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張家棟
近日，新西蘭外長彼得斯就印度—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中有關200億美元投資條款的表述分歧公開表達不滿。新方關于該條款的解讀是：協定僅規定政府“促進”投資，但并不一定需要完成有關目標，但印度總理莫迪訪新期間多次將這一條款解讀為新西蘭政府的“堅定承諾”。表面上看，這是一次外交禮儀層面的措辭偏差；但是在實質上，這一案例折射的是雙邊外交與高層外交，輿論與制度差異之間普遍存在的張力結構。在這個問題上，更值得追問的不是“誰在撒謊”，而是這種修辭錯位為什么會經常發生？
造成這種“錯位”的原因，首先在于國內問責機制塑造不同的修辭偏好。現代國家外交天然要回應國內問責，不同制度激勵會形成截然不同的修辭本能。議會制國家的政府對議會的財政與政策責任高度敏感，因此行政部門傾向于在雙邊文本中使用“促進”“鼓勵”“推動”等弱約束詞，以避免承擔超越立法授權的對外義務。新西蘭方面的“激烈反應”，根源正在于此。而行政權力相對集中、輿論動員能力較強的政府，則更傾向于在外交場合將合作潛力轉化為可量化、可傳播、可在選舉周期內反復引述的政治成果。印度方面的修辭偏好，正屬于這一類型。本質上，兩種修辭偏好都是國內問責機制的產物，本身并無對錯之分。
再者，高層外交與協定文本之間存在天然的“落差結構”。雙邊協定的文本，是雙方團隊經過多輪技術談判后形成的法律共識；而高層領導的個人表述，則往往是為塑造政治氣氛、回應國內受眾而做的政治化提煉。總體來看，協定文本偏收斂、表達偏克制；個人講話偏發散、表達往往偏重語言沖擊力。這兩種語言之間，經常會出現落差。莫迪之所以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200億投資是新方“堅定承諾”的措辭，是將其作為訪新行程的政治成果；而新西蘭方面之所以公開“硬頂”，則是為了在協定文本與高層表態之間重新劃定邊界。
需要注意的是，現代外交越來越依賴具體數字來塑造合作的政治能見度，而“數字”外交天然具有“放大—稀釋”的二重性。“數字”在外交中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便于報道、便于傳播、便于向國內受眾呈現外交成果，但是也存在風險：同一數字在不同的措辭框架下，可以被解讀為“承諾”，也可以被解讀為“愿景”。數字越宏大，措辭的容錯空間就越小；傳播越密集，文本的約束效力往往就越弱。一旦雙方對措辭的分歧被公開化，數字所承載的合作誠意與信號就可能在反復討論和解讀的過程中大打折扣。印度與新西蘭的分歧，就是一個注腳。
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在于，雙多邊協定落地的鏈條往往非常脆弱。雙邊投資協定從簽署到落地，需要跨越政治協商、文本確認與備案、具體執行等多個環節。文本環節由談判團隊主導，目標是形成法律共識；政治環節由領導人主導，目標是塑造合作氣氛；執行環節由企業與主管部門主導，目標是讓數字與條款轉化為真正的投資流量。三個環節的目標要求并不一致，而印度與新西蘭有關協定文本解讀的“錯位”，恰恰發生在從“政治”環節向“文本”環節回溯的節點上。
總而言之，印度與新西蘭有關協定文本解讀的錯位爭議，指向的是雙邊外交運作機理中一種尚未被充分管理的張力：高層外交的傳播偏好與協定文本的約束屬性之間，缺乏穩定的精準銜接機制。措辭之爭可能會很快平息，但其折射出的雙邊外交運作規律，卻值得各方持續觀察與研究。（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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