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APEC觀察｜從堪培拉到深圳：APEC“柔性制度”的韌性密碼

“柔性”不僅是一種規避制度摩擦的防守策略，更是孕育區域經貿新規則的務實鋪墊。

2026年11月，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中方將圍繞“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的方向設置會議議題。

每逢會議周，各國領導人身著特色服裝亮相的“全家福”總是格外引人矚目。但在聚光燈之外，一個深層問題往往被忽略：APEC作為一個經濟體量占全球六成、貿易額約占全球一半、內部成員發展差異巨大的合作組織，是如何在缺乏硬性約束的條件下，在30余年的風雨中始終保持實質運轉的？

對其底層運作邏輯的拆解，是觀察亞太經濟一體化真實走向的必經之路。而這一切的答案，需回溯至其機制設計的原點。

博弈下的運作機制

APEC的全稱是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它的誕生，源于20世紀80年代末亞太地區對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的回應。

彼時，歐洲加速建立統一大市場，北美啟動自貿區談判，亞太地區如果繼續缺乏制度性聯系，在經濟版圖中恐被邊緣化。1989年11月，在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的倡議下，12個成員（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西蘭及東盟6國）在堪培拉舉行了首屆部長級會議，標志著APEC正式成立，此后經數次擴容，形成今天21個經濟體的格局。

然而，亞太地區巨大的發展梯度，使得APEC很難依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組織模式運作。它的成員經濟體橫跨太平洋兩岸，從北美發達經濟體到東南亞發展中經濟體，從東亞制造中心到南太平洋島國，部分經濟體間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相差數十倍。在關稅水平、市場開放度、監管體系上也各不相同。若直接推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硬性條約，發達經濟體的高標準將成為發展中經濟體難以跨越的門檻，而后者要求的過渡期又會被前者視為“規則例外”，談判極易因利益相左而陷入僵局。

面對這種差異，APEC在演進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協商共識推動合作、以非約束性承諾促進落實的運行機制：承認多樣性，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原則；堅持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所有決定均須經成員協商一致同意。其形成的宣言、聲明及其他成果文件通常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各成員在政治和道義層面承擔落實承諾的責任。

如此“柔性”的約束力，又是如何推動各項計劃落地的？

APEC給出的答案是同行審議（Peer Review）與聲譽機制。以關稅為例，各成員不搞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集體談判，而是通過“單邊行動計劃”（IAP）自行設定降稅目標，輔以“集體行動計劃”（CAP）在特定領域協同推進，由其他成員進行公開審議。若某個成員承諾了便利化措施卻未落實，國際機構將下調對其營商環境的評級，跨國企業也會因此重新考量在該地的供應鏈布局。這種以市場反饋替代法律制裁、以聲譽機制施加壓力的方式，既避免了制定規則時“一刀切”的撕裂，又倒逼各成員穩步推進改革。據APEC官方數據，在這一機制的牽引下，APEC成員經濟體的最惠國簡單平均關稅稅率從1989年的約16.9%降至2024年的5.1%左右。

不僅如此，上述運作機制還賦予了APEC獨特的“制度試驗場”功能。當多邊貿易談判陷入僵局時，APEC往往能以較低的試錯成本，率先在數字貿易、數據跨境流動等前沿議題上形成非約束性合作框架，相關共識后續常被部分成員吸納，轉化為有約束力的區域貿易協定條款。

這種“先軟后硬”的路徑探索，正是APEC推動區域一體化的獨特貢獻。在這里，“柔性”不僅是一種規避制度摩擦的防守策略，更是孕育區域經貿新規則的務實鋪墊。

當然，柔性機制的運轉也面臨現實考驗。隨著淺層壁壘的逐步消除，僅靠聲譽機制倒逼的自愿承諾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如何持續激發更深層次開放的驅動力，是APEC需要應對的課題。

入局后的深度參與

在這套合作機制的演進中，中國是重要的參與者和受益者。1991年，中國正式加入APEC。當時中國正處于深化改革開放的關鍵階段，APEC以“經濟體”為參與單位，通過區分主權國家和地區經濟體的身份，妥善解決了相關政治敏感問題，為中國深度融入國際市場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APEC框架內，中國積極踐行“自主自愿、協商一致”的原則，通過參與同行審議和接受外部審視，逐步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這一過程不僅深化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貿合作，也為中國2001年成功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后續進一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與制度基礎。

隨著自身實力的提升與融入程度的加深，中國也逐漸從規則的適應者轉變為共同塑造者。

2001年的上海會議，推動APEC在多邊貿易體制發展、人力資源能力建設、電子APEC、新經濟及反恐合作等多個領域取得積極進展，達成了旨在深化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合作的《上海共識》。當年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這一里程碑事件標志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也與APEC長期倡導的開放合作理念形成了歷史呼應，展現了區域經濟聯系不斷深化的大趨勢。

2014年的北京會議，重點討論了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三項重點議題。會議取得多項重要成果，發表了《北京綱領：構建融合、創新、互聯的亞太——APEC領導人宣言》和《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APEC成立25周年聲明》。那一年，“APEC藍”不僅成為全民熱議環境治理的符號，更折射出中國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的內生動力與決心。

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深圳手中。會議將聚焦“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著力推進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協調亞太自貿區進程的不同路徑，規劃區域互聯互通的合理安排，推動建設亞太共同體從愿景走向行動。

從1989年的堪培拉到2026年的深圳，30余年來，APEC沒有硬性條約的羈絆，卻依靠其獨特的柔性制度保持運轉，將亞太地區從一片缺乏制度性聯系的“經濟拼圖”鍛造成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長極。這一次APEC“中國年”，將繼續檢驗這一機制在數字與綠色轉型中的新潛能，向世界展示亞太經濟穿越周期的韌性密碼。

2026年，APEC重返中國，落子深圳，這不僅是區域間合作的盛會，更是重塑亞太商業規則與經濟敘事的關鍵窗口。依托中信集團作為ABAC中方核心成員的身份，《財經》雜志得以更加深入地觀察APEC合作進程，貼近區域規則協調與經貿合作實踐。在此，我們將充分發揮專業財經媒體的平臺優勢，系統傳播APEC“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的核心理念，并將一場場高規格政商對話與規則協商，轉化為專業、深度的財經敘事與商業洞察，持續記錄中國為亞太區域合作貢獻智慧和方案的實踐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