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宋子文如何用兩天時間，說服羅斯福放棄對日妥協？

今天再來聊聊二戰時美國參戰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大家知道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其中宋氏姐妹中的宋子文——作為國民黨的財政部長，他是美國海歸啊，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是個典型的紈绔子弟，對吧？可是這種刻板印象并不一定準確。

宋子文為什么會給大家留下這樣一個印象？我想大概是由于其留美期間養成的那種美式精英做派，因此被當時很多中國人看不慣吧。但他絕不是那種繡花枕頭似的貴公子，在國民黨的體系里也有很大的作為。他雖然是將介石的小舅子，但絕不是我們印象中靠裙帶關系和姐夫偏愛才步入高層的。他在當財政部長時，曾多次因將介石的家長式作風和他姐夫鬧翻。這個在美國教育中浸潤多年、把自由平等民主觀念融入血液的“黃皮昂撒人”，根本看不慣老蔣那一套君臣上下的觀念。

我在這里重點要說的是他兩次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貢獻，可以見出他也是一位眼光深遠、思慮深邃、極有行動力的非凡人物，不能用“平庸”二字將其抹殺。

第一次貢獻，大家可能都清楚，那就是西安事變。將介石被扣西安，引起中外軒然大波。幾種利益集團于其中渾水摸魚——有想炸毀西安的，有討伐張學良的，有另立中央的……是宋子文在情況不明時迅速作出決斷，親自前往西安一探究竟，看看張學良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在他一番斡旋和盡力調停之下，才說服張學良放將介石回京。如果不是他的努力，西安事變最終會發展成一個什么樣不可收拾的局面，就很難說了。

第二件事就更加為人所不知了，那便是他果斷出擊，利用其影響力和手段，說服羅斯福不要和日本人茍合，立即向日本宣戰。這才是他一生中做過的最大的貢獻。如果不是那一次，中國能不能獨自撐到抗戰勝利——以中國當時的局面，非常危險，真是一個危急存亡之秋。

話說1941年11月21日到26日這幾天，發生了一些什么事？這是珍珠港事變之前美日兩國最后的談判窗口期。最終，談判在中國的攪動下破裂，導致日本人偷襲珍珠港。如果沒有宋子文，美國人如果妥協了，就沒有偷襲珍珠港，也就沒有美國那么快的對日宣戰。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1941年11月2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召集澳大利亞、英國和荷蘭三國大使會談。關于會談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一直到下午1點會談快結束前半個小時，才召見中國駐美大使胡適來參加最后30分鐘的商談。商談的中心意思是告訴胡適：美國為了爭取3到4個月的戰斗準備期，準備和日本人談判，向日本人妥協，暫時不封鎖對日本的物資出口。日本人承諾不北進蘇聯，也不南下中南半島（即今天的東南亞），美國也承諾暫不參戰。

胡適一聽，頭腦就嗡嗡響了——這是什么意思？把所有壓力都壓在中國身上嗎？你想想，日本既不北上也不南下，就可以把全部精銳力量壓在中國這邊，直接向重慶進發。當時中國是個什么狀況？可以說已經抗戰到了山窮水盡、退無可退的地步了。大部分富饒之地全被日軍占領，國軍已成難以支撐之勢，西到潼關、中到湖南、南到昆明，都被日軍節節滲透。如果此時日本竭力西進，后果不堪設想。

胡適隨即反對，可是也沒有什么好辦法能令美國放棄這一想法。會后，他立即給重慶發電報告知這一事實。將介石一聽這消息，如晴天霹靂——他對國內防務的脆弱性，比胡適更加清楚。他在日記中寫道：“如美放松對我經濟上的制裁，則我內陷，防線必立即崩潰。”于是他神經高度緊張，立即電令宋子文趕緊展開行動。

那宋子文是如何行動的呢？當天他就馬上行動起來，做了兩件事：第一，在公開場合揭露和譴責美日的談判內容；第二，立刻委托羅斯福的親信幕僚轉達中國的憤怒立場。

這就是他不同于胡適的地方——他知道蛇的七寸所在，立即奔要害之處。這個要害就是羅斯福。當時羅斯福已經是第三個任期了，在十幾年的任期內，他的權力和話語權已經在美國達到了左右局勢的頂點。說服他一個人，要比在國會里說服大量政客有利得多，也有用得多。

他對羅斯福說：“我們寧可抵抗而犧牲，絕不接受因美日妥協而崩潰。中國一旦崩潰，你們的壓力要比現在大許多倍。”后來他又聯合各方卯足干勁反對妥協，給羅斯福和美國以極大的壓力。

這就是宋子文的一系列操作。終于，他說服了羅斯福轉變了心意，而這讓國務院和國務卿赫爾大為光火，卻無能為力。

11月27日，中國得到了肯定的答復：美國在未得到四國同意之前，絕不會與日本單獨談判；如果日本向南增兵，談判即告破裂。

現在回過頭來，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上，美國提出的妥協方案其實對美國最有利——可以爭取半年的準備時間。可就是中國的堅決態度，讓羅斯福改變了想法。

宋子文的這一突出貢獻——在關鍵節點上的關鍵貢獻——才是最后中美聯手抗戰勝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