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起縣級法院的 “退案” 看 “遠洋捕撈” 的慣用套路

7月12日，《經濟觀察報》報道了“一起縣級法院的不尋常退案”。

河南澠池縣人民法院近日作出的一紙退回決定書，可能成為觀察中國基層司法糾偏能力的標志性樣本。

在這份針對一起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的退案文書中，法院十分罕見地指出“從結果或關聯上看，澠池縣對本案的管轄權都值得商榷，且被害人報案與常情不符，被告人家屬提出被害人系公安機關臨聘人員、報假案等，經核實報案人于2017年到2018年在澠池縣公安局果園派出所干過臨時工，結合前述管轄與通常規定不符，不排除公安機關有‘遠洋捕撈’，趨利執法之嫌……”

從這份退案文書中，我們也得以一窺“遠洋捕撈”、逐利執法中的一些“基本套路”。

所謂“遠洋捕撈”，是地方公安機關突破法定管轄邊界，以追逐罰沒財物、追繳贓款為核心目標，人為制造案件與本地的微弱連接點，遠赴異地對企業或個人立案偵查、查封資產，本質是將刑事執法權異化為創收工具。這種執法模式既違背了刑事管轄的基本原則，也直接沖擊營商環境底線，是當前中央三令五申整治的重點亂象。

綜合澠池案與此前轟動一時的湖南永雄案，“遠洋捕撈”的操作有著成熟的閉環套路，核心手法可歸納為四層，環環相扣。

第一層也是最基礎的手法，是安排身份關聯人員報案，人為制造管轄支點。根據刑事訴訟法，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犯罪結果發生地管轄，這一規定本是為了方便受害人維權，卻成了“遠洋捕撈”最常鉆的法律空子。澠池案中，報案的馮姓男子花費198元購買一盒涉案保健品，服用后既未就醫診療，也未向商家索賠，而是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完全不符合普通消費者的維權常理。更耐人尋味的是，法院查實此人曾在當地派出所擔任臨時工，與偵查機關存在明確的身份關聯。一個前輔警身份的報案人，一筆不足兩百元的交易，就為當地公安撬動了一起涉案數百萬的跨省大案，其中的“釣魚”色彩不言而喻。

同樣的套路，在湖南永雄案中也十分明顯。湖南永雄集團作為總部位于湖南長沙、業務覆蓋全國的催收企業，即便存在個別催收爭議，相關案件理應由湖南當地司法機關管轄。而外省四地警方組織的跨省大規模抓捕，其管轄依據僅僅是個別安徽本地“被害人”的報案。輿論始終質疑，這些報案是否經過刻意篩選，甚至是否存在執法機關主動物色、引導報案的情形。這種用幾個零星的本地報案，就將一家外地頭部企業整體納入本地打擊范圍的操作，本質就是“以小釣大”的管轄造假，是 “遠洋捕撈” 最典型的入場手法。

第二層套路，是精準瞄準高價值目標，追贓罰沒優先于事實認定。“遠洋捕撈”從來不是隨機執法，而是精準篩選有資產、有支付能力的企業下手。澠池案中，從一筆198元的消費報案切入，最終一審判決罰金高達636萬元，另需追繳贓款225萬余元。執法收益與立案門檻的懸殊差距，恰恰是趨利執法最直接的動力。當辦案收益與部門利益、考核指標掛鉤，執法的重心就必然從“懲治犯罪”滑向“追繳財物”。

永雄案更是如此。作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催收企業之一，永雄旗下資產、資金體量龐大，可查封凍結、罰沒的資產規?？捎^。案件偵辦過程中，警方第一時間凍結企業賬戶、查扣資產，大規模抓捕從業人員，凍結了永雄公司與案件無關聯的近5000萬元資金。這種“先扣錢、后找證據”的辦案邏輯，正是逐利執法的典型特征——案件定性準不準另說，先把資產牢牢控制住再說。

第三層套路，是搭乘專項政策東風，為逐利執法披上合理外衣。“遠洋捕撈”式執法從不缺少政策包裝，往往借著全國性專項整治的東風擴大打擊范圍，把政策要求異化為逐利工具。澠池案對應的是全國打擊食品非法添加那非類物質的專項行動，政策本意是保障食品安全，到了地方執法者手中，就成了突破管轄、跨省辦案的“尚方寶劍”。

永雄案則踩在了整治金融亂象、打擊“軟暴力”催收的政策節點上。中央規范催收行業的初衷，是保護債務人合法權益、引導行業合規發展，但在逐利執法的邏輯下，這種政策導向被嚴重擴大化。大量合法的電話催收、告知類催收被定性為“尋釁滋事”，本應通過民事途徑或者治安領域解決的糾紛被強行刑事化。政策成了“遠洋捕撈”的遮羞布，執法者打著落實上級部署的旗號，行逐利創收之實。

第四層套路，是跨省閉環辦案，帶病程序一路闖關。由于是異地辦案，偵查機關脫離了監督，很容易形成“自偵自證”的閉環，程序瑕疵往往被一路掩蓋。澠池案中，管轄爭議、證據瑕疵從偵查階段就已存在，卻依然走完了起訴、一審程序，直到二審發回重審、更換合議庭后才得以糾正。如果不是二審法院把關，這起存在明顯管轄問題的案件，就可能以生效判決的形式落地。

永雄案的程序爭議則更為明顯。A省四地警方跨省赴湖南執行大規模抓捕，對一家金融服務領域的頭部企業進行毀滅性打擊，其管轄合法性、辦案必要性從案發之初就飽受質疑。而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為了強行辦理系列“夾生案”，案件歷經多次補充偵查、延期審理，至今已經超過三年，仍然久拖未決。

事實上，整治“遠洋捕撈”式趨利執法，絕非單純的司法技術問題，而是落實中央大政方針的必然要求。近年來，中央反復強調優化營商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嚴禁趨利性執法。公安部專門出臺《公安機關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轄規定》，明確跨省涉企案件由主要犯罪地或企業所在地管轄，正是為了從制度上堵死“遠洋捕撈”的口子。最高法、最高檢也多次重申，要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嚴格審查案件管轄權，堅決糾正違法管轄、錯誤管轄，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

澠池縣法院，敢于打破“公檢法一家”的慣性，直面偵查機關的執法瑕疵，以一紙退案決定糾偏趨利執法，這份擔當已經為全國法院做出了示范。而對于正在辦理湖南永雄案的A省四地法院而言，此刻更面臨著一場法治與歷史的大考。

湖南永雄案案發至今，管轄爭議、定性爭議始終懸而未決。面對這起舉國關注的涉企案件，A省四地法院應當參照澠池法院的審查邏輯，對案件管轄權進行實質審查：核查報案人與偵查機關是否存在關聯，管轄連接點是否人為制造，跨省辦案是否合規且有必要，案件辦理是否存在逐利導向，資金扣押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民事糾紛刑事化的問題。

司法判決要經得起歷史檢驗，經得起法治審視，更要對標中央大政方針。一家民營企業的命運，背后是整個市場對法治營商環境的信心。中央三令五申保護民營企業、整治趨利執法，期待安徽四地法院拿出應有的司法擔當，依法糾正違法管轄的亂象，做出對得起歷史、對得起法治、對得起中央大政方針的退案決定，讓“遠洋捕撈”式執法真正失去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