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臺灣商業總會召集旅游、旅館、食品、蔬果輸出、游覽車等行業團體,討論兩岸航線、陸客觀光、食品注冊,重點是恢復交流、減少制度障礙。陸委會則稱,部分業者可能受到大陸方面壓力,要求公開表態,并提醒公會不要成為施壓臺灣當局的工具。
商總理事長許舒博否認受到大陸施壓,稱產業只是反映經營需求,不應被輕易政治化。隨后尹乃菁批陸委會是“很蠢的單位”,矛頭直指其在事實未充分說明前,先將產業活動置入政治框架,讓業者先面對“是否替大陸發聲”的質疑。“以商逼政”“以農逼政”必須有事實依據和配套方案,否則,風險尚未化解,企業和農民已先承受新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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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一直受到政治環境影響,市場準入、航線安排和人員往來,都可能隨著兩岸關系變化而調整。陸委會“以商逼政”并非普通的風險提醒,它指向的是商業資源被用于推動政治施壓。這個詞一旦由兩岸事務主管機關公開提出,參與行業座談的協會會被審視,提出市場訴求的企業都會被審視。
恢復航線、增加客源、穩定農漁產品銷路、明確食品注冊規則,首先對應的是企業成本、就業、產地價格和正常出口需求。只要沒有證據顯示相關訴求附帶政治承諾,就不應將正常產業表達直接視為可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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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若認定業者受壓,就應說明壓力來自何種條件:是否要求公開表態,是否以訂單、檢驗、注冊或采購資格施壓,企業拒絕后是否出現實際損失。消息來源可以保密,但主管機關至少應讓立法機構核驗資料,并說明事件類型和處理進度。沒有事實鏈條支撐,強烈定性就容易從風險預警滑向政治指認。
企業和協會會擔心,只要提到大陸市場,就可能被認為立場有問題;地方政府會擔心,只要爭取航點或農產品通路,就可能被說成接受外部影響。長久下來,愿意公開反映困難的人會減少,主管機關得到的信息也會越來越失真。
尹乃菁所批評的正是這種處理方式。主管機關本應先確認事實、再說明風險、最后提出應對辦法;陸委會卻被質疑反過來操作,先把產業活動放進政治敘事,再要求業者解釋自己為什么沒有問題。這會把產業推到更尷尬的位置。
更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受到不當壓力的企業也可能因此不愿求助。企業一旦擔心舉報后會被卷入政黨攻防,可能寧愿私下忍耐,也不愿留下公開記錄。沒有受到壓力的企業,則會因為擔心被誤解而減少正常交流。一個主管機關若讓行業越來越不愿說真話,最終損失的是自己掌握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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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的發言帶有行政權威,會影響協會信譽、企業合作、地方政策和市場預期。既然陸委會公開指稱相關活動可能構成“以商逼政”,國民黨的追責就應把陸委會拉回行政問責的軌道。
首先要追證據。陸委會稱業者受壓,就應說明是否掌握公開表態要求、附帶政治條件的訂單或注冊限制,以及企業拒絕后是否遭遇實際損失。敏感資料可由立法機構保密審閱,關鍵是其判斷能否經得起核驗。若確有施壓,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部門保護企業;若證據不足以支撐“以商逼政”的定性,就應修正表述,避免讓整個行業長期背負政治嫌疑。
其次要追程序。企業應清楚哪些交流可以正常開展,哪些條件必須拒絕,遇到疑似施壓該向哪里報告;行業協會也應知道舉辦座談、接觸外部市場時需要公開哪些事項。規則不清,業者就容易因擔心被誤解而減少公開溝通,政府也更難掌握真實情況。國民黨應要求陸委會明確操作邊界,而不是停留在口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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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追影響。陸委會一句“以商逼政”,影響的不只是政壇攻防。協會可能擔心會員退出或合作受阻,企業可能遇到客戶觀望、融資審查趨嚴、地方項目延期等問題。此類損失不會立刻出現在統計表上,卻會慢慢進入經營決策:協會不敢召開會議,企業不愿公開反映困難,地方政府不愿主動爭取項目。行政機關每一次高強度定性,都應評估它會給行業帶來什么成本。
最后是追補救。陸委會既然強調大陸市場存在風險,就必須說明政府準備如何幫產業降低風險。哪些農漁品項對大陸市場依賴較高,哪些食品企業受注冊制度影響較大,哪些觀光行業受航線和客源限制明顯,哪些地區的中小企業缺乏替代市場,這些都應有具體評估。評估之后,要有貿易咨詢、法規輔導、融資支持、冷鏈倉儲、市場轉銷和緊急協調等安排。
因此,國民黨的監督不能只停在批評陸委會的措辭,應圍繞證據、程序、影響和補救逐項追問。只有逼出明確答復,企業才知道市場出問題時該找誰,農民也才能看到訂單和通路上的實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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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生產并不具備長期等待政策討論的條件。水果成熟后需及時采收,水產品起捕后須迅速進入冷鏈,食品加工企業也要依照訂單安排生產。檢驗能否通過、物流能否銜接、貨款能否按時回收、庫存能否及時周轉,直接影響一整季的經營收益。
開拓替代市場同樣受到現實條件制約。認證需要周期,冷鏈需要投入,通路需要培育,品牌需要長期經營,出口商還要承擔物流、匯兌和回款風險。大型企業可以借助專業團隊和多元渠道分散成本,小農、農會、漁會、地方貿易商與食品加工廠則往往需要獨自消化這些支出。
因此,農民對市場的判斷更強調可執行性。只要交易合規、檢驗規則明確、付款安排可靠、訂單能夠履行,穩定的銷售渠道就具有現實價值。相反,若商業機會被附加公開政治表態等條件,經營風險便會顯著上升。對生產者而言,采購方來自何處并非唯一考量,能否持續履約、價格是否合理、規則是否穩定,才關系到下一季生產安排。
“回歸民生才是尊重臺灣農民”,應當落實為具體的政策準備。市場出現波動前,主管部門應先評估受影響品項、倉儲容量、冷鏈承接能力和替代市場訂單,并明確收購價格下跌時的支持方式。農民需要的不是抽象表態,而是可預期的制度安排。若陸委會判斷大陸市場風險升高,就應將判斷轉化為可操作的產業服務。產品受阻后,誰負責協調檢驗與注冊;庫存積壓后,誰協助轉銷;資金周轉緊張時,是否提供短期融資;外銷減少后,能否銜接加工、倉儲或內銷渠道,這些都應有明確答案。單純要求業者提高警覺,無法解決產銷失衡帶來的實際壓力。大陸方面同樣應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采購標準、檢驗程序、注冊條件、付款方式和爭議處理機制越清楚,臺灣農民越能據此安排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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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陸委會的追責,最終應回到一項具體檢驗:這類行政定性,究竟有沒有改善農民的處境。若市場受阻,主管機關能否及時說明受影響品項、協調檢驗注冊、啟動收購與轉銷,并為資金周轉困難的業者提供支持;若做不到,再多“保護產業”的表態也難以落到產地。
業者提出訂單、通路和航線問題,政府若只給出政治判斷,卻沒有后續方案,成本最終仍由農民和中小企業承擔。陸委會若認定大陸市場存在風險,就應拿出證據、明確邊界,并公布相應的產業預案;國民黨的監督也應盯住這些措施是否兌現。農產品賣得出去、貨款收得回來、市場波動時有人接手處理,這才是檢驗政策是否有效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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