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國正在慶祝建國250周年，煙花在華盛頓上空綻放的時候，北京的一位學者說了一句很多人不愛聽的話。
鄭永年教授在過往多次公開訪談與學術分析中反復提出警示，低估美國可能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話出自一位中國頂尖學者之口，分量不輕。
他說，美國正處在一個痛苦的轉型期，但它依然是“衰落中的霸權”，衰落和被取代之間，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
這個判斷不是什么新鮮的理論，但放在2026年夏天的中美關系里，它像一個剎車片。
蓋洛普最新全球領導力認可度調查顯示，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受訪者中，36%認可中國的全球領導力，認可美國領導力的比率僅為31%。
這是蓋洛普近20年來記錄到的中美最大差距，全球對美國領導力的不滿意度同期升至歷史峰值48%。這組數據在部分輿論場被解讀為“東升西降”的有力佐證。
鄭永年對此持保留態度，他指出，將全球認可度的此消彼長等同于綜合國力的實質性超越，是一種誤讀。輿論場上的觀感變化，終究無法替代對現實權力格局的嚴謹分析。
支撐鄭永年判斷的，是三條硬線，美元仍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國仍擁有全球最大名義GDP。美國在軍事能力上的持續領先，短期內看不到被追趕的跡象。
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美國仍集中了全球最頂尖的研究機構和人才儲備，美國與西方盟友主導構建的國際經貿、貨幣及話語權體系，依舊難以被替代。
這三條線，任何一條單獨拎出來，都足以支撐“美國仍難以被取代”的判斷；三條疊加，更形成了一套在短期內難以被動搖的結構性優勢。
歷史是最好的參照系，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沒能終結美國，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跡沒能超越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沒能擊垮美國。
每一次“終結論”都言之鑿鑿，每一次美國都以制度性的自我修復能力證明：斷言其衰落，遠比承認其韌性要容易得多。
鄭永年還指出了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維度：美國本身仍在發展，尤其是技術發展非常迅速。美國的技術進步依然在進行，其衰落是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的，不是絕對的倒退。
盲目唱衰美國，不是真正的愛國，恰恰可能是一種“害國”行為，它讓人高估自己、低估對手，最終做出錯誤的戰略判斷。
達巍教授的判斷更值得琢磨，他指出，美國全球領導力正面臨“崩潰的時刻”。
“美國治下的和平”的終結，不等于美國國家實力的衰落，“后美國時代”尚未到來，只是其領導力的實現方式從制度主導轉向了強制與交易優先。
這個判斷至少說明兩件事：第一，美國正在失去的是一種治理模式，不是國家本身；第二，它正在用一種更直接的方式重塑自己的影響力。
達巍進一步指出，美國當前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威望雖然已經嚴重受損，但美國“可能會變得更強”。
王帆教授給出了另一個觀察角度，美國的戰略收縮并非全面退守，而是資源投放更加聚焦。
受海外駐軍、聯盟維護成本高企、前沿科技投入壓力等現實約束，美國正在把同盟功能從軍事防御轉向排他性技術聯盟。
換句話說，美國可能退出了某些戰場，但在另一些戰場上正在加碼，前沿科技、核心供應鏈、關鍵礦產。
如果把鄭永年、王帆、達巍三個人的判斷疊在一起，能看到一條清晰的線索：他們不是在說“美國不會衰落”，而是在說“衰落中的霸權依然是霸權”。
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在中國真正完成超越之前，把美國當作一個已經垮掉的對手來對待，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戰略誤判。
過去幾年，“美國衰落”的敘事的確提供了很多素材。
特朗普時期頻繁退出國際多邊場合、關稅戰引發的盟友離心、國內政治的持續撕裂，都讓“歷史的天平已經不可逆轉地向中國傾斜”這個結論看起來很有說服力。
但線性推斷恰恰是鄭永年所警惕的思維定式。他說，盲目唱衰美國不是真正的愛國，恰恰可能是一種“害國”行為，它讓人高估自己、低估對手，最終做出錯誤的戰略判斷。
王帆教授也提醒，人工智能技術很可能對全球安全與戰爭邏輯產生顛覆性影響，核武器時代形成核恐怖平衡，大國直接沖突失去贏家。
但人工智能、無人機、人形作戰裝備大幅降低戰場人員傷亡，未來大國可依托遠程網絡、無人裝備開展博弈，戰爭或將重新出現勝負可能。這是未來全球安全最值得警惕的變量。
王帆教授說了另一句話：中美競爭并非零和博弈，中國發展不依托美國衰落，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公共衛生這些全球性議題上雙方仍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達巍教授的判斷更直白：中國無意也無力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中國對自己的定位，本質上不是“取代美國”，而是“走自己的路”。
王帆教授勾勒了兩條未來的路徑：一條是中國倡導的平等有序多極化、普惠包容全球化；另一條是美國推動的脫鉤斷鏈，割裂全球市場形成平行體系。
多極化已從中國外交理念轉變為全球共識。全球共同危機比所謂的國別威脅更加迫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化解大國對抗、凝聚全球共識的可行路徑。
只要美元仍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聯儲加息降息就能左右全球資本流動。
人民幣匯率、股市外資流向、你買的進口商品價格，全跟這張“美元牌”綁在一起，低估美國，等于低估自己錢包的波動風險。
美國仍集中了全球最頂尖的AI研究機構和最深厚的人才儲備，芯片、半導體、高端設備，這些領域的規則誰在定？技術封鎖的閘門誰在拉？
如果中國在戰略上低估了對手的科技韌性，追趕的速度就會被拖慢，慢一步，可能就是一代人的差距。
王帆教授警告的“人工智能可能讓大國戰爭重新出現勝負可能”，不是科幻片，是正在發生的技術變革。
鄭永年的警告不是給華盛頓聽的，是給北京聽的，在一個“美國衰落”敘事流行的時代，一個中國學者站出來說“別太樂觀”，這份清醒，比任何口號都值錢。
美國確實在衰落，但衰落中的霸權依然是霸權。美元、科技、軍事，三條硬線，一根都沒斷，認可度超越、輿論感知變化，跟實質性國力超越是兩回事。
蓋洛普民調顯示的36%對31%，是認可度的此消彼長，不是權力結構的根本性逆轉。
真正的戰略清醒，不是靠貶低對手來獲得安全感，而是正視對手的實力，同時走好自己的路，正如達巍教授所說，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在這個大國競爭進入深水區的時刻，來自中國內部的清醒聲音，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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