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過十億是否有保命機會？從白某輝受賄入庫案例談起

隨著白某輝等一眾前華融公司領導干部受賄過十億案件紛紛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尤其是新聞稿中明確白某輝有重大立功表現，但“綜合其所犯受賄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這樣的報道傳遞出的信息是，只要受賄單罪數額過十億，即便重大立功等量刑情節等一應俱全，仍要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樣的信號無疑會強力震懾“潛在的犯罪對象”，比如在位的領導們，明白貪腐到了十位數，真會要命。對于普通群眾來說，也是一場樸素的正能量價值兌現，“重典治吏就應該這樣”。2025年底，白某輝被執行死刑的新聞，廣大群眾紛紛點贊。

值得深思的是：一旦單罪受賄數額上十億，無論如何都必須判死，對于那些潛在的犯罪分子及留置對象及其家屬，數額接近十億的，似乎所有的配合都喪失了意義，審查調查的難度可想而知；同時會喪失追贓挽損的積極性；更會喪失他們提供重大案件線索的意愿，畢竟損人也不能利己。

或許有人會說：職務犯罪的當事人都是黨員領導干部，立足黨性覺悟原本他們也應該如此。但一是并不是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都是黨員，也并不是所有在外面籌款退贓的家屬都是黨員；二是只有立足人性才能解決問題，否則刑法關于量刑情節的規定都可以在職務犯罪領域刪除了。

近期，最高法編號2026-03-1-404-001的入庫案例《白某輝受賄案——受賄罪的死刑適用及重大立功從寬處罰標準的把握》為這樣問題的討論提供了素材，也讓單罪貪污或者受賄上十億的人如何保命提供了“求生指南”。

白某輝單罪受賄11.08億余元，之所以有重大立功也被判死，入庫案例給出了四方面的重要理由：

第一，入庫案例明確，對受賄犯罪分子判處死刑必須同時具備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等條件。該入庫案例指出，“白某輝受賄后為行賄人提供幫助，導致巨額國有資產處于不確定的風險中，嚴重危及了國家金融安全。”這與普通受賄拿了老板財物后沒有提供幫助或者提供“順水推舟”流程性的幫助并不相同。也就是說，如果白某輝多次多人多年的收受賄賂，也沒有因為幫助老板辦事鬧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沒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或嚴重不良影響，僅因數額過十億，也未必符合死刑立即執行要求的“罪行極其嚴重”。

第二，退繳不到位。入庫案例指出，“白某輝受賄11.08億余元，案發后僅有6.3億余元追繳到案，尚有巨額財物未追繳到案。”對于受賄如此巨大的被告人及家屬來說，退了錢未必能保命，但不退錢卻肯定不能保命。退錢是保命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三，輕易翻供。筆者一再強調，沒有客觀證據印證的翻供，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甚至還會起到反作用。即便放在普通刑事案件亦如此，更別說政治性強的職務犯罪，甚至受賄過十億的數額如此之巨的職務犯罪。

第四，重大立功的價值不大。入庫案例也從功利的角度闡釋了白某輝所謂重大立功價值大打折扣的原因“白某輝的立功表現與通常的立功情形有所不同，其檢舉的犯罪線索與其本人受賄犯罪直接關聯，被檢舉人系與其為同一行賄人的同一項目謀取利益”，換言之，即便白某輝自己不主動說，因該案屬于辦案中常見的“窩案串案”容易查獲，與“另起爐灶”可以重新開展大案要案查處的重大立功并不相同。

綜上，對于貪污、受賄數額極其巨大的被告人及家屬，要想保命：一是積極退賠全部贓款及其收益；二是不輕易翻供，除非有客觀證據證明自己當時的供述有誤；三是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與自己犯罪關聯度不大。

作者：丁慧敏律師，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教育背景：武漢大學法學學士、清華大學法學碩士、法學博士

學術任職：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論壇學術委員；廈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畢業論文評審專家、課外指導老師；天津師范大學法學院刑事風險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員；北京中醫藥大學醫藥衛生法學研究生校外兼職導師、湖北民族大學法學院兼職導師。

學術成果：協助張明楷教授整理法學暢銷書《刑法的私塾》；在《環球法律評論》《現代法學》《政治與法律》《人民法院報》《人民檢察》等核心期刊/ 權威報刊發表法學論文多篇。

執業專長：深耕刑事辯護領域，專注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案件辦理，曾辦理廳局級干部受賄、貪污等職務犯罪案件 50 余起、行賄案件多起，均實現數額核減、量刑遠低于量刑建議的良好辯護效果；成功辦理內幕交易、集資詐騙、合同詐騙、非法經營、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等經濟犯罪案件多起，斬獲無罪、罪輕等優質辯護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