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新格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順應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發展大勢，將“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提升數智化發展水平”單獨成篇，聚焦算力、算法、數據高效供給和數智技術賦能，為未來5年數字中國建設劃定了清晰路線。在數字社會建設中，數字智能（涵蓋大數據、人工智能、算力網絡等）成為重構生產函數、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關鍵變量。如何將數字智能深度融入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成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議題。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進入“制度牽引、效能釋放”的深水區，數字智能正從技術應用層面向基礎制度層面深度滲透，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驅動力。數字智能正在深刻改變經濟社會運行方式，是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撐。面向新發展階段，需要將數字智能納入現代化經濟社會體系建設全局統籌謀劃，圍繞產業升級、要素配置、社會運行和治理變革，完善數據要素制度和數字治理體系，加快形成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新格局。

圖/中經視覺

數字智能積厚成勢

技術絕非單純的工具存在，而是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并反作用于文明形態的重構。數字中國建設是以技術為媒介、以文明為指向的系統性變革和整體性重塑，其核心在于將數字技術的工具理性升華為價值理性，使技術發展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智能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數字技術加快融入生產、流通、消費、治理、民生等領域，深刻改變產業組織模式、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數字中國建設實現了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的歷史性跨越。數字智能賦能經濟社會體系的成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維度。

一是數字基礎設施實現從“網絡互聯”向“算網一體”的能級躍升。作為智能化轉型的物理底座，我國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邏輯已從單一的通信網絡擴展為“云網融合、算網一體”的綜合性智能基礎設施體系。特別是“東數西算”工程的深入實施，推動了全國算力資源的統籌布局與效能釋放。這種基礎設施的能級躍升，不僅為大規模數據運算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發提供了堅實支撐，更為實體經濟的高水平智能化轉型奠定了物理基礎。

二是數字經濟動能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與數據雙輪驅動”的結構躍升。在產業演進過程中，數字經濟的內生動力正發生根本性轉換。隨著數據交易市場的探索與數據金融創新的推進，數據正加速完成從“原始資源”向“核心資產”乃至“生產資本”的形態轉化。在這一進程中，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算力服務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應用業異軍突起，其增速與規模顯著超越了傳統的數字產品制造業。這表明，數字智能已真正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的主引擎，推動著國民經濟結構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持續演進。

三是數字治理體系實現從“部門分割”向“整體智治”的制度躍升。隨著國家數據局的組建與高效運轉，我國數字治理的頂層設計實現了統籌協同。《政務數據共享條例》等基礎性制度的密集落地，標志著數據要素的產權界定與流通規則初步確立。這種制度層面的系統性重構，大幅降低了數據要素確權、流通與交易的制度性成本，使數字中國建設全面邁入“制度牽引、規范發展”的新階段。

總體來看，在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發展數字經濟、深化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以及推動人工智能創新應用方面，我國已形成較為穩固的發展基礎和制度積累，為進一步提升數字智能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數字中國建設已經形成五條可復制、可推廣的核心經驗：一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國家統籌謀劃，構建跨層級、跨領域協同治理體系；二是堅持適度超前布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夯實智能化轉型硬件根基；三是堅持以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為主線，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倍增效應；四是堅持實體經濟、民生需求牽引技術落地，防范重建設、輕應用的形式化數字化傾向；五是堅持發展與安全并重，同步完善數字領域法治規范與倫理監管體系。

數字智能賦能受限

當前，盡管我國數字智能發展成效顯著，但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要求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面臨“技術—制度—要素”三重維度的深層結構性矛盾，一些深層約束影響了數字智能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廣度、深度和穩定性。

一是基礎技術供給與高水平自立自強的要求之間存在“底層脫節”風險。盡管我國在數字應用層面創新活躍，但在高端芯片、工業實時操作系統（RTOS）、高端傳感器等基礎技術領域，對外依存度依然較高。這種“基礎軟肋”導致我國數字智能體系建立在相對脆弱的地基之上。在智能制造、高端裝備等關鍵領域的智能化轉型仍存在關鍵核心技術短板，若不持續攻關，不僅難以形成穩定可靠的自主可控能力，極端情況下還可能對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運行造成系統性沖擊，嚴重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二是數據要素流通的制度性壁壘導致“乘數效應”釋放受阻。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其價值釋放高度依賴高頻、高效的流通。然而，當前跨部門、跨區域、跨層級的數據壁壘依然存在，“數據孤島”現象在公共部門尤為突出。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數據資產的確權、估值、入表與融資等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導致海量數據難以完成從“資源”向“資產”乃至“資本”的順暢轉化。這種制度性摩擦大幅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得數據要素對傳統產業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大打折扣。

三是數字鴻溝與資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引發了“結構性摩擦”。從區域分布來看，我國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依然顯著，呈現?“東部領跑、中部追趕、西部夯實基礎”?的梯度格局，且頭部效應進一步強化。與此同時，廣大中小企業在數智化轉型中普遍面臨“不敢轉、不會轉、轉不起”的困境。這種微觀主體的轉型分化，導致產業鏈上下游難以實現高效的數據貫通與業務協同，形成了嚴重的“結構性摩擦”，不僅拉低了整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步伐，也制約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高效運轉。

數字智能系統布局

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推進數字智能賦能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不能僅停留在局部修補或單一技術的應用層面，而必須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宏觀大局中進行整體性謀劃。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從技術底座、要素配置、產業生態與治理體系四個宏觀維度，構建相互支撐、協同演進的制度框架。

一是堅持底線思維與創新驅動相統一，重塑自主可控的智能化技術底座。核心技術攻關不僅是科技問題，更是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宏觀戰略問題。必須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數字智能發展的首要前提，依托新型舉國體制，推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產業轉化的全鏈條貫通。在宏觀政策導向上，應從單純的“應用補貼”向“底層研發激勵”傾斜，通過設立國家級人工智能實驗室、優化“算力券”等普惠性基礎設施供給，從根本上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筑牢安全、穩定、自主的數字底座。

二是堅持市場化改革與制度型開放相協同，構建高效暢通的數據要素流通體系。數據要素的價值釋放，本質上是一場深刻的產權制度與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跳出單純的技術視角，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度，加快構建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礎性制度。在宏觀布局上，不僅要推動國內跨區域、跨層級的數據互聯互通，打破“數據孤島”，更要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制定，探索數據跨境流動的“白名單”等制度型開放路徑，從而在更大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充分激發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

三是堅持“人工智能+”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相融合，打造大中小微企業協同的產業生態。數字智能賦能實體經濟，必須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緊密結合。在宏觀產業導向上，應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將其作為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興產業的核心抓手。更為關鍵的是，要著力破解產業鏈上下游的“結構性摩擦”，通過建立國家級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提供“輕量級、模塊化”的公共技術平臺，降低中小企業的轉型門檻，以此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形成上下游數據貫通、業務協同的現代化產業集群，全面提升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效率。

四是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構建包容審慎且規范有序的數字治理新格局。數字智能的快速發展對傳統治理體系提出了嚴峻挑戰。在宏觀治理思路上，必須統籌好“促進創新”與“防范風險”的辯證關系。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算法備案、安全評估及倫理審查等前瞻性治理機制，確保“技術向善”；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平臺經濟的常態化監管，高度關注數字鴻溝、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等社會公平問題。通過構建敏捷、包容、規范的數字治理體系，確保數字智能的發展始終契合社會公共利益，實現技術效率與社會公平的有機統一。

數字智能治理新篇

數字智能賦能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不僅是一場深刻的技術與產業變革，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數字時代的生動實踐與理論升華。展望未來，這一進程將呈現出鮮明的理論深化與政策演進趨勢。

在理論維度上，亟須構建中國自主的數字社會治理知識體系。數字智能正在重塑勞動、資本、土地、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型已難以完全解釋當下的經濟現象。未來的學術研究必須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深刻揭示“數據要素乘數效應”的內在機理，闡明數字智能如何從根本上突破傳統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我們要深入探討數字時代的價值創造、財富分配以及資本規范健康發展、社會有序安定等重大命題，為數字智能賦能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理論支撐。

在政策維度上，將加速向“制度型開放”與“敏捷治理”全面躍升。隨著數字智能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滲透，未來的宏觀政策將更加注重頂層設計的系統性與前瞻性。一方面，政策重心將從“要素驅動”全面轉向“制度驅動”，通過深化數據產權、收益分配等基礎性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全國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以高水平的制度供給對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面對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快速迭代，國家治理體系將加速向“敏捷治理”轉型，在包容審慎中守住安全底線，在鼓勵創新中防范系統性風險。

總之，以數字智能賦能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主動權、贏得未來發展制高點的必然選擇。在邁向數字文明的新征程中，只要我們堅持系統觀念，統籌發展與安全，持續推動技術創新與制度變革的雙輪驅動，就一定能將數字智能的磅礴勢能轉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不可撼動的物質與技術基礎。

（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 張成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