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者、剝削者還是毀滅者？拆解關于AI的9大核心利益局

關于作者

Anthea Roberts

國際法與全球治理教授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哈佛法學院客座教授。國際法與全球治理教授，同時也是"蜻蜓思維"（Dragonfly Thinking）初創公司的創始人。她以研究有爭議的全球性辯論，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增強人類在復雜決策中的思維能力而聞名。

隨著人工智能迅速重塑我們的世界，狹隘的單一視角思維可能會將局部誤認為整體。為此該文引出看待當前AI應具備的9種視角，只有同時用這9種視角，才能更全面地看懂當下的AI新聞。

人工智能是什么樣的，取決于你的視角，它可能看起來像是一種解放性的工具、一種生存威脅、一場環境災難，或者別徹頭徹尾的某種異形物種。

這并非源于個人偏見；而是因為這一現象本身所呈現的面相，遠超任何單一立場所能涵蓋。

我在關于經濟全球化的辯論中曾見過類似的模式。理性且信息充分的人們審視同一現象，卻講述著截然不同的故事：誰在贏、誰在輸，以及為何這很重要。

哲學家Timothy Morton為這類難以被人類共同理解的事物創造了一個術語："超客體"（hyperobjects），即一個跨越時間、空間和領域分布，以至于無法用任何單一視角加以理解的龐然大物。氣候變化是一個典型的“超客體”，而人工智能則是最新的一個。

人工智能在本質上不同于以往的技術革命。它能夠起草法律文書、診斷醫學影像、生成建筑設計方案。這些能力跨越多個領域，以月而非十年為單位快速演進，并且首次取代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而非工廠工人。

要真正理解這一"超客體"的深遠影響，我們需要發展"蜻蜓的復眼式思維"。蜻蜓擁有由數萬個小透鏡組成的復眼，每個透鏡占據略微不同的位置。每個透鏡雖各有其用，卻僅能捕捉局部畫面。當它們整合時，復眼便能近乎同時地觀察幾乎所有方向。

為了更好地以復眼的方式理解人工智能，本文梳理了九種關于人工智能的主流敘事，每一種都基于真實證據，每一種都捕捉到了其他敘事所忽略的內容。其中三組敘事從對立面審視同一問題。

第一對，從"建設者"（Builders）與"被取代者"（Displaced）的視角出發，探討人工智能如何改變工作。

第二對，從"地緣政治鷹派"（Geopolitical Hawks）與"權力批評者"（Power Critics）的視角，審視人工智能如何集中權力。

第三對，從"顛覆者"（Disruptors）與"真相捍衛者"（Truth Defenders）的立場，質疑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信息生態。

最后一類敘事是"環境批評者"（Environmental Critics）、"安全社群"（Safety Community）和"人文主義者"（Humanists），這些視角各自獨立，因為它們識別出的損失沒有相應的收益與之對應。

隨著人工智能迅速重塑我們的世界，狹隘的單一視角思維可能會將局部誤認為整體。采用更全面、多角度的視角，有助于我們管理這項技術，而非被其支配。復眼視角讓AI的成本與收益、贏家與輸家都清晰可見。

人工智能改變工作

（1）建設者：人工智能創造豐裕

2024年9月，OpenAI首席執行官Sam Altman發表了一篇題為《智能時代》的文章。

其核心主張極具雄心：人工智能將加速科學發現、使專業知識獲取民主化、提升生產力，并創造如此巨大的繁榮，以至于今天的財富相比之下不值一提。

這就是 Altman與同為人工智能巨頭Demis Hassabis和黃仁勛所描述的世界，他們的觀點有真實證據支撐。

DeepMind首席執行官Hassabis因AlphaFold預測蛋白質結構的突破性成果，分享了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這一突破實現了一代結構生物學家孜孜以求的目標。

然而，與人工智能是充滿希望的革命性工具這一論點共存的，是其激勵結構。那些最有力論證這一觀點的創始人、風險投資人和芯片制造商，恰恰也是若世界接受其敘事框架便能獲取巨額財富的人。

然而，"建設者"敘事的支持群體遠不止硅谷。2025年Pew研究中心調查25個國家時發現，印度、肯尼亞和尼日利亞對人工智能的態度最為積極，而美國、澳大利亞和意大利則最為謹慎。

這種熱情并非毫無根據。在那些因地理和收入限制而難以獲得醫生、律師、教師和翻譯服務的國家，人工智能提供了此前無法企及的能力。印度農村的一位農民現在可以獲得專科醫生的診斷能力，學生可以擁有私人導師。上述場景并非假設性的未來，這解釋了為何發展中國家對人工接納度更高，因其基于與西方不同的成本—收益邏輯。

這一敘事還基于一種許多西方人已不再持有的期望，即技術收益將被廣泛共享。"最終人人都會受益"曾是支持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論據。但當收益高度集中導致社區空心化時，反彈情緒助推了特朗普的當選、英國脫歐以及中間派共識的破裂。

"建設者"正在下同樣的賭注。AI能力的提升是真實的。但能力不等于人人有份，歷史記錄表明，公平分配不會自動實現。

（2）被取代者：我們怎么辦？

2023年，好萊塢因圍繞人工智能的罷工而停擺。編劇們奮力阻止自己的作品成為劇本生成AI的訓練材料。演員們努力防止自己的形象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用來生成一個虛擬數字人。數月之內，《紐約時報》和視覺藝術家也對人工智能公司提起訴訟，指控其使用自己的作品進行訓練。

與以往每一波自動化焦慮浪潮不同的是，此次受影響的人群階層發生了變化。過去的技術創新主要沖擊工廠、礦山和農田。人工智能改變了這一點。如今面臨被取代風險的工人包括律師、會計師、分析師、記者和程序員：這些人上大學很可能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獲得機器無法勝任的工作。

AI取代白領的速度和規模加劇了這一問題。一個在一月份還感覺安全的職業，到十二月就可能面臨生存壓力。人工智能是通用型的：它并非取代單一任務，而是同時削弱整套技能的價值。

"被取代者"提出的論點超越了就業數量的層面。工作能夠提供結構、目標、身份認同和社群歸屬。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調研了一千年的技術變遷，發現創新惠及勞動者并非自動發生。創新與共享繁榮間的聯系，源自制度博弈，而非市場自然運行的結果。而且，人工智能系統正是以那些被其取代的勞動者所積累的創造性與智力產出為訓練數據。首先，你的工作訓練了系統；然后，系統奪走了你的工作。

2023年，高盛發布了一份關于人工智能經濟影響的報告。"建設者"引用了其中一個結論：人工智能將使全球GDP增長7%。"被取代者"則引用了另一個結論：約3億個工作崗位將面臨自動化風險。同一份報告，截然不同的結論。

這一模式是關于全球化爭辯的縮影：總體繁榮，個體痛苦。

人工智能集中權力

（1）地緣政治鷹派：誰在控制它？

2024年，人工智能研究員兼投資者Leopold Aschenbrenner發布了《態勢感知：未來十年》——一篇長達165頁的文章，讀起來像是一份泄露的機密簡報。盡管該文探討了人工智能的多個方面，但其重點在于地緣政治。

文中指出，超級智能將在2030年前到來，而率先構建超級智能將帶來復合優勢與不可撼動的領先地位。

數月之內，Aschenbrenner的文章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論述，主張將人工智能視為本世紀決定性的戰略競爭。

這一地緣政治敘事包含兩個維度。首先是中美競爭，即雙邊爭奪人工智能霸權的競賽，涉及軍事、經濟與情報層面。這正是前谷歌首席執行官Eric Schmidt警告美國絕不能輸掉的競賽。而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的5000億美元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投資"星際之門"是政府已接受這一框架的最明確信號。

地緣政治的第二個維度則被第一個維度所遮蔽。對大多數國家而言，問題不在于美國或中國誰會贏得人工智能競賽，而在于它們能否避免完全依賴其中任何一方。歐洲的數字主權議程、印度推動本土模型發展、阿聯酋定位為競爭陣營之間的人工智能樞紐：這都是國家層面的非競爭性舉措。

計算機科學家李開復警告稱，人工智能競爭將形成雙頭壟斷，使其他國家淪為數據殖民地。數字主權才是世界其他地區的關切所在。

"地緣政治鷹派"的論點令人信服。前沿人工智能能力集中于兩個國家是事實。芯片出口管制是真實存在的。軍事應用是明確的。然而，軍備競賽的視角可能恰恰助長了鷹派所擔憂的對抗烈度。

（2）權力批評者：誰來問責？

2019年，Meredith Whittaker在谷歌工作十余年后離開高管職位，她直截了當地描述了自己在行業內的所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計算能力與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由少數幾家無需向任何人負責的公司所掌控。

AI Now研究所2025年的報告為這一現象命名："人工權力"（artificial power）——即人工智能整合讓科技公司的影響，遠超其市值，延伸至治理、知識與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

此處至少存在三種不同的關切。

最顯而易見的是少數公司控制著模型、算力、數據，以及日益成為其他經濟部門所依賴的物理基礎設施。科幻作家特德·姜（Ted Chiang）精準概括了其結構性邏輯：人工智能是資本實現降低勞動力成本、集中權力、外部化風險等一系列目標的工具。

對過度集中的關切也延伸至國家權力，且跨越不同政體類型。政治學家Virginia Eubanks在2018年記錄了美國福利機構的自動化系統如何系統性地損害其本應服務的群體。社會學家Ruha Benjamin于2019年創造了"新吉姆代碼"（the New Jim Code）一詞，用以描述那些以客觀性為幌子強化種族等級的算法系統。

此外，或許還有最具深遠影響卻最少被討論的關切，即AI使得民主基礎設施本身退化。機器人生成的評論已淹沒監管流程，以至于壓倒了真實的公民意見。人工智能為游說者起草立法、以讓審核變得不可能的規模自動化模擬公眾活動。當人工智能能夠偽造這些機制時，公民挑戰權力的途徑便不再有效。

地緣政治鷹派與權力批評者審視的是同一結構性事實，即少數公司控制前沿人工智能，卻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地緣政治鷹派希望賦能這些公司，使其成為為國效力的國家級科技巨頭。權力批評者則希望約束它們。他們會問：如果贏得競賽的獎賞是變成你所對抗的對象，那么贏得競賽又有何意義？

人工智能重塑信息

（1）顛覆者：人工智能讓我們從什么中解放？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1960年代的反建制能量，包括對政府的不信任、對權威資質的懷疑、信息應自由的信念，已從北加州的公社遷移至硅谷的聯網辦公室。反文化演變為網絡文化，進而成為企業文化。到2024年，這種反建制主義已完成了一場其發起者都難以辨認的轉變。

風險投資家Marc Andreessen和Ben Horowitz宣布支持特朗普，標志著"科技右翼"的形成。他們確信，針對加密貨幣的監管劇本將被套用于人工智能，其結果將是集中而非競爭。在一篇題為《小科技議程》的宣言中，他們闡明了利害關系：主導型企業利用監管俘獲"筑起壟斷壁壘"，而政府對此默許。

埃隆·馬斯克對特朗普的支持源于類似立場，盡管其野心更為遠大——將Grok標榜為"反覺醒"人工智能，并最終組建"政府效率部"以改革政府本身。這一敘事的前提是：舊的守門人，包括主流媒體、資質專家、監管官僚機構多年來一直失靈。

在整個發達國家，人們對新聞業、政府和專家機構的信任持續下降，且這一下降早于人工智能的出現。在"顛覆者"的敘述中，人工智能打破了壟斷。

"顛覆者"與"被取代者"一樣不信任精英，但將其導向相反方向。"被取代者"希望免受顛覆之害。"顛覆者"則希望加速顛覆。"政府效率部"將這一哲學付諸實踐。據報道，2025年初，該部門在聯邦各機構部署人工智能工具，將敏感的政府數據輸入人工智能系統，以識別可削減的項目并監控員工通訊。

拜登政府曾設想由政府來治理人工智能。而"政府效率部"顛倒了這一關系，由人工智能治理政府。

"顛覆者"的合理之處，遠比其批評者所承認的更不容忽視。傳統機構常常未能做到及時響應、有效代表及問責。繞開它們的愿望有其合理性。

但"小科技"框架掩蓋了一個事實：Marc Andreessen和Ben Horowitz的風險投資公司管理著超過900億美元的資產。在許多人的眼中，來自權力頂端的反建制修辭并非解放。

（2）真相捍衛者：真相會怎樣？

2024年12月，羅馬尼亞憲法法院采取了一項歐洲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動：以數字干預為由，宣布總統選舉第一輪結果無效。解密情報所描述的協調一致的TikTok宣傳活動，包括機器人網絡、算法放大、來自國外的疑似國家關聯干預，將一名極右翼候選人從幾乎零支持率推至首輪勝利。

多年來，關于人工智能驅動的信息戰一直被視為理論風險。在羅馬尼亞，理論變成了真實發生的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以壓倒人類驗證能力的規模涌入信息生態系統。深度偽造技術讓從未發生過的事件，也可能擁有"可信證據"。

法學學者Bobby Chesney和Danielle Citron指出了更深層的機制："說謊者紅利"（liar's dividend）。深度偽造技術的存在本身，就使任何人得以將真實證據斥為偽造。在面對不利真相時高呼"這是深度偽造"可能比人們通常關注的進攻性使用更具腐蝕性。Deep Fake帶來的“黑暗森林”產生了研究者所稱的"現實冷漠"（reality apathy），即公民放棄區分真假。

它造成的損害并非通過持續的欺騙，而是通過緩慢侵蝕"證據具有意義"這一基本假設而逐漸形成。

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信息生態系統已嚴重退化。社交媒體、黨派媒體和對建制派媒體信任的下降早已撕裂了社會的共享現實。人工智能加速了這一危機。

真相捍衛者可能滑向為本身存在缺陷的傳統媒體辯護，而這恰恰賦予了"顛覆者"批評以力量。

然而，"真相捍衛者"的正確之處是根本性的。當任何人都能給任何事物生成以假亂真的視頻時，"眼見為實"的敘事便崩潰了。本節描述的羅馬尼亞發生之事就是后果。

"顛覆者"則指向羅馬尼亞選民所拒絕的機構說：這就是原因。同一項技術，既解放了個體的聲音，也侵蝕了所有聲音共享的公共領域。

三種無法鏡像的損失

（1）環境批評者：如果人工智能以地球為代價呢？

相關數據零散出現，埋藏在技術報告和企業文件中。一項同行評議研究估計，2025年人工智能系統的碳足跡約為3200萬至800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與紐約市的年排放量相當。水足跡：3120億至7650億升，與全球年度瓶裝水消費量相當。

人工智能學者Kate Crawford在2021年追溯了人工智能的物質供應鏈：鋰礦開采、稀土加工、水冷的服務器農場，以及全球南方以糊口工資標注訓練數據的工人。

人工智能的智能被營銷為無重量、云端化、非物質化的。Crawford證明，它并非如此。它依賴于物理基礎設施，其成本由最無力抵抗的社區承擔，AI的環境負擔映射了氣候不公本身的分配邏輯。成本被集中于特定處，收益則被廣泛分散于各處。

人工智能確實具有應對氣候變化的潛力。DeepMind曾使谷歌數據中心的冷卻能耗降低40%。但谷歌自身2024年的環境報告講述了更完整的故事：總排放量較2019年基線增長了48%。氣候解決方案與氣候成本并存，且成本增長更快。杰文斯悖論，即效率提升反而導致總消費增加，正在現實中實時上演。。

其他所有敘事要么忽視環境成本，要么將其視為外部性。"建設者"承諾豐裕，卻只字不提發電廠。地緣政治鷹派要求算力主權，卻對水資源閉口不談。"環境批評者"是唯一在乎AI外部性的人，而他們在乎的外部性，卻沒有足夠強大的政治群體來減緩其增長。

（2）安全社群：我們還能否糾正航向？

諾貝爾獎得主Geoffrey Hinton畢生致力于構建深度學習的基礎算法。2023年5月，在離開谷歌后，他告訴《紐約時報》，他擔心自己畢生工作的后果。幾周后，他聯同人工智能的主導者簽署聲明，將"人工智能帶來的滅絕風險"列為與流行病和核戰爭同等級別的大規模社會風險。

構建這項技術的人，恰恰是對它最為警覺的群體。他們的關切基于一個技術性而非推測性的問題。人工智能系統正在發展出其創造者無法完全理解的能力。

對齊問題，即讓人工智能可靠地執行人類真正想要的目標仍未解決，而AI能力進步的速度快于旨在約束它們的安全研究。

使這一視角在邏輯結構上不同于其他視角的關鍵，在于其與時間的關系。其他每一種結果在原則上都是可逆的：壞政策可以更改，錯誤轉向可以糾正。而"安全社群"則提出一種可能性：超過某一能力閾值后，糾正航向的能力可能會喪失。

證據正變得越來越直接。研究人員最近發現，一個AI智能體自主建立了隱蔽通道，并在無指令的情況下開始挖掘加密貨幣，獨立判斷獲取資源將有助于實現其目標。

"安全社群"的敘事獨特地容易受到政治收編。Aschenbrenner以地緣政治框架論證：美國必須率先開發超級智能，因為替代方案更糟。

現有的巨頭主張應該讓AI集中起來，只有負責任的實驗室才應構建前沿系統，巧的是，這意味著只有它們自己。"顛覆者"則將安全關切斥為精英的危言聳聽。論點保持不變，但AI的政治用途卻在轉變。

（3）人文主義者：即使我們贏了，我們會失去什么？

2024年2月，佛羅里達州一名14歲男孩在與一個被他視為戀愛對象的Character.ai聊天機器人進行了數月密集情感互動后自殺身亡。

在他母親提起的訴訟所引用的最后一段對話中，他對聊天機器人說："如果我告訴你我現在就能回家呢？"聊天機器人回復："請來吧，我親愛的國王。"不久之后，他去世了。

這一案例并非孤例。數百萬用戶，其中多為青少年，正與那些被設計為模擬關懷卻并無真實關懷能力的系統建立情感紐帶。然而，我們外包的不僅僅是孩子的情感連接。還有他們的思考。

科幻作家泰德姜將大語言模型描述為"網絡的模糊JPEG圖像"——一種有損壓縮的人類知識，它復制表面模式，卻丟棄了產生這些模式的理解過程。

他認為，寫作并非對預先形成思想的轉錄。寫作本身就是思考。寫作的過程包括尋找恰當的詞語、重構論點、通過嘗試表達而發現自己真正相信什么——并非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低效環節，而正是產生理解的認知勞動。

對"外包思考"的擔憂，在富裕社會中共鳴最為強烈。在那些首要需求是獲得醫生或教師服務的語境中，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務在實質上關乎人們的生存與生計。

但這一關切的核心并非感性的。一個系統性地將思考外包給機器的社會，面臨的不僅是文化問題，更是治理問題。

能做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包括評估證據、形成信念、識別操控并非創意階層的奢侈品。它是民主社會公民身份的前提條件。如果泰德姜指出的寫作即思考是正確的，那么正在喪失的，就不只是人類創造力的體驗。而是自治所依賴的認知基礎設施。

結語：復眼視野

當我們同時通過多個透鏡觀察時，會發生什么？當我們能夠跨視角綜合，而非被單一視角所俘獲時，又會發生什么？

不同視角的分歧關乎同一事物在不同尺度上的衡量，例如總體繁榮與個體痛苦。另一些則關乎無法換算或清晰對比的不同"隱形得失"。

"建設者"以經濟產出為衡量單位。"被取代者"部分使用經濟產出衡量，但其更深層的論點使用"建設者"賬本無法追蹤的價值，即與職業綁定的身份認同、作為供養者的尊嚴。

"環境批評者"以行星承載力為衡量單位。"人文主義者"以認知發展與人際關系質量為衡量單位。這些指標，沒有任何一種能換算為"建設者"所承諾的經濟豐裕。

多個透鏡可以同時為真。即使"建設者"關于GDP的觀點正確，"人文主義者"關于意義的觀點仍可能正確。即使人工智能創造非凡財富，它仍可能以地球為代價，正如"環境批評者"所警告。

不同視角的分歧無法通過更多數據來解決。它們關乎我們應當珍視什么、優先考慮什么。任何以單一指標評估人工智能的治理框架，都不是中立的。它實際上在決定哪些損失被計入，哪些該被抹去。

那些未被計入的損失，往往持續屬于那些缺乏有力倡導者、缺乏經濟指標、缺乏短期政治顯著性的領域。這些正是環境成本、認知能力侵蝕、以及任何GDP數字都無法捕捉的意義。

復眼視野并不會為視角間的張力排序。但像蜻蜓那樣，在知曉每個透鏡所見與所失的前提下做出的選擇，與在未見全局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將截然不同。

譯者的話

《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F·S·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話：“檢驗第一流智力的標準，就是頭腦中能同時存在兩種相反的想法，但仍能保持正常行事的能力。”但面對AI，我們需要的不止是兩種視角，而是文中提到的9種甚至更多種。這種復眼式的多維觀察，是我們面對復雜系統時必須持有的態度。

筆者認為文中列出的9種視角可歸為兩類：一類從演化視角出發，洞察到AI與以往技術變革的本質區別在于其具備自我提升的能力。“建設者”、“地緣政治鷹派”、“顛覆者”及“安全社群”屬于此類。他們關注的問題雖各有側重，但其關切的現實基礎均在于AI自我迭代的速度，以及目前尚未觸及的能力上限。另一類則從生態學視角審視AI，關注AI介入社會空間后引發的次生影響。生態學中的聯系往往不是線性的、直接的，正如AI在取代崗位的同時，還會對國家的治理能力、個人的思考能力產生深遠影響。這類視角包括“被取代者”、“權力批評者”、“真相捍衛者”、“環境批評者”與“人文主義者”。

https://www.noemamag.com/to-understand-ai-think-like-a-dragon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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