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招工荒一邊求職難，中國經濟正迎來關鍵拐點

一邊是大量工廠把月薪漲到五六千都招不到人，一邊是大量年輕人擠破頭都找不到好工作，為什么會出現如此詭異的場景？這種看似矛盾的畫面，其實是中國經濟走到關鍵時刻的必然結果，當持續了幾十年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當經濟發展開始換軌，我們就一定會經歷著名的劉易斯拐點。

為了照顧完全零基礎的朋友，我簡單解釋一下什么是劉易斯拐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為了搞清楚一個國家從貧困走向富裕的秘密，調研了全球幾十個經濟體，最后他驚訝的發現，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

什么是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般會有兩個完全獨立的經濟部門：

第一個經濟部門是農村，那里有大量的勞動力，他們種地工資非常低。

第二個經濟部門是城市，那里有大量的就業機會，工廠、工地大量缺人。

在一個國家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城市里的老板只需要給非常低的工資，就能招到大量的人，因為這時農村的勞動力供給接近無限，大家競爭上崗，“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老板只需要開出高于在農村種地的工資，就會讓人蜂擁而至。

這就是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的狀態：幾億農民工瘋狂涌入珠三角和長三角，廣東的工廠門口永遠都排著應聘的長隊，各種玩具廠、服裝廠、鞋子廠人滿為患，那時候最不值錢的就是普通工人，一個月幾百塊就能招到一個青壯年勞動力，老板們根本就不珍惜員工，更不會去提升福利。

站在當時的角度來看：

老板獲得了廉價勞動力，賺得盆滿缽滿。

國家解決了就業問題，出口也賺到了外匯。

甚至就連工人也獲得了遠超種地的收入。

這是一個三方共贏的完美方案，沒有人覺得這樣做有問題，而借著這波“人口紅利”，中國經濟也進入到了黃金時期，每年的GDP增速都超過了10%，這是一個人人懷念的“黃金時代”。

可繁華背后同樣隱藏著一些被大家忽視的問題，比如工資長期不漲、工作時間過長、工人沒有福利保障等等，發展的代價其實是以犧牲一部分的利益來實現的，只不過這些問題都被經濟的高速增長和農村人口的瘋狂涌入所掩蓋，導致大家沒有正視這些問題。

直到有一天，當農村的閑置勞動力供應開始不足，當工廠招人開始變得不那么容易，我們就會碰到劉易斯第一拐點，對應到國內的階段大概就是2004-2011年之間。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的勞動人口在2011年達到了歷史最高峰，9.25億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最高點，然后從2011-2022年，平均每年減少600萬左右，總計減少了6000萬人。

當農村進城務工的人開始變少，再用以前的工資去招人難度就會直線提升，因為以前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現在是“你工資開低了就沒有人理你”，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內就出現了一波工資上漲潮，很多人的工資從最開始的幾百塊錢漲到了1000多塊錢。

但依然有人覺得工資的漲幅不夠明顯，他們想不清楚，勞動力都供不應求了，企業應該大幅漲薪才對啊，不應該只有1000多塊錢，最起碼應該漲到3000。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工資漲幅不明顯的情況，是因為國內的勞動力市場并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自由市場，它還會受到戶籍制度和產業結構的影響。

以前很多農民工兄弟進城打工，他們很清楚，自己最多也就干十幾二十年時間，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的子女無法在城市里面參加中考和高考，所以在孩子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們就會離開工作地，帶著孩子返回老家讀書。

在這種預期心態之下，他們不會追求長期穩定、也不會要求足額社保、更不會要求長期合同，而只會追求短期現金收入。

企業一看既然大量的務工者都能接受無社保、短期臨時工的工作模式，那我們就干脆普及這種模式，他們用勞務派遣、小時工、業務外包的方式來壓縮企業成本，導致勞動者的薪資議價空間大幅降低，本來能漲到5000的工資，最后也只漲到了3000，這就是很多人覺得自己工資上漲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劉易斯第一拐點的本質，其實是 “勞動力總量過剩” 的時代結束了，企業開始被動提高工資，這是每一個工業國家都會走的必經之路，不管是韓國日本還是美國，他們都走過這條道路。

但真正的考驗根本就不在這里，而是第二個拐點。

根據劉易斯第二拐點的描述：當農業生產的效率開始提升，農民在家種地、搞養殖、在本地做小生意都能獲得和進廠打工接近的收入時，城市就沒辦法再靠“漲一點工資”去吸引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當城鄉二元經濟開始融合，企業想要招人，就必須付出更高的工資，這時候一個國家才會正式進入高收入階段。

而我們現在恰好就處于劉易斯第二拐點到來的前夕。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農民工進城的速度不斷放緩，從2010年的每年進城500萬人，已經降到了現在的每年200多萬人，而且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也在不斷縮小，2010年，一個城市居民的收入大概是農村居民的3.23倍，到了2024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2.34倍，而且這個差距還在不斷縮小。

看起來，我們似乎正在朝著劉易斯第二拐點不斷前進，可問題是，一個國家想要跨越劉易斯第二拐點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跨越劉易斯第二拐點，它還有另一個說法，叫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歷史上很多國家都曾走到過劉易斯第二拐點的前夕，比如說巴西、阿根廷、再比如說泰國、印度尼西亞等等，他們都曾走到了這個窗口期，但最后經濟都停滯了幾十年。

至于原因也非常簡單，當一個國家跨過劉易斯第一拐點的時候，他國內的用工成本就會上升，這時候它就會面臨非常尷尬的境地。

比人工成本，它比不過孟加拉和印度這種人口大國。

比科技含量，它比不過美國和歐洲這些發達國家。

卡在兩者中間，就會導致國家經濟發展失速，收入長期不漲，這就是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為什么我們國內會出現工廠招不到人，年輕人又找不到好工作的魔幻場景？因為這就是劉易斯第二拐點到來之前的典型特征——我們既告別了人多不值錢的人口紅利階段，但又沒有完全進入產業高端、人盡其才的成熟經濟體階段，在兩頭的拉扯之下，就出現了如今這種詭異的局面。

想要走出當下的困局，我們需要在兩個層面進行發力：

第一， 戶籍制度改革。

前段時間國務院印發了一個重磅文件，名叫《關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它標志著延續了68年的戶籍壁壘被徹底打破，以前和戶籍綁定在一起的所有東西，比如教育、醫療、住房、社保、養老、就業、公務服務等等，底層邏輯都徹底變了。

當這個制度開始變化的時候，就會間接影響我們的工資，因為我前面說了，以前之所以工資漲得不明顯，是因為很多人一開始就想著干幾年就回老家，他們只追求短期收益，導致國內臨時工和勞務派遣工橫行，但現在不一樣了，當戶籍制度開始變化，就會讓這些人真正的留在城市，當他們開始追求長期穩定收益的時候，就會傳導到勞動力市場，倒逼企業和工廠漲工資、提高福利。

第二，進行產業升級。

劉易斯第二拐點的核心矛盾其實就是——產業結構跟不上勞動力結構。

當我們進行產業升級的時候，市面上就會出現大量的高薪崗位，從而不斷提高社會的薪資預期，直到有一天，我們徹底完成了產業升級，整個社會的收入水平就會大幅提升，為什么我們現在要在新能源、半導體、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制造、數字經濟、現代服務業這些行業發力？因為這就是我們產業轉型的重要發力點。

還有一直被大家忽視的鄉村振興，鄉村振興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平穩的推動二元經濟融合，當我們國內的高端產業越來越多，農村的收入不斷提升，我們才能順利的跨過劉易斯第二拐點，正式進入一個新的經濟階段。

一旦進入這個階段，整個社會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而現在我們之所以感覺那么難，歸根到底是因為現在整個經濟正在換擋，舊的崗位正在不斷消失，但是新的崗位又供應不足，所以就出現了開頭說的那種魔幻場景。

總而言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來不是壞事，而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標志，只要熬過了這個“考驗期”，中華民族才會徹底復興，中國人才會過上更美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