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游子·浪子

（來源：河北日報）

轉自：河北日報

赤子·游子·浪子

——讀天嵐詩集《浮世記》

□崔立秋

天嵐的詩集《浮世記》（花山文藝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收錄了一百多首詩歌，分為“歸愿”“墟壤”“逆旅”“心蹤”“浮世”“初光”六輯，詩人在對故鄉與異鄉、理想與現實、真相與幻象的詰問中展開人生命運的思考。讀者可以把《浮世記》看作一首尋找并確認詩人身份的長詩，天嵐在猶疑和迷茫中一次次進行身份的自我認同；或者把詩集看作一幅完整的詩人肖像拼圖，一首首具體的詩拼湊出詩人模糊而又清晰的自畫像。

天嵐是詩歌赤子。他“寄心山林，也隱于城市”（《詩人》），在西山森林公園東坡一處青瓦白墻的徽派庭院，打造了一所名為“熹悅和境”的茶書院，“讓山河收住腳步，讓浪子收住心”（《我要建一座花園》）。詩集第一輯“歸愿”中的諸多詩歌就創作于這所茶書院，或者與此有關。在這個與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庭院里，天嵐親手“建造花園卻迷失于花朵的隱喻”（《花園曲徑》），“他把自己關進夜里，把詩寫滿蒼黃的墻壁”（《牧羊人》）。評論家郭艷評價，天嵐的詩歌有著赤子的真誠和率真，在對山川、河流、大地和風物的意象捕捉中，以一顆澄澈的赤子之心直抵人世間誠摯的愛戀。天嵐詩中多次出現的“孩子”“少年”“童子”等意象，很多都是詩歌赤子天嵐的化身。

天嵐是返鄉游子。詩歌批評家陳超曾探討過現代詩性體驗中兩個貌似糾葛、實則趨達同一的母題：漂泊與定居。陳超認為，優秀詩人的生命體驗，同時朝兩種向度敞開：一種是漂泊精神前傾的預言，使我們超越現實的喧囂，將批判力伸展于更為開闊的視域；一種則是對“遠方”前景的“忤逆”，向內回溯，堅持高古凄愴的“家園之歌”。詩集開篇第一首詩《誓愿辭》第一句話便是“請讓我疲憊地睡去，再無奢念/在午夜以童子之身重返故鄉”。詩集第二輯“墟壤”是關于桑干河南岸名為“南洼”的小村莊的詩作。這個村莊位于泥河灣下游、黃帝城上游，“村后的兩個打谷場/是村莊唯有的平地/像一架天平/一半是豐收一半是荒涼”（《還鄉記》）。不管是現實生活中，還是夢境里，天嵐一次次重返故鄉。然而，盡管他找得到回家的路，卻再也無法真正地融入故鄉。“人丁散去，村莊空寂/大雪封路之前，我從海邊趕回來/看見泉水在夜里囚禁了自己”（《這個村莊》）。“如果一世奔流終不能還鄉/誰能安慰一滴水的荒涼”（《原鄉》）。“何處是歸途，我不問，趕路的行者始終沉默”（《迷途詩人》）。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曾說：“哲學是一種鄉愁，是一種無論身在何處都想回家的沖動。”恰是這種返鄉的沖動，賦予天嵐的詩歌以哲學意味。詩人郁蔥認為，天嵐的詩超越了一般詩作具有的簡單地域符號，將地理空間作為精神原鄉與文化母體，滹沱河、桑干河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帶著你眼底奔襲的倒影”的精神鏡像。

天嵐是天涯浪子。“浪子”一詞在天嵐的詩歌中反復出現，比如“誰說浪子行走天下/或困守自己的檐下”（《醉宿》）。“呵，浪子回頭天作岸/故土墟壤埋著誰的胎衣”（《夜歸》）。“這六百里的蕩氣回腸/囚不住一個波光粼粼的浪子”（《回望桑干》）。“那棄城而去的浪子/在故土懷抱是否感到溫存”（《暗香》）。詩人東籬讀天嵐的詩時，強烈地感受到他詩中的浪子形象：靈魂居無定所的漂泊感，身處現實中的孤獨感和悲天憫人的苦難意識。這種居無定所的漂泊感在天嵐的詩中俯拾皆是，比如《搬家記》中“書頁里的那些精魂/曾隨我四處漂走/今天，仍不能答復/他們明天安歇的地址”。詩集第三輯“逆旅”寫人生旅途，第四輯“心蹤”寫心路歷程，第五輯“浮世”寫俗世生活，天嵐在詩中一再追問，又一再迷失：人生的原點在哪里？詩的原點在哪里？在路上，在夢里，在遙遠的心安之處？正如他在《走卒》中所寫：“你本該在山河一隅扎下根須/子承父業，做養育瓜豆的布衣人//你卻偏做浪子，逐洪流/乘一葉扁舟，去求證虛妄的岸//你說命有流放，只好復命/在詩里筑巢，呼應萬物的哀泣//你說寡民有小國，寸土寸心/詩中桑麻繁盛，天上地下皆是故鄉。”

作為詩集結尾的第六輯，“初光”呈現出一種“主體遜位”，詩人不再尋求身份的認同，而是通過去主體化讓位給新生的嬰兒。這種“主體遜位”不是無奈放棄，而是主動尋求一種更多元、更靈活的后現代化分裂與整合。詩人和嬰兒在某種程度上是合二為一的，嬰兒的誕生標志著詩人的成熟，并由此完成了脫胎換骨的華麗轉身，詩歌的風格也變得明亮而溫暖。比如《呼嚕》中“微小的呼嚕，呼應著更微小的呼嚕/越來越深的夜/妻女的鼾聲，此刻/成為世間最重要的聲響”。這個世間最重要的聲響，也許就是天嵐作為“啞巴詩人”愿意用其一生來寫好的那首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