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他媽扶持,能力如此普通的天才少女,卻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精英俯視感
我這人記性不太好,但我記得住一種奇觀:明明是被托舉上去的,卻總擺出一副“我自己飛上去”的嘴臉。
蔣方舟就是這種奇觀的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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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歲動筆,九歲出書,清華降六十分錄取,畢業(yè)直接空降《新周刊》副主編——這一路綠燈,不知道的以為是才華橫溢,知道的都知道這叫“資源套利”。她的人生劇本,從來不是“寒門貴子”,而是“大院天才”。可偏偏,這位靠著層層扶持才坐穩(wěn)位子的“天才少女”,在鏡頭前流露出的那種精英俯視感,簡直讓人腳趾扣地。
最經(jīng)典的,莫過于《圓桌派》里那段沒被剪進字幕的“微表情”。聊到閱讀,她輕飄飄地提到見過外賣員在看《卓有有效的管理者》,隨即嘴角一撇,眉毛一挑,那個似笑非笑的神態(tài),把潛臺詞寫得明明白白:“這種書,是你該看的嗎?”
聽聽,這哪里是鼓勵閱讀,這分明是在劃分知識的圈層。仿佛那些厚重的書籍是某個俱樂部的入場券,而外賣員的手,弄臟了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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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算完。最讓人齒冷的是,她分析社會問題的邏輯,幼稚得像是一種病理性的自我保護機制,把所有問題的原因,都歸結(jié)為“弱者自己不好”。
談家暴,她說是“女性選錯了伴侶”。她看不見父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壓迫,看不見經(jīng)濟封鎖下的求救無門,看不見司法介入的滯后,她眼里只有那個被打的女人“眼光差”。談校園貸,她說是學生“沒還過錢,沒財政概念”。她看不見金融資本的貪婪誘導(dǎo),看不見消費主義的洗腦,看不見貧困生面對同輩壓力的窘迫,她眼里只有那些孩子“不懂事”。
這種歸因法,簡單、粗暴,且極其安全。它完美地避開了所有復(fù)雜的制度探討,屏蔽了所有宏觀的結(jié)構(gòu)矛盾,最終指向一個最自私的結(jié)論:我之所以在上層,是因為我優(yōu)秀;你之所以在下層,是因為你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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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好比醫(yī)生看病,不管病人是肺炎、骨折還是中毒,她只看一眼就說:“因為你免疫力不好。”然后轉(zhuǎn)身對旁人說:“看,我已經(jīng)找到病因了,是他體質(zhì)差,與我開的藥無關(guān)。”
問題是,你可以像胡同口的大媽一樣,指著新聞嘆氣說“這就是命”,但你不能頂著“清華才女”、“人大碩士”的光環(huán),享受著國家頂尖教育資源培養(yǎng)出來的話語權(quán),卻只會重復(fù)這種毫無營養(yǎng)的“單因謬誤”。
國家動用寶貴的招生名額破格錄取你,是為了讓你學會這種“受害者有罪論”嗎?社會賦予你公共平臺的麥克風,是為了讓你用這種敷衍的、冷漠的、甚至可以說是惡毒的邏輯,來羞辱那些正在掙扎的弱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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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說兩句“嫁錯郎”之類的昏話,無傷大雅。但蔣方舟不行。她依靠著遠超常人的特權(quán)扶持,爬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她就必須在這個高度上承擔相應(yīng)的責任:至少,她的認知水平要對得起這個高度,而不是像一個縮頭烏龜一樣,把一切社會問題都推給“弱者不夠努力”。
她就像一個依靠作弊上了象牙塔頂層的人,不僅沒有能力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甚至連基本的因果分析都做不到位。她拿著顯微鏡看自己的悲歡,卻拿著望遠鏡模糊眾生的苦難。她享受了“天才”的紅利,卻交出了“庸才”甚至“惡人”的作業(yè)。
一邊享受著國內(nèi)頂級的教育資源和媒體平臺紅利,一邊拿日本外務(wù)省的錢寫書;一邊靠特權(quán)規(guī)避了千軍萬馬的高考獨木橋,一邊在節(jié)目里對外賣員看什么書指手畫腳;一邊享受著社會穩(wěn)定帶來的紅利,一邊把社會問題的板子全打在弱者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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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所謂的“精英視角”,就是:我走的路,叫捷徑;你走的路,叫妄想。我讀的書,叫修養(yǎng);你讀的書,叫越界。而我所有的淺薄與冷漠,都可以被原諒,因為我是個“天才”。
這種依靠他媽扶持、能力被嚴重通脹的“天才”,最可怕的不是平庸,而是那種對自己平庸毫無自知之明,反而要對泥地里掙扎的人進行精神指導(dǎo)的傲慢。
這飯,您慢慢端鍋吃,不用嚼。我們舔碗的,還得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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