上的新篇章，那正是源于向綠色產業政策的轉變：即由國家主導，推動經濟向低碳能源體系進行結構性轉型。關于“綠色新政”的最早提案可追溯至2007年，當時經濟學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以振興美國為名，主張實施由國家主導、覆蓋全經濟的能源轉型。但在2010年代末，“綠色新政”的討論開始與左翼關于公共供給和糾正經濟不平等的計劃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綠色新政在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2020年總統競選中占據核心地位，這絕非偶然。

隨著綠色產業政策領域的拓展，氣候也被納入了一個政治博弈的領域，而該領域原本僅局限于國際條約范疇。但突然間，氣候問題卻和關于聯盟構建和分配政治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層面的問題聯系在了一起。這也意味著，任何氣候政策的成功都來之不易，且受制于選舉政治的約束，而選舉政治需要花費的時間尺度，與主流的“氣候問題”運動所倡導的緊迫性，兩者在根本上是相悖的。

中國綠色能源路線

當西方還在對綠色能源的未來爭論不休時，中國卻已著手將其變為現實。2006年，“十一五”規劃就將清潔能源確立為戰略性產業重點，首次標志著中國正將自身逐步定位為清潔能源主要參與者。在電動汽車領域，具體體現為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及中國鋰離子電池供應商提供補貼，同時對進口電動汽車征收高額關稅。短短十年間，中國成功催生了國內電動汽車產業：僅2015年，中國插電式電動汽車銷量就猛增343%；該年年底，比亞迪已成為全球領先的插電式電動汽車制造商。而在十年后，比亞迪已成為全球銷量最大的電動汽車制造商。

巴西卡馬薩里的一家工廠正在組裝比亞迪汽車，這家中國電動汽車制造商為巴西總統提供專車，將其送往巴西貝倫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圖源：路透社）

類似的情況也適用于眾多中國制造的綠色技術：截至2024年，中國制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和蓄電池占據了全球市場80%的份額，中國新增風電裝機容量約占全球的60%。綠色轉型正在成為現實，只是并非按照西方的方式，也并非由西方領導，更非出于西方的原因。

中國的崛起顛覆了氣候政治本質的一個核心假設：在氣候行動方面，西方是引領者，其他國家則跟隨其后。這一假設根植于最初的聯合國條約框架之中，該框架將世界劃分為發達國家（被認為是造成問題的責任方）和發展中國家（需要規勸和激勵去采用低碳能源系統）。然而，中國轉向清潔能源的動機并非源于西方氣候政治的規范框架，例如凈零排放承諾、碳市場或1.5攝氏度的道德要求。

事實上，長期以來，中國質疑這些條約不過是限制“全球南方”國家發展的借口。因此，中國嘗試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清潔能源。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模式不受選舉周期的影響，也無需與私人資本談判，擁有西方民主國家難以復制的結構性優勢。即使是來之不易的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IRA）——美國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氣候政策法案，其中3690億美元用于將中國主導的各種清潔能源供應鏈轉移到美國本土，并刺激消費需求——與中國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巨頭相比，也顯得微不足道。在IRA通過之時，中國已經生產了全球85%的太陽能電池和四分之三的鋰離子電池。

有人認為，中國成為全球能源轉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變革者角色，標志著西方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其歷史觀。但更貼切的說法是，中國的崛起只是凸顯了氣候政治內核中長期存在的若干矛盾。

與此同時，即便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對世界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西方仍然堅持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在不威脅現有全球經濟秩序的情況下得到解決。即便氣候變化被定義為一場關乎人類存亡的重大危機，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機制——國際談判、國內立法、企業承諾，本身流程冗長、決策審慎，且極易受政壇局勢變動影響。

中國崛起為清潔能源制造大國，其中頗具諷刺意味的一點在于：西方耗費三十年時間，搭建起支撐能源轉型的政治、制度與金融框架，并培育出全社會對能源轉型的普遍訴求；西方投入了海量智力、政治、外交與財政資源，致力于減緩氣候變暖。可如今實實在在收獲產業紅利的卻是中國。換言之，西方到頭來只是為如今銷往全球的中國新能源產品開拓出了廣闊市場。

本文作者

Leah Aronowsky

哥倫比亞大學氣候學院助理教授。

本文譯者

周宇笛

GBA學術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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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覃筱靖

排版｜詹蘊第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