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輝瑞CEO艾伯樂最近說了一段話。據Axios報道，他在跟業界同僚交流時，罕見地公開了一個數據。中國資產占全球生物醫藥行業交易總值的比例，從五年前的5%飆升到了現在的三分之二。
這就是說，以前全球大藥企買的新藥項目，幾乎不看中國；現在它們每花100塊錢買新藥研發項目，大約有67塊花在中國項目上。這說明中國藥企不再只是仿制或跟隨，而是開始拿出讓國際大公司愿意高價購買、合作開發的新藥。
這個數字背后是一場正在發生的產業格局重塑，很容易讓人想起芯片和AI領域的劇本。
中美在芯片和AI等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敘事結構驚人相似。
中國靠工程師紅利、政策扶持和資本投入，在應用層和產業化速度上迅速追趕，部分環節甚至反超。美國靠原創研究、生態積累和資本市場保持優勢。隨著“護城河在變窄”的感覺越來越強，華盛頓對華管制、封鎖會不斷加劇。
同樣的劇本已在生物醫藥領域重演，只是程度現在還不同。
區別在于，芯片和AI更多聚焦“硬科技”的技術封鎖。生物醫藥天生帶有更強的公共健康屬性。藥物研發的終點是治病救人。純粹的“卡脖子”邏輯在這里顯得別扭。這也正是輝瑞CEO言論引發關注的原因。它把一個原本可以歸類為“國家競爭”的問題，拉回到了“患者福祉優先”的倫理維度。
美國生物科技界內部，分裂成兩派。
防御性焦慮派的核心關切是資本外流與創新生態的空心化。生物醫藥是資本密集型、長周期行業。一款新藥從研發到上市，往往十年以上、數十億美元投入。如果風險資本因為看到中國“更快更便宜”而大規模轉向，美國本土那些依賴持續融資才能存活的早期公司，可能在資金鏈斷裂中倒下。
報道中提到，部分公司已經開始對外隱藏研發進展，防止被中國同行“彎道超車”。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信任缺失下，理性個體的最優策略反而是走向封閉。最終損害整個行業的開放協作效率。
務實合作派的邏輯更接近產業常識。藥物的價值取決于療效與可及性，不是研發地點的地理標簽。如果中國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產出安全有效的療法，拒絕合作只是自我設限。反而會讓中國在缺乏外部制衡和多元競爭的情況下，單方面主導某些細分領域的技術路線和定價權。
輝瑞CEO本人顯然更傾向這種立場。他承認中國既是威脅也是機遇。主張企業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效率和創新投入上，而不是試圖通過延緩對手來維持優勢。因為這種策略從長期看不可持續。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分裂？
深層原因在于，生物醫藥的利益相關方結構本身是不同的。制藥巨頭擁有全球化供應鏈和資本布局能力，天然更傾向于“哪里效率高或哪里市場大就去哪里”的務實邏輯。它們有能力在全球配置資源、對沖風險。中小型生物科技初創公司，以及依賴美國本土資本市場循環的風投生態，更容易感受到直接的生存威脅。它們沒有輝瑞那種全球騰挪的資本厚度。資本一旦轉向，首當其沖就是它們。這是不同資本規模、不同市場地位的企業基于自身處境做出的理性反應。
未來三到五年，務實合作派還會堅持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跨國制藥巨頭層面。原因簡單：全球化資本的本質決定了“利潤最大化”會壓過“安全焦慮”。只要中國的研發成果能通過安全性和有效性驗證，商業本能會驅動更多企業選擇合作而非對抗。
現在需要關注的是在政策層面，“防御性焦慮派”的影響力可能不減反增。
過去幾年，華盛頓已經加大了生物制藥領域的對華遏制和封控。隨著中國生物制藥技術的加速發展，華盛頓很有可能會加大對中國相關企業及其產品的封殺。
參照芯片和AI的先例。一旦某個領域被貼上“國家安全”標簽，華盛頓的戰略干預往往會不顧產業現實，一啟動就很難逆轉。未來不排除會出現類似“實體清單”式的審查機制，針對特定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資并購設置限制。
更要緊的而且這一次，包裝它的理由會比芯片和AI更“道德化”，即用“患者安全”和“倫理標準”來包裹產業壁壘。
如果政策性設限最終演變為對基礎科研數據共享和多邊合作平臺的破壞，損失的將不僅是某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而是全球患者獲得更快、更便宜療法的共同機會。
這才是這場競爭中最容易被地緣政治敘事忽視，卻最值得所有人關注的代價。
我們還可以從華盛頓下一步會針對中國生物醫藥的崛起，采取何種政策，來看中美關系的走向，畢竟生物醫藥與芯片和AI不同。藥是用來治病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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