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遭免職審查后，仍按副大軍區(qū)職待遇安置

他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被免職審查后依然享受副大軍區(qū)職級待遇安置，令人關注！

1940年代的寒冬夜，山東平原上一盞馬燈照亮了作戰(zhàn)地圖，幾位連隊骨干圍坐商議宣傳標語。劉興元用粉筆寫下幾行字，抬頭問旁邊的年輕干事：“字大不大？百姓能看清嗎？”干事答：“能看清，就是有點費粉。”劉興元輕敲桌沿：“粉不值錢，士氣值錢。”寥寥數(shù)語，道出他對“文化”二字的倔強堅持。

讀書是他的底色。6歲起私塾熏陶，17歲又在棉紡機轟鳴聲中做過帳房文書，這份筆頭功夫讓他在馮玉祥部里混跡槍林彈雨時，仍隨身帶一本《資治通鑒》。1931年中央蘇區(qū)瀕臨第四次“圍剿”，不少散兵游勇徘徊去留，他卻憑著那點文化，讀懂了《紅星報》上“打土豪、分田地”的新宣言，于是毅然脫離舊部，穿過防線，投奔紅軍，同年12月在瑞金宣誓入黨。脫槍換旗，靠的既是政治判斷，也是書本給他的眼界。

進入抗戰(zhàn)時期，他被派往隴海鐵路沿線組織游擊。晚點的列車、半夜的號角、流動的民工，都是流動的課堂。劉興元要求每個分隊寫戰(zhàn)地小報，“兵寫兵看”，寫錯別字也得重抄。有人抱怨：“還不如練兩發(fā)槍。”他回一句：“槍打完子彈就沒了，筆寫得好，能管一輩子。”一句玩笑，實則硬性制度。羅榮桓巡視二師時，半開玩笑地稱他“劉鐵嘴”，源頭就在這股逼人勁。

建國后，他被調到廣州軍區(qū)，隨即兼任廣東省委主要領導。那是1970年底，軍隊系統(tǒng)剛完成第一次大規(guī)模精簡，部隊轉業(yè)與地方經(jīng)濟重建交織，矛盾四起。廣東外貿碼頭裝卸費提高，戰(zhàn)士參與搶卸，卻不收分文補貼。省里有人建議發(fā)一筆“加班費”慰勞。會上劉興元抬手制止，聲音并不高：“打仗沒人給稿費，建設也別惦記補貼。”會后，他單獨找那位提出建議的干部，“話說重了，別放在心上，但原則不能讓步。”二人相視，尷尬又理解。短短幾分鐘，既給足對方面子，又守住財經(jīng)紅線，這是他行事的一貫手法。

廣州軍區(qū)當時的主官是龍書金，兩人共事不久便因修建軍區(qū)禮堂的超支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龍書金認為禮堂是形象工程；劉興元則認為應先把錢用在訓練場。氣氛一度緊張，劉興元說：“練兵場是保障打贏的骨頭，禮堂是面子，骨頭不能瘦。”龍書金摔門而去，第二天仍照常一起下部隊，誰也不提舊事。軍隊講執(zhí)行，沖突亦在可控范圍內化解。

1971年11月，毛澤東南下調研，停在韶關。深夜會客室里，毛澤東慢聲問他：“廣東穩(wěn)不穩(wěn)？”劉興元回答：“經(jīng)濟基礎薄，心要穩(wěn)，腳得快。”毛澤東點頭：“腳快，不能亂跑。”談話不到十五分鐘，卻把廣東省班子的方向釘死——穩(wěn)中求進，穩(wěn)定壓倒一切。此后一年，外貿出口激增，知青安置也初見眉目。可好景并未長久。

1972年3月，他接令赴四川主持省委與成都軍區(qū)政治委員會工作。巴山蜀水，糧食產量與兵員補給都繞不開險峻山路。劉興元在軍區(qū)駐地設“對標墻”：一側貼計劃數(shù)字，一側貼完成數(shù)據(jù)，并留空白格讓連隊自填。他直言：“空白多說明路沒修好，不是人沒干好。”四川山區(qū)交通困局由此受重視，多條公路列入急建計劃。此舉大幅提升了軍隊機動效率，也為后來川西經(jīng)濟圈奠基。

轉折出現(xiàn)在1977年。軍隊系統(tǒng)清理文件時，發(fā)現(xiàn)他早年在舊軍閥部隊留下的幾份工作備忘，上級要求“作進一步調查”。同年9月，他被調往解放軍軍政大學任政委。職位不低，卻距離決策核心漸行漸遠。1978年11月，他遞交“休息”申請，自請回避，隨后接受長達六年的組織審查。有人低聲問他感覺如何，他淡淡回：“兵打仗難免掛彩，干部做事難免留痕，查就查吧。”旁人無語，這不是辯解，而是不想再辯。

審核沒有給出結論，只一句概括——“歷史問題存疑，不影響待遇”。1984年，中央批準其退休，級別定為副大軍區(qū)職。文件送達那天，他正在院內翻閱《古文觀止》。管后勤的同志提醒：“老首長，該搬到干休所了。”他合上書，拍拍封面：“地方再小，只要能看書寫字，就不覺得委屈。”隨后輕車簡從，帶走兩箱舊書、一口舊皮箱。

從私塾學童到省委書記，再到被審查的老將，他的人生起伏不止，卻始終離不開幾樣東西：一本書，一支筆，一張原則底線。有人說他不懂變通，也有人說他“嘴硬心軟”。但在那幾乎每一步都與風口浪尖相伴的年代，恰恰是這份硬度，讓他最終得以體面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