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填
舊籍之中，多有掌故。掌故之妙，不在其詳，不在其真偽盡可考，而在其能傳人心。
近讀一則舊聞，說劉文典與蔣介石會晤，言語之間，不甚相合。
后世記載，各有異同，有謂二人相詰，有謂盛怒之下竟至動手。
其間細節，或增或減，已難盡辨。然而數十年過去，人們談起此事，卻并非為了考證一記耳光究竟如何落下，也非為了追問那一腳是否果真踢中。
所記者，乃一股氣耳。
世間人物，或以功名傳，或以文章傳，或以富貴傳。
然此三者，皆有盡時。功名可廢，文章可佚，富貴尤如朝露。唯人格一事，最難磨滅。
故古人論士，不獨論其才，尤重其節。
節之一字，今人少言。非其無用，乃世人漸忘耳。
夫讀書為何？
有人以為求仕，有人以為謀生，有人以為增廣見聞，有人以為立身處世。
此皆不可謂非。然而古之所謂讀書，尚有一層更深之意。
讀書者，當養其心。
心正，則言有所守；心定，則行有所持。
若書讀愈多，而所守愈少；見識愈廣，而是非愈輕，則縱有萬卷藏于胸中，亦不過多識文字而已。
劉文典治《莊子》，天下知之。
《莊子》有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此語極高。
天地之大，不獨山河日月而已，亦在人心。
一個讀書人，若終日只知揣度權勢，計較得失，則雖口誦莊周，其神已遠。
故人之可貴，不在其能言玄理，而在其臨事之際，所行是否仍與平日所言相合。
昔人謂：“知易，行難。”
誠哉斯言。
書案之前，說忠義甚易；利害當前，守忠義甚難。
燈下談風骨甚易；風雨之中，存風骨甚難。
所以古人看人，不盡看其平日所言，而每于患難、榮辱、利害之間，觀其所行。
蓋人之本色，唯至此方見。
然則，是不是凡事皆當爭？
未必。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和者，不爭意氣；不同者，不失原則。
后世每每誤解二字。
或以和為茍同，或以不同為爭斗。
其實皆非。
真正有修養者，可以溫言，可以遜讓，可以容人。
然而，有些地方，卻不能退。退一步，失者未必是顏面，或是初心。
今日之世，與昔日不同。
昔日之爭，多在堂上。今日之爭，多在心中。
昔人或當面相詰，今日之人，則多默然而去。
不是沒有意見，而是不愿開口。不是沒有判斷，而是習于沉默。
凡事先問利害，再問是非。
于是，是非漸隱，而利害日明。
此風一起，讀書人便容易失其本分。
讀書人之責，不在附和時代，而在解釋時代；不在迎合人心，而在提醒人心。
若人人皆順流而下，則誰來告訴后來者，此處原有暗礁？
我常思，先生二字，何以可貴？
蓋先生非官職，亦非學位。
有教授而未必為先生，有布衣而可稱先生。
所謂先生者，不過四字。
以身立言。
言可教人，身亦可教人。
身教有時重于言教。
一卷書，讀畢或可忘；一件事，見之則終身難忘。
所以后人記住的，往往不是某篇論文，而是某種氣象。
譬如清貧而不改其志，困頓而不失其節，窮而不諂，達而不驕。
此皆無形，卻最能久遠。歲月流逝，人事代謝。
當年之爭，今日不過史冊一角。
然人們仍樂于談論，并非戀其沖突，而是希望相信，這世間終究還有一種人，不因利害而改其言，不因榮辱而失其心。
或許，這才是掌故真正的意義。
它所留下的，不是一段熱鬧，而是一面鏡子。
鏡中照見的，不只是昔人，還有今日的我們。
倘若有一天，我們讀完這樣的故事，不急于論誰勝誰負，不急于辨誰是誰非，而是反過來問一問自己：若身處其時，我將如何自處？若利害當前，我又能守住幾分本心？
那么，這則舊聞，便沒有白白流傳。
古人云：“君子求諸己。”
此言最為平淡，卻也最難。
天下之事，可以求于人者多，可以求于己者少。
求于人，則易生怨。求于己，則方能長進。
是以讀史之益，不在識人，而在識己。
識己之后，再觀天下人物，便少幾分苛責，多幾分理解；少幾分輕議，多幾分敬重。
至于那一記耳光，那一場爭執，那一段往事，終究都會散入歷史的煙塵。
惟有一個讀書人的品格，一位先生的氣象，若能留在后來人的心里，便勝過萬卷空言。
此所謂：文章有盡，風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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