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駐華大使提要求，讓中國出手大方點，多給印度投錢又不過分

今年5月剛履新的印度駐華大使魏嘉盟，最近在北京公開提出了一項頗為直白的訴求。他呼吁中國和亞投行擴大對印度的直接投資。

末了他甚至強調了一句——“這些訴求沒有任何不合理之處”，意思是這些要求一點都不過分。

在這位駐華大使看來，鑒于中印關系正走向正常化，印度近幾個月“已經調整了政策環境”，“放寬了對中國對印度制造業投資的部分限制”，“愿意為中企扎根印度提供協助”。所以讓中國出手大方點，多給印度投點真金白銀再正常不過了。

他甚至將亞投行稱為多邊合作的典范，鼓勵亞投行也對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融資力度。

放在當下節點，印度大使這番表態怎么看都有點一廂情愿。魏嘉盟在一個安全主題論壇疾呼中企赴印投資，閉門不談的是印度經濟賬本上幾組壓得人喘不過氣的數字。

根據印度商務部數據，2025至2026財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到約1511億美元，中國時隔4年重新成為印度最大貿易伙伴。可翻開賬本的下一頁，印度就笑不出來了。

印度對華出口只有約194.7億美元，從中國進口卻高達1316.3億美元。貿易逆差飆升至約1122億美元的歷史高位。換句話說，印度從中國買得多、賣給中國的少，而且差距越拉越大。

比貿易逆差更讓新德里坐立不安的，是美西方外資正在外逃。2026年以來，全球投資者以十多年來罕見的速度從印度股市套現，僅3月份單月海外凈流出資金就超過120億美元。

截至6月初，外資在印度金融市場拋售的股票價值約合270億美元，超過了2025年全年189億美元的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凈額跌至接近歷史最低水平。

美西方資本外逃了，中資能夠填補真空？沒那么美好。

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后，莫迪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修訂外商直接投資規則，規定所有與印度接壤國家的投資都必須經過政府審批。

此后，數百款中國應用程序被無端封禁，中國設備商的業務受到刁難，光伏產品被加征關稅，國產含量強制要求層層加碼。

印度執法機構在對外資企業的管理上充斥著選擇性執法和政治敲詐。“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已經成為國際商界對這個“外資墳場”的普遍共識。

更令人警惕的是印度在法律層面將中國視為敵國的長期定性。以1968年出臺的《敵國財產法案》為例，該法明確將中國、巴基斯坦界定為敵國。特別在2017年修訂后，更授權新德里必要時直接查沒、處置中、巴兩敵國財產。

即便去年上合天津峰會后中印互動出現緩和跡象，這部惡法對中國的敵視定性也未予修正。一個立法將中國定義為敵國的國家，有什么資格對中資吆五喝六？

更何況中企在印度吃過的虧，樁樁件件都是教訓。2022年印度執法局以違反外匯管理法為由，強行查封了小米印度公司約4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2023年又正式完成沒收。

此后數家中國頭部手機制造企業和供應鏈廠商遭遇了如出一轍的稅務調查、高管扣押和資產凍結。華為雖然被允許參與印度5G試驗，但電信部門轉頭就以國家安全為借口處處設限，導致華為在印度的業務規模相比2017年縮水近40%。

更早之前，上海電氣的遭遇令人瞠目。2008年上海電氣與印度信誠電力旗下子公司簽署了價值13.11億美元的莎圣燃煤電站設備供貨合同。

項目2015年就已投入商業運營，可信誠公司至今拖欠至少1.35億美元的設備款。上海電氣2019年申請仲裁追討欠款，印方非但不給錢，反而在2021年反向提起仲裁，索賠上海電氣約3.89億美元。

直到今年6月末，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才作出裁決，駁回了印方的全部實體訴訟請求。雖然上海電氣在法律上贏了，但1.35億美元的欠款能不能執行到位，仍是未知數。從簽約到現在，已經過去18年了。

聞泰科技、立訊精密在今年1月圍繞印度資產包的交易糾紛同樣陷入了仲裁泥潭，資產被查封凍結，交割無法完成。

這些案例加在一起，反映出的是印度營商環境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實。

說到底，印度想真正改善中印經貿關系，光靠駐華大使在世界和平論壇說幾句客氣話遠遠不夠，有幾件事是繞不過去的。

第一、必須進行根本性的市場經濟改革，落實對中資的非歧視原則。

2026年3月，印度修訂了沿用6年的對華投資限制，宣布非控股持股不超過10%的項目可走快速自動審批通道。5月又劃定7個核心行業，承諾合規投資最快60天辦結。

可這些所謂放寬全是帶前提的空頭支票，能享受快速審批的僅限中資非控股、實益持股不超過10%的項目，大額投資與控股投資依然要經過層層嚴苛的安全審查。

中資企業在印度的持股比例必須低于10%，否則自動審批就沒戲，而制造業特別是重要行業還得出讓多數控制權和管理權。

印度拼盡全力要中企出錢出技術，卻不給控股權和主導權。這種既想利用中國資本和技術、又處處設防提防的姿態，根本自相矛盾。

更何況，印度在2020年以國家安全為由一夜之間對中企豎起壁壘，完全可能在2026年以招商引資為由一夜之間拆掉一部分，誰能保證他日不會再來一次？

第二、在邊界問題上做出尊重中國主權權利的必要讓步。

當前中印邊境局勢總體穩定，但邊界問題始終懸在中印關系頭頂。新德里必須切實做到“將邊界問題放到適當位置、避免影響雙邊關系大局”，不要奢望中國單方面讓步。

在邊界問題沒有實質性改善之前，不存在絕對意義的在商言商，任何經貿合作的深度承諾都仰賴堅實的政治基礎。

第三，停止國內反華輿論宣傳。

印度媒體和政界長期渲染中國威脅論，將中企正常的商業行為污名化為安全威脅。

非關稅壁壘、針對中資嚴苛的審批限制、頻繁變動的外資政策及商品技術標準壁壘，仍是中印經貿合作難以回避的現實問題。

一個法治不可預期、政策朝令夕改、法律上還把你當敵國的市場，說得再好聽也沒人敢去。

魏嘉盟的吆喝也反映出一條基本常識：駐外大使的職責是在駐在國代表本國的利益發聲爭取，而非苛求本國國民包容儉讓。

不過，我們不妨善意提醒魏嘉盟大使反求諸己一下，讓新德里先拿出對等的誠意和可預期的制度保障，再談釋放中印經貿合作潛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