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究竟是個怎樣的人？馬達同志坦率地講：他有個優(yōu)點不容否定

馬達在回憶錄里寫過一段話，說他見過不少廉潔的干部，但像柯慶施那樣把個人生活壓到近乎苛刻的程度的，確實不多。他舉了幾個例子：下鄉(xiāng)調(diào)研只要一輛吉普車、兩床草席；夜里寒風吹窗，秘書勸他加件棉衣，他擺擺手說睡出點汗感冒反倒不來；有人送他兩條金華火腿，他看都不看就讓退回去。馬達寫完這些，在后面跟了一句評語：“柯慶施同志在一些決策上的做法，可以爭論，可以反思，但‘清廉’這一點，誰也否定不了。”

這話說得坦率。馬達不是那種跟風唱贊歌的人。他在上海新聞界干了幾十年，采訪過的大人物排成隊，但能讓他用“否定不了”這四個字的，屈指可數(shù)。他跟柯慶施打了將近十年交道，從1954年柯慶施調(diào)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開始，一直到1965年柯慶施在成都病逝，馬達始終是跑市委這條線的核心記者之一，后來又擔任了市委副秘書長，近距離觀察了這位“上海主帥”的方方面面。他欣賞這個人的能力，也清楚這個人的爭議。正因為這種復雜，他晚年開口評價柯慶施的時候，用詞格外謹慎。所以他說的這句“清廉否定不了”，不是場面話，是一個老報人在漫長的沉默和觀察之后，對一段歷史給出的最誠實的判斷。

馬達認識柯慶施那年，柯慶施剛接手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yè)城市，幾百萬張嘴等著吃飯，幾千家工廠等著原材料，物價波動、物資短缺、工商業(yè)改造的尾巴還沒收拾干凈。前任陳毅在上海威信極高，既管軍事又管經(jīng)濟，還能在文化界談笑風生。接他的班，壓力可想而知。柯慶施到任第一天就召集市委常委開會，會議記錄顯示他只說了三句話：情況我知道；問題我來抓；干不好，我負責。散會之后他把秘書叫來，說把最近三個月上海主要副食品的價格報表全部調(diào)過來，他要一份一份看。秘書后來跟馬達說，柯書記那天夜里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翻報表翻到凌晨兩點，第二天一早又去了虹口菜市場。

虹口菜市場的那次調(diào)研，馬達是跟著去的。柯慶施不讓記者拍照，也不讓商業(yè)局的人陪同，就帶了一個秘書一個馬達，三個人擠在菜場的人流里，一家攤位一家攤位地問價格。賣菜的大姐以為他是哪個報社的老編輯，跟他倒苦水，說菜不好進、利薄、賺不到什么錢。柯慶施蹲在攤位邊上，把當天好幾種蔬菜和肉類的價格一筆一筆記在小本子上，蹲了將近兩個小時。菜場的地是濕的，他的褲腳沾了一圈泥點子，起來的時候腿都麻了，扶著攤位站了好一會兒。

回去之后他開了一個商業(yè)局緊急會議。馬達沒資格進會場，但后來聽在場的人說，柯慶施把小本子攤在桌上，對著商業(yè)局長的報表一條一條地對，發(fā)現(xiàn)報表上的價格和市場上的實際價格差了將近三成。他問局長，這中間的錢去哪了？局長紅著臉答不上來。柯慶施沒有繼續(xù)追問，只是說了一句，把供應(yīng)鏈重新梳一遍，一個月之內(nèi)我要看到效果。三個月之后，上海主要副食品的價格穩(wěn)定了下來。馬達后來在他的采訪筆記里寫道，這是他第一次親眼看到一個共產(chǎn)黨的高級干部用這么樸素的方式解決一個復雜的民生問題。

柯慶施的“快”是他性格里最突出的一部分，也是后來爭議最大的部分。他的快不單是走路快、說話快、決策快，而是對“時間”這個東西有一種近乎病態(tài)的珍惜。他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覺得拖一天就是耽誤一天。這種緊迫感當然有它的價值——1959年春荒的時候，上海糧食供應(yīng)極度緊張，配給方案推翻了三次都拿不出穩(wěn)妥的數(shù)字。柯慶施坐在會議室里聽完匯報，拿起電話打給周邊幾個省的負責人逐一協(xié)調(diào)調(diào)運。幾天之內(nèi)從江蘇、安徽緊急調(diào)撥的糧食陸續(xù)運抵上海。那年春天上海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非正常減員，住在老城廂的張壽清老人后來回憶說，那年的米面雖然少，但每個月都按時到手。

這種辦事效率來自他早期革命生涯的打磨。柯慶施1923年入黨，大革命失敗那年他正擔任安徽省委書記。國共合作破裂的消息傳到安徽時，國民黨軍隊已經(jīng)進城了。警衛(wèi)員急得滿頭汗催他快走，他把幾頁密電碼塞進靴筒，兩支鋼筆插進內(nèi)衣口袋，把沒來得及帶走的文件鎖進鐵柜，反復確認了好幾遍才從后門撤離。走到半路他發(fā)現(xiàn)兜里還有一盒火柴，又折回去把辦公室的廢紙簍點著——不留任何可能暴露同志身份的字跡。這份在生死關(guān)頭的冷靜和嚴密，伴隨了他整整一生。

問題出在，他在和平年代依然保持著戰(zhàn)時節(jié)奏。馬達有一次給他提建議，說有些重大決策能不能多開幾次聽證會，多聽聽基層的意見。柯慶施聽完之后沉默了一會兒，說上海每天多生幾百個孩子，時間不夠用。馬達當時沒再說什么，但他心里清楚這不是一句敷衍的話，這是一個主政者對一座超級城市運轉(zhuǎn)壓力的真實感受。但他的擔憂也在——所有程序一旦被長期壓縮，制度的韌性會不會出問題？

馬達后來在回憶錄里反復談到一個觀點：柯慶施這個人的優(yōu)點和缺點，其實是同一個東西的兩面。他動作快，所以能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麻煩，但他也因為快，有些該走的程序被他略過了，有些該聽的聲音被他錯過了。他太相信能力——相信自己的判斷力，也相信那些被他選中的人的能力。1958年他把已經(jīng)拿到北京調(diào)令的張春橋留在了上海，因為在他看來張春橋能寫、反應(yīng)快、筆桿子硬，是報社需要的那把快刀。這個判斷后來被證明在政治上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放在當時那個節(jié)點上，柯慶施的邏輯確實是“用其所長”。

馬達對這件事一直持保留態(tài)度。他晚年接受訪問時說過一段話，大致意思是柯慶施用人只看這個人能不能干活，至于這個人會把事情干到哪個方向去，他不太去想。這是柯慶施的局限，也是那個時代很多干部的局限。但馬達從不在公開場合把這句話說得太尖銳，他的表達方式一如既往地冷靜——陳述事實，不渲染，不評判，把判斷的空間留給后來人。

生活層面的柯慶施幾乎是無趣的。他不喝酒，不吃宴請，家里除了幾架子書沒幾件像樣的家具。郊縣調(diào)研的時候他只要一輛吉普車，晚上睡在老鄉(xiāng)家的土炕上，蓋自己帶的草席。秘書怕他凍著，勸他加床棉被，他擺擺手說出一身汗感冒反倒不來。馬達有一回下鄉(xiāng)采訪正好碰上柯慶施帶隊調(diào)研，晚上兩個人坐在院子里聊天，柯慶施忽然指著遠處的莊稼地問馬達，你覺得當官和種地有什么區(qū)別？馬達一時沒反應(yīng)過來，柯慶施自顧自地說，種地的人最怕誤了農(nóng)時，當官的人最怕誤了時機。道理一樣，只是莊稼旱了能補種，時機過了就沒了。馬達在采訪筆記里寫道，這是他聽過的最簡短的執(zhí)政哲學。

1965年4月10日凌晨，柯慶施在成都病逝，死于胰腺癌術(shù)后并發(fā)癥，終年六十三歲。追悼會由劉少奇主持，林彪致悼詞。馬達那天去得很早，站在黃陂北路的隊伍里，周圍全是自發(fā)來送行的工人。隊伍很長，很安靜，很少有人說話。他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好些工人手臂上纏的黑紗是舊的，像是從別處剛摘下來又用上，但每個人都戴得很端正。

官方悼詞里用了兩個詞評價柯慶施：赤誠，務(wù)實。馬達覺得這兩個詞不多不少，恰如其分。赤誠說的是他對信仰的態(tài)度，務(wù)實說的是他對工作的態(tài)度。至于別的，悼詞沒提，馬達也沒問。

柯慶施死后，關(guān)于他的爭議并沒有停息。九十年代后期有調(diào)查組專程來上海調(diào)閱柯慶施的檔案，馬達作為當年最了解他工作情況的老同志之一，被請去談話。調(diào)查組的同志問得很細，從決策機制問到用人習慣，從私人往來問到家庭生活。馬達把知道的都說了，包括那些他覺得值得肯定的地方和那些他至今存疑的地方。最后調(diào)查組的負責人問了他一個問題：你對柯慶施同志總的看法是什么？馬達想了想，說了一句很簡短的話：“這個人，是干凈的。”

他說完這句，把煙掐了，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會兒。然后他補了一句：你翻他的賬本，翻到最后一頁，什么都沒有。不是藏起來了，是從來就沒有過。

這句話后來被整理成談話記錄，和其他材料一起入了檔。馬達沒有看到最終的審查結(jié)論，但他覺得結(jié)論已經(jīng)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翻遍了所有舊賬之后，沒有人能在那本賬上找到任何不該有的東西。

馬達在回憶錄的最后一章里寫了一段話，像是在對一段歷史作一個交代，也像是在對自己多年的觀察作一個總結(jié)。他寫道，歷史是復雜的，人也是復雜的。柯慶施這個人的全部復雜性，不應(yīng)該被簡化為一個符號，也不應(yīng)該被抹去任何一部分。他做過的事，好的壞的，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但他的清廉，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干凈的一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