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護人能否代替未成年子女放棄繼承權

父母作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監護人，承擔著監督、管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定職責。未成年人依法享有繼承權，這是法律賦予未成年人的基本權利?？稍诂F實生活中，不少父母都會存在“孩子還小，我替他做主就行”的慣性思維。那么，在繼承發生時，父母是否可以憑借監護人身份，直接代替未成年子女作出放棄繼承權的決定？這一看似常見的家事行為，究竟是否具備法律效力？

未清欠款引發爭議

母親欲代未成年子女放棄遺產

　　2022年8月，魯某因生意經營需要資金周轉，向秦某借款35萬元，雙方形成合法有效的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借款發生后，魯某履行還款義務，向秦某歸還借款共計30.5萬元。2024年3月，魯某去世，仍有4.5萬元借款本金未能償還。

　　依據民法典關于法定繼承的相關規定，魯某的妻子林某、未成年兒子魯某某、魯某的父親與母親四人共同作為魯某遺產的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依法享有對魯某遺產的繼承資格，同時也需在繼承遺產的范圍內承擔相應的債務清償責任。

　　由于魯某生前尚欠秦某4.5萬元借款未予償還，債權人秦某的合法債權未能得到實現。為維護自身財產權益，秦某在魯某去世后，依法將魯某的四位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起訴至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在訴訟請求中，秦某明確主張，魯某的妻子林某應當以夫妻共同財產中屬于魯某的份額，以及林某個人應當繼承的遺產份額承擔債務清償責任；魯某的父母及未成年兒子魯某某，則應當在各自繼承魯某遺產的實際價值范圍內，對案涉債務承擔相應的清償責任。

　　案件審理過程中，魯某父母提交了放棄繼承權聲明書，表示其放棄對魯某全部遺產的繼承。林某提交的放棄繼承權聲明書中，除了聲明“目前尚未發現魯某的遺產，如魯某有遺產，本人林某（魯某配偶）自愿放棄遺產中屬于我應繼承的份額”之外，還聲明“因本人是魯某某（本人和魯某的婚生子女）的唯一法定監護人，魯某某自愿放棄遺產中屬于其應繼承的份額”。

　　法院審理認為，秦某與魯某之間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間借貸關系，魯某應償還秦某4.5萬元。魯某已去世，其繼承人應當以所得遺產實際價值為限清償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

　　針對各方放棄繼承的行為，法院認定魯某父母和林某放棄繼承的行為有效。該案的核心爭議焦點隨之凸顯：魯某某屬于未成年人，尚不具備獨立作出重大財產處分決定的民事行為能力，其民事法律行為依法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那么林某作為母親，能否以法定監護人的身份，代替未成年子女魯某某作出放棄繼承遺產的法律行為？這一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能否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

　　法院認為，魯某某尚未成年，繼承遺產并不會增加其負擔，但放棄繼承則有可能使其利益受損，故林某代理魯某某放棄繼承的行為無效，魯某某應在繼承魯某遺產實際價值范圍內承擔債務清償責任。

　　最終，大興區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三十五條、第六百七十五條、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判決魯某某在繼承魯某遺產價值范圍內償還秦某借款4.5萬元。

法定代理人處分未成年人財產

必須以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為前提

　　民法典相關規定明確，監護人應當按照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履行監護職責。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在作出與被監護人利益有關的決定時，應當根據被監護人的年齡和智力狀況，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成年人的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應當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保障并協助被監護人實施與其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被監護人有能力獨立處理的事務，監護人不得干涉。

　　該案法官表示，上述內容構成了判斷法定代理人能否代替被監護人放棄繼承效力的核心標尺。放棄繼承本質是處分未來將歸屬于未成年人的財產權，法定代理人處分未成年人財產（包括放棄繼承這種處分未來財產的行為），必須以維護未成年人利益為前提。

　　法官進一步解釋，“維護利益”不能簡單地以“避免債務”或“家庭安排”等理由推定符合未成年人利益，需有充分、客觀的證據證明放棄繼承確實對未成年人更有利（如遺產為負資產且遠超其份額應承擔部分）。

　　此外，法定代理權并非是不受約束的全權代理，在涉及放棄繼承這類對未成年人權益產生根本性、不可逆影響的重大事項上，其代理權限受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嚴格限制。

　　因此，父母作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其代理行為需要以維護子女的最大利益為前提，放棄繼承權這一行為，因其直接導致子女喪失財產權益，原則上不被允許，除非存在特殊情形且該放棄行為確實對子女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