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高學歷人群生育，李光耀與梁建章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梁建章與香港博士生見面會，來源：創(chuàng)生基金視頻號

據創(chuàng)生基金視頻號最近發(fā)布的消息，由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先生創(chuàng)辦的創(chuàng)生基金，有一項面向中國香港在讀博士生的育兒津貼計劃，父母一方是香港全日制在讀博士生，子女于2026年1月1日（含）后出生，每人給予5萬港元育兒津貼。半年來，已有超過50位博士生申領這項育兒津貼。

有人認為，梁建章這項針對香港博士生的育兒津貼計劃，與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上個世紀80年代出臺的鼓勵高學歷人群生育的政策有類似之處，都是定向鼓勵高學歷人群生育，只不過李光耀側重有大學學歷的婦女，梁建章則側重在讀博士生。

我認為，李光耀當年的政策與梁建章的育兒津貼項目有本質的不同。下面先回顧一下李光耀在上個世紀80年代出臺的政策，然后再分析與梁建章的項目有何不同。

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數(shù)據顯示，高學歷婦女生育率遠遠低于低學歷婦女：大專以上學歷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孩子，小學學歷婦女平均生育2.3個子女，沒上過學的婦女平均生育4.4個孩子。

在1983年8月新加坡國慶群眾大會上，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提出“婚嫁大辯論”，指出高學歷女性生育率過低，將導致人口素質下降。隨后，李光耀在1984年出臺一系列針對性措施：

一是小學入學優(yōu)先權：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的大學學歷母親，其子女在小學一年級注冊時享有優(yōu)先擇校權，可進入頂尖公立小學。

二是高學歷群體特別稅務減免：本科及以上學歷母親的個人所得稅，一胎額外減免5%、二胎減免10%、三胎減免15%（上限1萬新加坡元）。

三是官方婚介服務：1984年成立社會發(fā)展署，專門為高學歷單身男女組織相親活動、郵輪派對等，解決高學歷“剩女/剩男”婚配問題。

四是面向低學歷群體的反向引導：對于夫妻雙方均為低學歷、低收入的家庭，生完2胎后自愿絕育，一次性發(fā)放1萬新加坡元存入公積金，可用于購買組屋。

李光耀的上述政策在實踐中效果有限且爭議極大：

低學歷母親認為國家用公共教育資源優(yōu)待精英子女，嚴重違背平等原則；而部分高學歷女性也反感政府把生育變成 “精英義務”，不愿接受帶有標簽化的特權，認為被工具化。

盡管有優(yōu)惠政策，高學歷群體生育率并未明顯回升。新加坡生育率在1984和1985年分別為1.62和1.61，1986年跌至1.43，證明上述優(yōu)惠政策無法抵消高學歷女性因職業(yè)發(fā)展、機會成本帶來的少生選擇。

鑒于社會爭議與政策效果不佳，新加坡在1986年徹底放棄“鼓勵高學歷婦女多生、引導低學歷婦女少生”的分層模式，并在1987年出臺全面鼓勵生育政策，提出“如果能養(yǎng)得起，就生三個或更多”的口號，政策覆蓋所有階層，不再按學歷劃線。1986年政策逆轉后，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87年回升到1.62，1988年進一步回升到1.92，之后幾年則有所下降。

介紹完李光耀當年出臺的鼓勵高學歷婦女生育政策后，再對比梁建章的項目，可以看出兩者有如下的本質不同：

首先，李光耀當年的政策屬于新加坡政府公共政策，是國家公權力分層對待不同學歷公民的生育權。而梁建章的項目屬于私人公益基金試點項目，無公權力介入，僅單向補貼香港全日制在讀博士生的生育，其他學歷人群的原有生育福利不會被削減；項目資金來自個人投入，屬于民間社會實驗，不具備政策強制力。

其次，李光耀當年的政策公開提出“高知父母更容易培養(yǎng)優(yōu)秀后代，低學歷女性大量生育會拉低國民素質”，帶有典型的社會優(yōu)生學色彩，直接按學歷劃分人群生育價值，引發(fā)巨大社會爭議。而梁建章的項目并沒有“父母學歷決定子女素質”的預設。根據創(chuàng)生基金網站的解釋，出臺這項針對香港在讀博士生的育兒津貼計劃，是因為博士生是科研創(chuàng)新的后備力量，卻常因科研壓力與有限收入推遲生育計劃，本計劃旨在為其在關鍵期提供支持。

201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xié)委員、孔子第78代嫡孫孔維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計劃生育工作當務之急是調整人口結構。調整人口結構比控制人口數(shù)量更重要。建議高學歷者可以生三胎以調整人口素質”。

孔維克在提出上述觀點時，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開。在這種情況下，孔維克提出“建議高學歷者可以生三胎”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這意味著不同學歷的人群生育權是不平等的。事實上，我曾在2011年8月12日《南方都市報》上發(fā)表一篇文章《生育政策應該平等》認為：“無論人口政策的走向如何，有一個原則是應該堅持的，這個原則就是----平等。” 下面的截圖是這篇文章的開頭幾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