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978年秋，楊公素接到一項特殊使命：出任駐越南大使。他預感此行艱難，臨行前特意繞道廣西邊境。友誼關冷冷清清，中越鐵路早已停運，站臺上空無一人。他站在關前望去，兩側山叢中隱約可見軍事工事——昔日雙方來往的睦南關口現在已無人走動.
戰火一觸即發。這位年近七旬的老外交官怎么也沒想到，幾個月后，數十萬中國將士會跨過這條邊境線；他更沒料到，自己親歷的這場外交較量，會成為新中國外交史上最刻骨銘心的一課。
一、203億援助養出的“兄弟”，調轉了槍口
從1950年到1975年，中越關系走過了25年“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中國對越南的援助傾盡全力：累計總額203.68億元人民幣，其中一般物資占一半，包括糧食500萬噸、石油200萬噸、汽車35000輛；軍事援助占24%，武器裝備可供200萬軍人使用。
“從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擊法國的勝利是在中國的支持下取得的，后來又在中國的幫助下獲得了獨立和國際上的承認。1961年美國插手越南，越南是在中國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這幾十年間，中越關系是‘同志加兄弟’。”
但1975年越南南北統一后，黎筍集團迅速投靠蘇聯。越南軍隊的槍口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準了中國，“聲稱中國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敵國”。越南在中越邊境調集20余萬精銳部隊，修筑大量軍事設施，“這些工事都是用中國援助的物資修建的”。
二、使館窗外的監視哨：連抗議照會都被拒絕接收
楊公素抵達河內赴任時 。迎接他的不是兄弟之邦的熱忱，而是冰冷的敵意。
按慣例，新大使應拜會越南國會、政府各部門和軍方單位，“但越南外交部卻不顧過去的慣例，除安排我拜會國會委員長外，其余一律不安排會見。”連遞交國書儀式也降了格——國家主席孫得勝“因年邁不能接受”，改為副主席阮友壽接見。阮友壽“同我的談話是冷淡、謹慎和短暫的，面部毫無表情”。
在使館舉行的第一次招待會上，越南政府只來了外交部的禮賓司長，“一位政府部長也沒有來，與過去政府總理或副總理及好幾位部長來參加中國大使館招待會的熱烈程度顯然不同。”
更令人寒心的是華僑的遭遇。1974年起，越南強制南方華僑加入越南籍，對保留中國籍者大肆迫害。“公安人員隨時闖入華僑住宅，強迫填寫‘自愿回國書’，乘機搜查、敲詐、沒收財產”。1978年8月，越南公安在河內逮捕百余名華僑投入監牢；友誼關外向要求回國的華僑開槍，造成百余人傷亡。
最刺痛楊公素的是外交上的羞辱。“我必須去外交部只有兩種情況，一是奉國內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議，一是應其邀請去接受他們向我國提出抗議。”兩國關系緊張，雙方抗議照會語氣越來越強硬，“有時越南方面的照會太無根據，措詞帶污蔑性的內容，我除了記下其要點外，拒絕接受其照會，甚至出現拍桌而去的局面。”
三、談判桌上拍桌子：八項原則被越南一口回絕
1979年2月17日，對越自衛還擊戰打響。28天戰斗，中國軍隊攻克越南諒山、高平、老街三個省和17個縣市，摧毀了越南在北部地區針對中國構筑的大量軍事設施。3月16日，部隊奉命全部撤回。
隨后，中越副外長級談判在河內舉行。楊公素以大使身份擔任副團長。中國方面提出處理中越關系八項原則建議：雙方不謀求霸權、尊重邊界線、越南撤出南沙群島、保障華僑權益……“合情合理，切實可行”。
但越南方面一口回絕。越方代表團團長公然歪曲歷史，稱日內瓦會議時“中國強加于越南”軍事分界線，“是屬于霸權主義的行為”。他們“還反對談論越南侵略柬埔寨問題，認為談這個問題就是干涉第三國事務”。
談判持續了8個月，“除了雙方爭吵一陣外，毫無結果”。1980年，中央決定不再向河內派大使，中越關系降至代辦級。楊公素被派往希臘，“從此就同越南沒有來往了”。
楊公素晚年感慨：那28天血戰，打醒了中國人的外交夢——國家間的友誼，無論多么深厚，都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礎上。靠真金白銀買不來真心，靠忍讓退避換不來和平。
（本文素材來源于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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