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上帝與此無關，這一次，巴西隊還是沒能做到。正如卡洛·安切洛蒂對莫妮卡·貝爾加莫所說，他不祈禱，因為上帝有比足球比賽更值得操心的事。我從未向任何人承認過這件事，連母親也沒有，但在1982年7月5日，巴西隊以1比2落后意大利時，我曾一個人走進衛生間祈禱。
后來，特萊·桑塔納執教的那支巴西隊還是以2比3告負，所以，安切洛蒂是對的。上帝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40多年后的今天，巴西又一次在7月5日出戰。回頭看世界杯歷史，在1982年那個巴塞羅那薩里亞球場的星期一，是我唯一一次為比賽祈禱。除此之外，只有1972年“小世界杯”對蘇格蘭的1比0，以及2021年美洲杯對秘魯的1比0，給我留下類似記憶。
巴西2比3負于意大利的那個星期一，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外祖母瑪麗亞·埃米利亞。那天，我們送外祖父和她去機場，他們將啟程前往故鄉葡萄牙，進行為期3個月的旅行。兩個月后，也就是9月，一場來勢洶洶的癌癥奪走了她的生命。
同一個星期一，我失去了兩樣東西：世界杯，以及我的外祖母。有人說，巴西足球的藝術性就是在那一天終結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將是第三重失去，但事實似乎并非如此。
有人認為，國家隊正是因為輸給了意大利，才開始踢得難看、陣中塞滿后腰。對此，一個反例是1978年的那支巴西隊：那支球隊本來就踢得不好，而克勞迪奧·庫蒂尼奧征召名單中用希康取代法爾考，也早已說明問題。
如果巴西真是在1982年7月5日放棄了“藝術足球”，那么4年后特萊·桑塔納就不可能再次出任國家隊主教練；他本該被徹底打入冷宮。歷史最終肯定了他，包括他在薩里亞的那場失利。
后來，人們制造出一個虛假的二元對立：要么像1994年那樣贏球，要么像1982年那樣輸球，仿佛巴西足球只有這兩種道路。可別忘了，2002年的巴西隊贏下了全部比賽，還擁有賽事最強火力。至于1970年那支由扎加洛執教、貝利領銜的球隊，更是超出一般比較范圍。
在巴西，人們從未像阿根廷討論梅諾蒂與比拉爾多那樣，形成一種特萊對帕雷拉，或特萊對扎加洛的教條式對立。前者在1978年奪冠，主張進攻足球；后者則在1986年依靠馬拉多納和務實主義登頂。
在這里，這場爭論本身就是虛假的：仿佛只有“像1994年那樣贏”或“像1982年那樣輸”兩種結局。可實際上，還有“像2002年那樣贏”——7戰7勝，進攻火力最強，拿到第5顆星，羅納爾多、里瓦爾多、羅納爾迪尼奧、羅伯托·卡洛斯和卡福共同閃耀。
同樣自相矛盾的是，國內有些人因為安切洛蒂更傾向于使用前鋒馬丁內利，而不是后腰達尼洛·桑托斯，就把這位意大利教練稱作“怪教授”。安切洛蒂遠不是一個保守死守的教練，但他也絕非瓜迪奧拉那樣的革命者——而后者恰恰常因強調進攻而受到批評。
從戰術上看，這樣的選擇并沒有損失，因為馬丁內利在左路的回收與保護，甚至可能比達尼洛做得更好。他還可以與維尼修斯輪換位置，讓球隊最出色的球員時而靠近球門，時而拉到邊線附近，以此誘使挪威防線拉開。
安切洛蒂的目標，既不是一味猛攻，也不是疲于防守。他想要的是贏球，并讓這個7月5日留下比44年前更快樂的記憶。
正如美元紙幣上寫的那樣：“我們信仰上帝。”但我們也知道，這件事與上帝無關，而巴西還是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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