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追趕，是趁亂入場！1978年，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一次下注？

咱們上學時候的歷史課本，只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就順理成章開啟了。可你知道嗎，那時候的中國剛從十年動亂里走出來，整個國家百廢待興，連吃飽飯都是不少人遙不可及的事，往哪走該怎么走，沒人有百分百的把握。這一步跨出去，相當于把整個國家的未來都押了上去。

那時候決策層決定先派人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發展成了什么樣。1978年一下子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少見的出國考察潮。最受關注的就是谷牧副總理帶領的西歐五國考察團，級別高、停留時間長，看了不少真東西，對后來的開放決策影響特別深。考察團走下來，直接被眼前的景象給驚呆了。

咱們那時候不管是經濟、工業還是科學技術，和西方發達國家差得不是一星半點，說差距大到讓人絕望都不夸張。谷牧回國之后立馬提交了考察報告，中央多次開會聽相關匯報，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明明白白擺到了決策層面前。那時候咱們買糧食買豬肉都得憑票，一切生產都按計劃指令走，壓根不用考慮市場需求。

農業那邊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十八位村民，蹲在昏黃的油燈下簽那份生死協議的時候，壓根沒想過要開創什么歷史新篇。他們就是窮得走投無路了，不變法子真活不下去了。

小崗村那時候是全國有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已經窮到根上了。大家伙都經歷過饑荒的苦，絕不肯再讓悲劇重演，寧愿冒風險也要搏一條活路出來。那時候整個中國都是低收入短缺經濟，啥生活物資都離不了票證，溫飽和發展的壓力一起壓在所有人身上，連未來方向在哪都摸不清。

沒路也得硬闖出一條路，被迫無奈，就是要搏一把。找突破口的時候，最順理成章的窗口就是香港，它離內地近，既懂中國情況又熟悉國際市場，所以廣東和深圳最先被推到了開放的最前沿。

要振興經濟就得拉海外投資，剛開始那會難到離譜，哪怕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已經小有起色，還有不少港商撤資離場。大部分人都沒看準咱們的前景，關鍵時刻還是霍英東先生憑著一腔愛國心，堅定相信祖國的未來，投下了最關鍵的一筆資金，才把當時的艱難局面給扭轉了。

當年李鴻章創辦的招商局，就是這個時候重新振興起來的。經過一系列考察和討論，一個初步想法慢慢成型：劃出一塊特殊區域，按照香港模式、市場經濟原則辦，主要負責工業振興建設。這塊地方最初選在了深圳蛇口，這個想法，就是后來深圳特區建設最早的藍圖。

光有藍圖還不夠，發展還得靠機遇，巧了，當時的國際局勢正好給咱們送來了這么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七十年代后期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的沖擊還在發酵，西方主要經濟體全都陷在高通脹、低增長的困局里，急著往外轉移淘汰產業。

美國那會被滯脹搞得頭都大了，經濟增長乏力，物價又降不下來，能源價格和產業成本蹭蹭漲，原來的政策全都不好使，整個國家都亂哄哄找不到出路。英國情況更糟，通脹、罷工、產業衰退攪和在一起，直到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才開始啟動改革。這些西方國家全急著找新的廣闊市場消化產能，咱們正好打開國門，雙方一拍即合。

好多人覺得改革開放就是中國跟著西方屁股后面追趕，其實真不是這么回事。咱們那會就是趁著全世界經濟亂局入場，本質是雙向奔赴的互利合作，咱們缺資金技術，他們缺市場，各取所需一起解決各自的問題。這次合作還緩和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系，在咱們的對西方外交史上，算得上承前啟后的里程碑。

后來經濟全球化能發展成那樣，離不開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深度參與，咱們就是全球化進程里最重要的一塊拼圖。可話又說回來，當時闖這一步的時候，沒人知道結果會是什么樣。別說什么提前的可行性研究和風險評估了，就是先干了再說，不試就沒有活路，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

哪怕明知道是布滿荊棘的險路，為了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也得咬著牙走下去。1978年全世界經濟亂成一團，亂局里藏著危機，也藏著最大的機遇。咱們就是抓住了這個機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新面貌。

改革開放搞活經濟搞活市場，是當時能想到的唯一辦法，說這是一場豪賭真的沒毛病，賭贏了就是一片光明，賭輸了后果真的不堪設想。可那時候的中國人就是有這股子勁，山間本沒有路，走過去就是路。前途未卜又怎么樣，下決心殺出一條血路就完了。

最后實踐也證明了，改革開放就是當年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那時候敢闖敢拼的那批人，給咱們攢下了現在的好日子。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改革開放：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歷史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