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黨的下一場“內戰”

當英國知名“農家樂”劇目《克拉克森農場》第五季中出現這樣一幕：杰瑞米·克拉克森將首相斯塔默的人形玩偶放在“蓋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的篝火堆上焚燒，不由讓人好奇斯塔默的工黨政府為何如此討人嫌？

蓋伊·福克斯之夜，又稱“篝火之夜”，是英國傳統節日，每年11月15日舉辦。該節日起源于1605年天主教徒蓋伊·福克斯策劃的“火藥陰謀”事件，企圖炸毀英國議會大廈、暗殺國王詹姆斯一世，最終未遂遭處決 。民眾在倫敦周圍點起篝火，慶祝國王生還。起初，人們會在“篝火之夜”焚燒象征蓋伊的假人模型，慢慢地在慶祝活動中演變出焚燒不受歡迎的公眾人物模型——正如克拉克森公開宣布自己的酒吧“農夫之犬”將斯塔默列為不受歡迎的“頭號禁客”。

不過，克拉克森這一舉動，是源于他對工黨政府在2024年秋季預算中提出的農業遺產稅（對價值超過100萬英鎊的農場征收20%的繼承稅）表達強烈不滿。這位“新農民”亦是知名節目主持人，與英國農民一同站在倫敦街頭抗議。

節目播出是今年6月，彼時斯塔默正面臨5月底地方選舉失利的巨大壓力——法拉奇領導的激進右翼政黨改革黨豪取超1400個議席，奪取14個地方議會控制權；而工黨慘敗，失去將近1400個議席，丟掉35個地方議會控制權。在一場“精心策劃的逼宮”后，斯塔默于6月22日宣布辭職，在任時間不到兩年。這是英國自2016年脫歐以來十年內的第六任首相——如今迎來了第七位首相安迪·伯納姆。

這位被稱為“北方之王”的大曼徹斯特市市長，承諾將按照工黨傳統，組建一個“包容”的內閣，他領導的工黨將代表黨內所有派別。

內政上，他主張關鍵公共服務國有化，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他曾將“去工業化、私有化、緊縮、脫歐”并稱為英國“四騎士”，而這意味著與財政部的正面沖突，他曾說過“不能再受制于債券市場”（盡管后來否認），已讓市場觀望其全國經濟可信度。外交上，外界認為他可能未必會與特朗普建立密切的私人關系、會重新向歐洲靠攏——不過特朗普的一句“不熟”，似乎是英美關系的某種微妙注解。

在BBC記者的報道中，則刻畫了伯納姆的另一種形象：不算廣為人知；未經充分政治考驗。伯納姆身上似乎兼具“體制外”與“體制內”兩種特質，前者是因為他出生于英格蘭北部的工人階級家庭，他也更傾向于強調這個特質，但后者則是他畢業于劍橋大學，早早投身政壇，被視為托尼·布萊爾與戈登·布朗領導的新工黨政府中的年輕政治新星。

當地時間7月17日，伯納姆在倫敦市中心舉行的工黨特別大會上當選工黨黨魁。法新社

只不過現在這位“政治新星”接手的工黨政府，并不是一個“香餑餑”。

不少政治觀察者早已指出，工黨內部正在經歷一場“內戰”，究竟選擇怎樣的政策——拆解威斯敏斯特體制，從政治入手，還是改革失敗的經濟模式，從經濟入手，抑或走粘合路線，與曾在保守黨政府任職的技術顧問合作，給市場服定心丸？

如果伯納姆選擇展示“一個團結的工黨”，游走兩派之間，那么未來很可能重回斯塔默模式——無數次“重啟”并來回搖擺。反正內閣里隨時準備再換一次領袖的人多的是。現在的工黨有權力，但沒有敘事，而“沒有目標的權力終將一事無成”。

而在外部，顯然傳統政黨正面臨整體政治氣氛的轉變。10年前大肆鼓吹英國脫歐的激進右翼政黨“改革黨”，正在黨魁法拉奇的帶領下攻城略地。盡管法拉奇身陷500萬鎊政治獻金丑聞，盡管改革黨正在面對更激進的右翼民粹黨“復興黨”的挑戰，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激烈競爭在英國政治生態中日益突出。當然這并非英國一國的問題。

所以，真正的病因不在哪一任首相，而在國家方向出了問題。一如《新政治家》政治編輯湯姆·麥克塔格曾在安迪·伯納姆準備投身工黨黨魁選舉時引述的一首小詩——羅杰·麥高（Roger McGough）寫于1989年：

我想當領袖 我想當領袖 我能當領袖嗎？ 我能嗎？我可以？ 說定了？說定了？ 耶，我是領袖了 好吧，那我們干點啥？

如何看待英國新首相安迪·伯納姆的執政前景，以及工黨內部的團結與分裂？本文由英國智庫“獨立社區委員會”秘書處負責人安德魯·奧布萊恩撰寫并發表于UnHerd網站。

【文/安德魯·奧布萊恩】

安迪·伯納姆是誰？這是債券市場今天要掂量的一個2.91萬億英鎊的問題。

工黨已經押上了一套“神秘博士”（Doctor Who）策略，希望領導層像博士重生一樣換上一張上鏡的新面孔，就能讓觀眾重新換臺回來。

如今主演已經敲定，問題是：劇本由誰來寫？

和《神秘博士》一樣，工黨經不起再拍砸一季。要么輝煌，要么砍劇。斯塔默擔任領袖之初頗有希望，但觀眾很快發現這個故事講不下去了。斯塔默想把政府當成律師事務所來經營，凡事就事論事、個案處理。工黨現在明白了：能力和一長串政績清單是不夠的。整個國家感覺方向走錯了。它想要一位能拿出有說服力的敘事的首相——講清楚什么失敗了，該怎么辦。

眼下正在浮出水面的，是兩個相互競爭的陣營——由政治組織者、顧問和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對“收視率”暴跌的原因、以及重振工黨這個品牌需要什么，看法截然不同：一派是“哲學家”（the Philosophers），一派是“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s）。

這聽起來也許只是幕后運作，但它很重要，因為首相并不直接治理國家。他依靠顧問來發現問題、設計解決方案并監督執行，日常事務越來越多地外包出去。正如斯塔默任命摩根·麥克斯威尼后所領教的那樣：你任命來為你工作的人，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定義你首相任期的方向。【注：斯塔默曾于2024年12月任命彼得·曼德爾森為英國駐美國大使，但后者于2025年9月被曝光，深陷“愛潑斯坦丑聞”，時任斯塔默幕僚長的麥克斯威尼在推動曼德爾森任命一事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就是為什么安迪·伯納姆任命詹姆斯·珀內爾（James Purnell）為幕僚長所吸引的專欄篇幅，比一些內閣大臣一輩子得到的還要多。

資料圖：曾任斯塔默的幕僚長摩根·麥克斯威尼（Morgan McSweeney）路透社

那么，伯納姆接下來有哪些選擇？“哲學家”們認為，政府的“原罪”在于把當前的政治時刻當作常態政治來應付。工黨太專注于技術官僚式的挑戰和“交付”，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處于一場與右翼反動勢力的生死搏斗之中——而這些勢力恰恰是被中間派和進步派政客的消極對待所壯膽的。

在這種看法中，斯塔默的問題在于：他雖然診斷出了這場斗爭，卻沒有全身心投入。“哲學家”陣營認為，需要建立一個新的進步聯盟，把綠黨、自由民主黨和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者團結起來。而建立這個聯盟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憲政和社會改革，展現出對新政治的全力投入。

這意味著拆解威斯敏斯特體制——特別是通過最大限度的權力下放、選舉制度和憲政改革。之所以瞄準威斯敏斯特，是因為在“哲學家”們看來，它那套中央集權的對抗式體制固化了分裂：它讓地區與地區相互爭斗、爭奪資源，還阻礙了社會照護、基礎設施等關鍵領域的長期共識性政策的形成。

這也意味著不與那些主張“要迎合右翼選民、各讓一步”的人妥協。例如，在推翻緊縮政策上要更大膽，讓福利體系更慷慨——比如通過一項大幅削減貧困的“社會保障”（social guarantee）。在這種觀點中，工黨還應加倍捍衛移民和“凈零”（Net Zero）的價值，給基本盤多喂點紅肉——或者說，多喂點藜麥。

“哲學家”一派包括“主流工黨”（Mainstream Labour）的尼爾·勞森（Neal Lawson），他是伯納姆的早期支持者，也是新進步聯盟的長期鼓吹者。這個聯盟是工黨的一項非常長期的項目，其晚近譜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布萊爾與自由民主黨的眉來眼去——布萊爾想借此修復他眼中的歷史性錯誤：自由黨與工黨的分裂讓保守黨在20世紀贏得了那么多次大選。然而，隨著“自由派”選民群體的萎縮，進步聯盟如今聚焦于那批幻滅的年輕選民——他們在科爾賓主義失敗后分流到了各個小黨。

勞森聯合創立的左翼壓力團體“指南針”（Compass）多年來一直是這個項目的大本營。勞森本人曾因轉發一條支持綠黨候選人在地方選舉中擊敗保守黨的信息，差點被工黨開除黨籍。伯納姆多次在“指南針”的活動上發言，也毫不掩飾自己跨黨派合作的意愿。

這一陣營因馬修·麥格雷戈（Matthew McGregor）的任命而得到加強——他現任首相戰略總監，曾參與奧巴馬2012年競選，也曾供職于“希望而非仇恨”（Hope Not Hate）和“38度”（38 Degrees），這些組織各自在進步派生態內建立了新的聯盟，尤其是與年輕選民的聯盟。

另一位同路人是埃德·米利班德（注：英國工黨前領袖）的前撰稿人馬克·斯蒂爾斯（Marc Stears），他多年來致力于研究如何打造一種既能安撫進步派基本盤、又能爭取貧困地區不滿選民的進步敘事。

這個陣營的后起之秀是米婭塔·凡布拉（Miatta Fahnbulleh），前權力下放事務大臣、倫敦選區議員。她曾力挺斯塔默去年的黨代會演講——那篇演講把當前政治時刻定義為一場“國家靈魂之戰”。她此前還說過，移民問題變得“有毒”是“可悲的”，“如果你看事實，移民對任何國家、任何社會的好處總是大于損失。”凡布拉是伯納姆正在成形的政策議程的核心協調人之一，身處決定“上任百日”政策優先項的關鍵環節。

“經濟學家”則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政府的首要失敗在于天真地相信可以從現有經濟模式中再榨出一點活力，然后通過更高的公共開支來分享增長紅利。在他們的分析中，這是對經濟狀況的致命誤讀——由于投資不足和企業短期主義，英國經濟正在走向終結性衰退。唯一的出路是打破這一經濟模式：增加公共投資、加強對公用事業的公共控制、再工業化，并通過稅制改革讓增長惠及全國各地區。

“經濟學家”包括備受尊敬的智庫人士馬修·勞倫斯（Mathew Lawrence）——他那篇關于“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的影響力文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為伯納姆的經濟思想賦予連貫性。這一派還包括“論壇派”（Tribune Group）議員團體，據報道其成員中有一百多名議員，領軍人物是路易絲·黑格（Louise Haigh）和楊緣（Yuan Yang）。

“論壇派”歷來是溫和左派（soft-Left）的大本營——如今這套立場的含義是：既不是布萊爾派，也不屬于工黨傳統派那種愛國主義的“老右翼”。黑格和楊緣呼吁“運用英國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建設適應21世紀的經濟”，并主張對財政規則采取更靈活的態度。伯納姆在梅克菲爾德（Makerfield）選區的前任議員喬什·西蒙斯（Josh Simons）一直推動英國經濟再工業化，為他的前選區帶回就業，并深度參與了執政籌備工作。

游走于兩大陣營之間的還有一批“自由顧問”：高盛前董事長吉姆·奧尼爾勛爵（Jim O’Neill）、預算責任辦公室（OBR）前主任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以及英國央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Andy Haldane）。

他們目前一邊為伯納姆出謀劃策，一邊向市場提供定心丸。他們都曾在保守黨政府中任職，最著名的是參與“北方經濟引擎”（Northern Powerhouse）和“拉平”（Levelling Up）計劃。

“奧尼爾—霍爾丹”項目的核心信念是：堅守清晰的財政規則以安撫債券市場；把基礎設施和技能方面的更多權力下放給市長；不對企業加稅；對基礎設施（尤其是鐵路和能源）進行長期公共投資。從很多方面看，這都是過去15年經濟正統的延續。表面上，這些自由顧問似乎是“經濟派”的天然盟友，但他們懼怕后者的激進主義。但在很多方面，盡管職業背景如此，他們在情感上更接近“哲學家”。他們是建制派人物，極度渴望回到文化戰爭之前的日子。在價值觀上與法拉奇正面交鋒，同時推行一套更傳統的經濟綱領——這才是他們的首選。

今年4月13日，斯塔默和時任大曼徹斯特市市長的伯納姆（左）走訪當地小學。法新社

伯納姆自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以來的“天才”之處，在于他有能力橫跨兩個陣營。他既是進步事業的堅定捍衛者——從跨性別權利到更包容的移民政策——又倡導商業改革，利用公共采購鼓勵企業簽署保障工人勞動和社會權利的條款，還致力于綠色產業戰略。其中，綠色轉型是兩個陣營之間的橋梁。例如，凡布拉和勞倫斯都是“凈零”的著名倡導者，視其為在全國擴散增長、拯救地球并吸引年輕進步選民的手段。

權力下放是另一個讓“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認為工黨可以借此展示新政治形式、并落實經濟改革的領域。然而，緊張關系不可避免。如果威斯敏斯特被大型憲政辯論所占據，推行公共管控公用事業和再工業化的激進經濟綱領將舉步維艱。如果移民仍然是選民關注的熱點議題——選民擔心增加公共開支最終會讓誰受益——那么要說服心存疑慮的選民同意國家加稅以用于公共投資，也將是一項挑戰。

任何聲稱確切知道伯納姆將走向何方的人，都在撒謊。如果說迄今為止有什么定義了伯納姆，那就是他的實用主義。正如他反復強調的，他是一個“團隊合作者”，工黨的團結是他的核心目標。這種對派系主義的厭惡，一直是他批判新工黨的核心。他的工黨領袖當選演說呼吁的是“一個工黨團隊”。從很多方面看，他很像哈羅德·威爾遜——后者在動蕩的六七十年代把維系黨的團結作為己任。

和威爾遜一樣，伯納姆過去和將來都會被指責含糊其辭、左右逢源。但同樣和威爾遜一樣，他認識到：工黨正處于生死存亡之戰，只有黨保持相對團結，才有希望擊敗改革黨和綠黨。這既是他政治情感的核心，也是理性的自利考量。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伯納姆的顧問、支持者和議員們是否也這么看？新領袖給了他們實現抱負和優先事項的機會，他們會愿意為了黨的利益，犧牲這個設定政治議程的機會嗎？

“哲學家”一派占先手，因為他們的許多想法更便宜、更容易實施。例如，倡導新的選舉制度不會花財政部一分錢；把“國家和地區理事會”（Council for the Nations and Regions）變成議會的“第三院”——此事可能始于伯納姆打算授予地區市長貴族爵位的傳聞——是可以確保兌現的；更有力地捍衛移民價值、抨擊改革黨和復興黨分裂社區的強硬演講，一夜之間就能做到。【注：“國家和地區理事會”，工黨政府于2024年成立的準政府間政治協調機構，旨在搭建中央政府、地方權力下放政府（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以及英格蘭各地方市長之間的常態化合作論壇。】

這類政策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們能讓伯納姆展示自己正在改變這個國家和政治，而不必苦等多年才能看到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落地，也不必受制于難以預測的全球經濟力量。

然而，這些想法不太可能解決驅使人們背離工黨的結構性力量。如果英國經濟能在全國各地創造體面的工作，還會有人認為改革黨能接近執政嗎？如果生活水平能像戰后大部分時期那樣提升，復興黨還會構成威脅嗎？在這方面，“經濟派”占優。【注：英國復興黨（Restore Britain）是英國的一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該黨由前英國改革黨議員魯珀特·洛（Rupert Lowe）于2025年6月作為壓力團體成立，并于2026年2月正式注冊為政黨，其立場比改革黨更激進。馬斯克曾為復興黨站臺，引來改革黨黨魁法拉奇的不滿。】

不幸的是，他們的工作非常耗時、風險更高，還需要政府全力以赴。例如，公用事業公有化很可能需要與投資者打官司，需要投入公共資源來彌補年久失修和基礎設施欠賬，還會占用議會大量時間。這會很受歡迎，但需要一臺高效的政府機器來兌現。鑒于快速而確定的結果被賦予的溢價，一個賭徒會押注”哲學家”占優。

最可能的結果是融合——以維護作為伯納姆政治核心的黨的團結。首相會希望兩個陣營都為他的治國術貢獻力量，讓每個人都留在帳篷里。然而，每部好電視劇都需要一條壓倒性的敘事弧線。黨的團結或許是高尚的目標，但正如威爾遜所發現的，它不足以滿足公眾。他必須更進一步。

英國改革黨黨魁法拉奇抵達埃塞克斯郡一處投票站

伯納姆會把自己的首相任期定義為一場以新的共識型進步政治擊敗“右翼極端主義”的戰斗嗎？還是會把自己定義為一位偉大的經濟改革者，就像威爾遜曾經試圖做的那樣？又或者，他可以打造一種實用主義的“普通人平民主義”（normie populism），正如英國媒體UnHerd的喬尼·鮑爾（Jonny Ball）所勾勒的那樣。這將包括保留沙巴娜·馬哈茂德（Shabana Mahmood）【注：斯塔默任內擔任英國內政大臣】廣受歡迎的移民改革，以吸引傾向改革黨的選民；再加上水務公司某種形式的國有化和一點權力下放，以顯示對那些被拋下的地方的關懷。這將發揮伯納姆作為團結者的長處，但不是向內聚焦于黨，而是向外聚焦于國家。

最大的危險在于，伯納姆的團結工程會把工黨直接帶回斯塔默時代。唯一的區別是：伯納姆足夠務實，能夠維持黨的團結；而斯塔默的實用主義是被事態逼出來的。和他的前任一樣，伯納姆也可能被無休止的“重啟”和方向搖擺所困。他必須說服全黨：他的實用主義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符合國家利益，而不是無能或軟弱的標志。

伯納姆有一個斯塔默從未擁有過的“優勢”：他知道，如果自己拿不出一套清晰的敘事，內閣中多的是會毫不猶豫把他拉下馬的政客。弒君一旦被允許，就會習慣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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