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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與書” 陸灝 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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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裳在作者所藏《新北京》上寫的題跋
《擔頭看花》出版四年后,陸灝推出最新隨筆《書與書人》。在書中作者用信件、簽名本題詞等文獻,抉發出錢鍾書、聶紺弩、宋淇、黃裳、董橋、沈昌文、喬佖、徐文堪、吳小如、陸谷孫等書人的往事,匯成一篇篇妙文。
一冊掌故,半盞清茶
近讀陸灝新著《書與書人》,不覺生出幾分慚愧。書中那些掌故,大半我是頭一回聽說;那些人物,好些只知其名,不知其事。陸灝卻像是坐在對面,一盞清茶,慢慢道來:錢鍾書如何給聶紺弩戴高帽子又暗藏“打手心”的意思,宋淇怎樣用“龐觀清”的筆名罵黃佐臨,沈昌文又如何用一句“消滅對手的最好辦法是把他變成朋友”收服人心。這些事,經他一說,便有了體溫,有了顏色。
陸灝的書,我先前也讀過幾本。《東寫西讀》《看圖識字》《聽水讀抄》一路下來,他始終是那種不疾不徐的調子,像老派人坐在藤椅里搖著扇子說話。這本《書與書人》由草鷺文化推出,裝幀素雅。集中收文十一篇,多半是近年發表的舊文,經修訂后結集。篇目看似散漫,實則自有脈絡。若說有一根主線貫穿始終,那便是“人”——準確地說,是與書有關的人,與人有關的書。陸灝寫的不是書評,而是“書人”;他關心的不是書的得失,而是人情的冷暖。這種寫法自有一種舊派文人的風致,在今日已不多見。
讀這本集子,最直觀的感受是:他認識太多有意思的人,又太會寫他們。認識人需要機緣,寫人需要眼光,而把人的神采留在紙上,則需要一種近乎天賦的從容。陸灝三者兼具,所以他的文章耐看。
“該打手心”與“真是鬼話”
集中最見性情的,是那篇寫錢鍾書與聶紺弩的《“該打手心”與“真是鬼話”》。聶紺弩贈錢鍾書一首七律,中有“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頭巾”一聯。后來錢鍾書在給編輯的信中說,“頭巾”并不能對“道路”,若是他寫的,“則我該打手心也”。而聶紺弩在另一封信里,卻說錢鍾書說他詩得力于黃道周“真是鬼話”。兩句話,隔了十幾年,像隔空的對仗。陸灝輕輕一點:“‘真是鬼話’幾乎像暗暗回應了‘該打手心’,雖然提前說了十幾年。”這話說得俏皮卻不輕浮。他懂得兩位大學者之間那種微妙的張力——彼此欣賞,又不肯全然服膺;互相推崇,又留有自家的地盤。
更讓人動容的,是陸灝追尋這首詩的過程。他受羅孚之托,翻遍了上海《文匯報》副刊,一無所獲。多年后謎底揭曉:詩壓根沒發在上海,而是刊登在香港《文匯報》上。一個信息差,讓一首好詩在外頭漂泊了將近三十年。陸灝寫這件事,沒有抱怨,沒有遺憾,只是平靜地敘述。但讀者能感受到,他對“佚詩”“佚信”那種近乎本能的珍重。這種敏感是掌故家的第一課:你得有耐心等,等真相自己浮出來。
掌故家的門檻
陸灝的隨筆好看,還因為他跨過了一道門檻:他不僅讀書,更識人。所謂“識人”,不是認得幾個名字,而是與人有真交情、真往來。
他寫沈昌文,寫的是沈公的“肺腑之言”——那封六頁的長信,滿紙都是為后輩謀劃的苦心。沈公說:“編一本《書香》小刊物,專供愛書人閱讀,講與書有關的性情、趣味……把人從年輕時就培養成書癖,像炒股票一樣來炒‘愛書’。”那樣一個出版人還在為“如何讓年輕人愛上書”絞盡腦汁的時代,似乎已經遠了。而沈公連“惡形惡狀,狗皮倒灶”這樣的俗語都搬出來教導陸灝,這份傾囊相授的誠意,隔著紙頁仍能感受到溫度。
他寫黃裳,寫的是簽名本上的題跋。黃先生在舊版《新北京》上題的那段話:“此書所輯皆曾刊于‘文匯報’,通訊文字也。然所言皆出胸臆,非代人立言者。重讀不禁興慨。”短短幾句,既記書緣,又感慨身世。他寫徐文堪,寫的是那些蠅頭小字的信札。徐先生不厭其煩地向他解釋丹尼索瓦人,從“非洲起源說”到“多地區連續進化論”,寫得比教科書還詳盡。而對于陸灝寄去的關于盧芹齋的資料,徐先生更是回復了長達四頁紙的長信,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一個大學者,面對一個完全外行的編輯,既沒有居高臨下的傲慢,也沒有不耐煩的敷衍,這份厚道,陸灝記了十幾年,終于在這本書里還了禮。
這些文章里,陸灝常常退到一旁,讓當事人自己說話。他錄沈昌文的信,錄喬佖的信,錄徐文堪的信,一錄就是大段。這不是偷懶,而是一種體貼——他知道這些文字比自己轉述更有溫度。而他在信與信之間穿針引線,寥寥數語,便點明關節。這種寫法讓人想起《世說新語》的注,劉孝標在正文之外添一筆,便有了別樣的趣味。陸灝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為那些已經遠去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證詞。
亦中亦西,亦古亦今
沈昌文在籌劃《萬象》時,將陸灝原先設想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改為“亦中亦西,亦古亦今,亦雅亦俗”。這十二個字,移來評陸灝的文章,倒也貼切。他寫施蟄存,從一本《北山集古錄》說起,說到自己因名字與謝國楨女婿相同而鬧出的誤會——一個名字,串起兩代人。他寫簽名本,從艾柯說到自己那些可遇不可求的題簽:張灝太太那句“應該寫‘灝兄正之。弟灝’”,黃進興太太那淡淡一笑,董橋的綠色墨汁——都是小事,卻都是閑中著色,愈淡愈妙。
書中有一節寫唐振常先生的題詞:“唯君馬首是瞻。為陸灝弟書。”陸灝解釋說,唐先生寫這話,是因為他當時經常組織滬上老先生的飯局。一個“唯君馬首是瞻”,把老先生們跟著年輕人去吃飯的情景全寫活了。這種題詞不是書齋里想得出來的,非得有真交情、真場面不可。還有黃永玉先生的題詞:“陸灝要我多寫幾個字,我就多寫幾個字。”乍看是玩笑,細想是老輩人對晚輩的縱容。你要幾個字,我就給你幾個字,不多不少,但已經是破例了。
這種寫法,新文學的傳統里少見,倒是舊筆記的路數。鄭逸梅寫“補白”,周劭寫“古今”,走的都是這條路。陸灝得其中三昧:不為立論,只為紀事;不求深刻,但求有趣。然而有趣之外,又有見識——他懂得什么值得記,什么不值得。眼光,就是門檻。他記的題目,看似雞毛蒜皮,實則每一則背后都有一條人情脈絡。這種眼光是幾十年翻故紙堆、跑舊書店、與老先生們周旋慢慢養出來的,急不得,也裝不來。
留一盞燈
讀完全書,不免有些悵然。書中寫到的人,沈昌文、黃裳、唐振常、金性堯、周劭、徐文堪、喬佖……大多已歸道山。陸灝以晚輩的身份,一一記錄他們的音容笑貌,像在往一只越來越空的匣子里,小心翼翼地存放最后幾枚珠子。他在《簽名本瑣憶》的結尾寫道:“可以告慰同名前輩的是,我自十八歲被他招進文匯報,到這個月退休,相守四十二年不離不棄。”平平淡淡一句,卻讓人覺出時間的分量。
我們這個時代,像陸灝這樣的人恐怕越來越少了。肯花幾十年交一個朋友,肯為一本舊版書反復競拍,肯把師友的信札珍藏三十多年,肯在文章里把別人的好處細細寫出來——這些事看似簡單,實則要有閑心,更要有靜氣。而靜氣,恰是今日最稀缺的東西。大家都在趕路,沒人愿意停下來為一封信、一個簽名、一句題跋耽誤工夫。陸灝卻愿意,他不僅愿意,還把這種“耽誤”變成了一門手藝。
《書與書人》不厚,二百余頁,一個下午可以翻完。但翻完之后,你會覺得,書里那些人好像還沒走遠。他們還在寫信,還在題跋,還在飯桌上說笑,還在為一句詩的平仄爭辯。陸灝把他們留住了,用他那支不緊不慢的筆。他把那些漸行漸遠的身影,一個接一個地請回來,讓他們重新坐在桌前,喝茶,聊天,寫題詞。而他本人則安靜地坐在一旁,偶爾插一句話,更多時候只是聽著,記著。這就很好。在一個人人都在制造聲音的時代,有人愿意靜靜地聽,然后把它寫下來,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抵抗遺忘,也抵抗喧囂。
文/辛言
編輯/劉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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