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翦商的艱難歷程中，姜子牙究竟傳授給了文王什么？

從后世流傳的一些書，比如《六韜》《太公兵法》《太公金匱》和其它一些故事看，姜子牙學說的中心思想就一個——“造反”，教人怎么把國家搞強、搞大，然后使用武力占據(jù)天下，即所謂的“王道”。

早在帝乙、帝辛時期，殷商還是比較強盛的，對商王說“王道”，人家可以理你，也可以不理你。當時，諸侯中大部分國家也還是真心把殷商奉為老大，沒產(chǎn)生什么“王道”“霸道”的思想，甘當順民。

也不是別的諸侯國不想當天下的老大，而是知道這事兒很難做成，操心費力不說，主要是危險性太大，成功的幾率不高，這個從周人伐商的歷程就看出來。

據(jù)《詩經(jīng)·閟宮》說，周人從大王亶父開始就謀劃“翦商”，結果死了兩位周王（季歷、文王），失敗了N次，最后牧野這次成功了，還帶有很大的僥幸色彩。

因此，這種情況下還不如跟在老大后面安安穩(wěn)穩(wěn)地過日子的好，自然而然，姜子牙的觀點就有點不大招人待見。

怪不得在這之前姜子牙一直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一直當無業(yè)游民。

就這么著，日月逾邁，姜子牙也年歲不小了，一事無成，最后弄得精神都有點不正常了，瘋瘋癲癲的，《尉繚子·武議》里說當時的人都叫他“狂夫”。

也有可能跟渭水垂釣一樣，姜子牙是確實是故意這么干的，因為據(jù)他自己在《周書·陰符》中說：“知與眾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成事。”

這個《周書·陰符》，就是古書里說的《太公陰符之謀》，后來通稱《太公陰符》，據(jù)說就是兵家始祖姜子牙寫的書。

這里先說說姜子牙入周的環(huán)境。周人本來是一個很貧窮、很落后部族，勢力也比較弱小，開始大約主要靠游牧為生的，兼營農(nóng)業(yè)，和夷狄雜處，生活得不怎么樣。

和殷商相比，周人就比較自卑，他們稱殷商為“大邑商”“大邦”“大國”，自稱為“小邦周”或“小國”。

到了后來武王的時候，周人做大了，要滅殷，也開始自稱“大邑”。比如《武成》里說“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臣附于大邑周”，這明顯是羨慕殷人，跟著學樣兒。

不過這個稱呼連廣大的周人都覺得不合適，沒流行起來，直到后來武王滅殷之后作《商誓》，還說“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斯小國于有命不易”，周公作《大誥》《多士》也說“我小邦周”“我小國”，還是自稱“小國”“小邦”，不稱自己為“大邑”或“大國”。

武王

周人想說明：我一個小國怎么會得到天下？是因為我有天命。

“天命在朕躬”，即使是我一個小國，照樣扳倒大邑商。

因此自稱為“小邦”“小國”也頗有自豪的意思。

古公亶父的時候，周人被夷狄排擠得在豳這里蹲不住了，只好放棄了豳邑，跑到了岐山南邊的周原。

古公還到一個姜姓部族的邰國那里去入贅當上門女婿，“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才算稍微安定下來。

但四周還是一圈兒虎視眈眈的夷狄部族，處境并不安穩(wěn)。

不安穩(wěn)歸不安穩(wěn)，野心卻是不斷萌動。

據(jù)《詩經(jīng)·閟宮》里說古公亶父遷到岐陽之后，就“實始翦商”，就是開謀劃篡奪殷商的天下。

真正意義上投靠大商的，是亶父的兒子周王季歷，這個是古本《竹書紀年》里的明文記載，應該是可信的。

季歷是一位很有作為的王，有宏圖大志。他投靠了大商，被商王文丁任命為“牧師”。

“牧師”原來是負責養(yǎng)馬的官，但是后來有權力了，就能主管一塊地方，這塊地方本來規(guī)定是牧地，但是后來就不限于此了，而成了能管理一方事務的地方官員。

“牧師”這個官職到周代仍然保留，《周禮?夏官?牧師》里說“牧師，下士四人。” 鄭玄注：“主牧放馬而養(yǎng)之。”

商王文丁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周人牽制西北的戎狄，而周人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在殷商的支持下和戎狄開戰(zhàn)，開疆拓土，壯大實力。

大概開始也僅僅是想把周做大做強，想圖個好日子而已，未必有得天下的雄心。

可是周王季歷非常能打，頻頻用兵，而且是贏多輸少，結果周勃然作興，勢力飛速壯大。

勢力大了，心也就大了，開始覬覦殷商的天下，自然影響到大商的穩(wěn)定了。

殷商的文丁一看，這么搞下去不行，周人是只狼，不知道什么時候養(yǎng)壯了把我咬一口。

于是他派人把季歷招到大商，把他囚禁在塞庫這個地方，沒多久季歷就死在了那里，一般認為是文丁把他殺了，所以《竹書紀年》里說“文丁殺季歷”。

文丁干掉了季歷，對周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阻礙了他們飛奔的腳步，同時也和周人結下了梁子，在周人勃勃的野心里又添了一把復仇的火焰。

季歷死后，他兒子昌即位，就是文王。對于文王來說，大商與他有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一門心思要報仇。

《竹書紀年》里記載帝乙二年的時候，周人伐商，這個時候的周王是文王，說明文王為了替父親季歷報仇，也興兵伐過商。

當時周人的勢力雖然經(jīng)過了季歷時代的迅猛發(fā)展，可是你得看是縱向比還是橫向比，縱向比周人的勢力是空前壯大了，可是橫向比就比殷商差太多了，遠不足以滅商。

因為這時候周實際上還比較窮，經(jīng)濟實力并不雄厚。《楚辭?天問》里說“伯昌號（荷）衰（蓑），秉鞭作牧”，《尚書?無逸》里說“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也就是說，周文王雖然是周族的老大，可是還得披著蓑衣、扛著鞭子去放牧；或者穿著很卑賤的衣服去干農(nóng)活兒，否則也混不上飯吃。

可見這時候周人的生活狀況仍舊不大好，根本沒法和殷商相比，所以文王這個時候伐商報仇，自然也不能成功，只能忍著，繼續(xù)當商王的臣子。

這就是文王的高明之處：能屈能伸、能軟能硬、能進能退。

周文王

文王重用姜子牙的主要目的，就是翦伐大商，奪取天下。

不過要奪天下呢，文王還有點心虛，怕招人非議，他問姜子牙：“我聽人家說，不要改變古人的制度，不要更換慣常的做法，不要暗地里搞計謀，不要擅自制定新玩意兒，不要重新創(chuàng)造新玩意兒，否則就是不祥。你說我該怎么辦？”

這個時候，姜子牙說了一番很著名的話：“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之國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太平御覽》卷三二八引《周書》）

《六韜?文韜》里的說法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總之，后來那些造反的、叛亂的、弒君篡位的，經(jīng)常拿這幾句來當說辭，成了“造反有理”的最大的理論支持。

天下既然不是某一個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自然人人可以當皇帝，人人可以“翻身當家做主人”，就看誰更有本事。

那么，要奪天下，具體該從哪里做起呢？

姜子牙的建議就是先從用人開始，多招有本事的人來幫忙。

他對文王說：“您現(xiàn)在雖然屈居于一人（指紂王）之下，卻能伸于萬人之上。要想成大事兒，就得多啟用賢才。”

于是文王就行動起來，親自去拜見的賢人有六人，通過尋訪來的有十人，招呼來的有千人。

友之友稱為“朋”，朋之朋稱為“黨”，黨之黨稱為“群”，就這樣友友、朋朋、黨黨、群群，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文王用此手段網(wǎng)羅了一大批心腹之士，為奪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古人津津樂道文王啟用姜子牙，其主要的目的就為印證作為一個統(tǒng)治者，要知人善任。

《呂氏春秋·觀世》里說，文王不過是千乘的諸侯，而紂卻是個天子，作為天子的紂沒啟用姜子牙，結果丟了天下；而本是諸侯的周啟用了姜子牙，結果得到了天下，這就是“知之”與“不知”的區(qū)別。

而從賢人這邊說呢，有本事，有才能，還得具備發(fā)揮的條件，就是要有賢明的主子啟用你，“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后可成”，否則只能在河邊釣魚。

姜太公釣魚

在姜子牙等一眾賢臣的幫助下，文王繼續(xù)為伐商打基礎，利用武力和利益，威逼利誘、軟硬兼施，斷虞、芮之訟、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邘……還收服了一堆臨近的小國。

因此《史記·齊太公世家》里就說“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其實，兵法就是講究“詭道”，就是比誰更詭詐奸狡，比誰的辦法更有效、更容易獲勝，沒有正邪之分，更沒有君子、小人之別。

我們有句古語叫“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在兵法謀略上，不僅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要善于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總之別做什么君子！

周人的做法被伯夷、叔齊罵了，算是為君子所不齒，可文王、武王照舊是“圣哲明王”的典范，陰謀大師姜子牙照樣是圣賢良佐的代表，因為他們是成功者！

所以說單就做事而言，成功才是王道，過程、手段如何都是次要的，只要行之有效、能達成目的——這就是姜太公陰謀之書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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