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拉格到柏林到倫敦，特里爾流亡一生，晚年謝絕迪士尼邀請！

瓦爾特·特里爾因埃里希·凱斯特納作品的插圖而享譽世界，但他遠不止于此。如今，他的政治漫畫結集出版。由此呈現出的，是一位目光銳利、又富有同情心的幽默家。1946年，一家荷蘭報紙刊登了一幅漫畫：一個男人肩扛鋼筆，戴著大帽子，穿著紅鞋，背上馱著一張網，網里裝滿了神情陰郁的強人。他吹著口哨，神態輕松，仿佛正走向一個顯然陽光明媚的未來。

幾乎每個人都認識特里爾，哪怕只是通過一本書的封面：一個身穿瓶綠色衣服的男人，近乎踢著正步般走過一處刺眼明黃的柏林廣場，兩個男孩躲在廣告圓柱后面窺視著他。這個畫面之美，幾乎不輸德·基里科。

那是一個熾烈的夏天，影子從右側清晰地投下。這也是一段友誼的開端：瓦爾特·特里爾與埃里希·凱斯特納。1929年《埃米爾和偵探》出版時，凱斯特納還是一位并不太知名的作家，而特里爾早已是傳奇人物，憑借為《滑稽畫報》《女士》《青年》等眾多雜志繪制的封面廣為人知。

凱斯特納曾說：“當年在柏林，誰若腦子里只想著數字，被城市的喧囂催趕著匆匆穿街過巷，只要在最近的報攤上看到一幅‘特里爾’，就會停下腳步，深吸一口氣，然后——微笑起來。”

對權威的不馴，對世間一切虛張聲勢者的嘲諷，特里爾早在布拉格老城那座古典主義風格的家族宅邸中就學會了。他是家中7個孩子里最小的一個。父親靠著為維也納宮廷和奧匈帝國貴族制造手套發家致富。瓦爾特負責家族編年史中的插圖，而且畫得越尖刻越好。

這后來也成了問題，因為并不是每個人都像他的6個兄弟姐妹和父母那樣有足夠的氣量。他曾因給老師畫諷刺肖像而被學校開除。后來，他去了慕尼黑，師從出奇寬容的弗朗茨·馮·施圖克，逐漸形成了清晰的線條風格，以及對色彩和色彩反抗力量的驚人感覺。他開始為《辛普利齊西穆斯》工作。20歲時，《滑稽畫報》從柏林向他發出邀約。

這家刊物的發行量比德國任何一家日報都高。特里爾嫌對方開價太低，索要雙倍，結果拿到了3倍。這個熱愛足球、打網球、收藏玩具的畫家，就這樣成了德國繪畫界的“賈馬爾·穆西亞拉”。

自1910年起，他生活在施普雷河畔，身邊是時裝人偶和龐大的玩具收藏。他從早上7點一直近乎瘋狂地畫到晚上11點，捕捉普魯士首都的現實，再把它們變成自己幻想中的玩具世界。他用色彩和畫筆撲向當下，也從1914年起投入戰爭宣傳。在這一點上，他與許多左翼自由派同事和朋友并無不同。

多年來，柏林的“寵兒出版社”一直是紀念瓦爾特·特里爾的中心。如今，安特耶·M·瓦爾特霍斯特編成《瓦爾特·特里爾：政治作品》，以一本注釋豐富、分析細致的匯編呈現出來。

也因為凱斯特納的那些書讓他聞名世界，特里爾接到的委托多得超出他的承受能力。留存至今的，有數百種雜志封面和數千幅插圖。移居加拿大與女兒團聚之前不久，特里爾取得了英國國籍。

英國信息部資助了他，因為它意識到，戰爭不只是靠武器，也可以靠鋼筆取勝。特里爾或許真的能對德國人構成威脅，因為他把英國的抵抗轉化為藝術，賦予它視覺語言，并設計傳單。他還畫過一套10幅的折頁畫冊，由英國皇家空軍投撒到德國和被占領地區。

特里爾把他“笑死”了。他把他畫得很小，就像他把所有大人物、所有暴發者、所有掌權者都畫小一樣，為的是剝去他們自以為是的偉大，也讓人們不再害怕他們。他把他們畫得和他們本來一樣可笑。這正是他危險之處。

從瓦爾特·特里爾的政治作品中，能學到很多。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堂20世紀歷史課，讀著讀著，人會不斷去查那些爭論和戰役的背景。人也會不斷懷念一個“特里爾”：他那種無條件擁抱幸福的能力，他清澈的目光，他的人性，他的道德感。

兩次大戰留下的許多彈坑和廢墟，如今都已被填平重建。但德國意識中最深的一道傷口之一，至今仍在隱隱作痛——那就是這位目光如刀、卻又懷著同情心的幽默家所留下的空缺。

遷居多倫多附近藍山地區、住進自己設計的房子后不到一年半，特里爾便于1951年去世。到了加拿大，他依然不缺工作。他幾乎無所不能。沃爾特·迪士尼曾向他發出邀請，問他是否愿意去好萊塢。特里爾早在1920年代就已經制作過政治動畫片，但他拒絕了這份邀請。

他不愿放棄自己的名字，不愿融入一支匿名的繪圖大軍，也不愿為了某種電影工業式的強勢控制去工作。他想要自由，終于像自己幻想中的世界那樣幸福。

凱斯特納寫道，特里爾是“死于心碎”。特里爾曾為他的30多本書繪制插圖。凱斯特納還說，特里爾用自己的天賦傳播了幸福，“而正因為這太罕見了，他也因此幸運地擁有了自己的天賦”。我們仍然需要他那種明朗而積極的人道主義。我們仍然需要瓦爾特·特里爾。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他也能讓人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