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世界杯讓右翼和左翼的身份政治都遭遇了尷尬。對右翼來說，“血統決定民族身份”的說法被當場打臉；對左翼來說，試圖用去殖民、反種族主義和地緣政治的道德教條來規范球迷支持誰，也顯得可笑。
足球熱情沖破了外界強加的韁繩：無論是族裔純潔的審查者，還是道德意識的監督者，都沒能真正約束球迷。奪冠的西班牙，最鮮明地展現了右翼身份敘事的失敗。拉明·亞馬爾和尼科·威廉斯入選國家隊，不是因為“多元化配額”，也不是出于某種道德義務而被贊美。他們受到歡迎，是因為球踢得出色，能決定比賽，讓數以百萬計的西班牙人感到快樂，也讓西班牙隊在世界范圍內更受矚目。這些球員憑借實力和情感認同，已經成為國家象征。
英格蘭的布卡約·薩卡、德國的賈馬爾·穆西亞拉，以及世界杯各支球隊中眾多黑人、混血或移民后代球員，情況也一樣。對一個穿著亞馬爾球衣、模仿薩卡過人的孩子來說，偶像的家庭出身并不會削弱他作為西班牙人或英格蘭人的身份。恰恰相反，正是通過這些球員，國家以最令人向往的形象出現：有天賦，而且能贏。
這讓右翼身份政治陷入兩難：要么承認國籍并不取決于血統、膚色或姓氏；要么拒絕這個國家最受歡迎運動中的英雄人物，從而暴露出自己與其說是愛國，不如說更接近種族主義。至少在世界杯的集體記憶還未消退之前，選擇后者的人，很難得到公眾支持。
歸根結底，決定誰能代表一個國家的，不是“外貌審查員”，而是國家隊征召、球員穿上球衣時的投入，以及全世界球迷的認可。
當這些人把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段歷史、一支球隊、球員和球迷都當成同一個道德法庭上的被告時，他們只是暴露出一種傾向：只有在罪責、憤怒、受害敘事和怨氣登場時，他們才感到自在。那種自由、矛盾、好玩，甚至有點傻氣的熱情，并不是他們能接受的東西。于是，他們試圖告訴所有人：在這場節日里，快樂必須先向道德動員“繳費”，表態和舉旗必須排在享受比賽之前。
右翼和左翼的身份政治，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前者否認公民資格，在國家內部豎起種族高墻；后者則審查情感，把那些平常、甚至本來就帶有非理性色彩的選擇，變成美德測試。但兩者共享同一種思維方式：把具體的人溶解進集體身份之中，再按照群體歸屬來分配罪責、功勞和義務。
前者看著亞馬爾，看到的是“偽裝成西班牙人的摩洛哥人”；后者看著一件球衣，看到的是五個世紀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厭女傳統。兩者都看不見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須變成政治動員。有時候，一場足球比賽就只是足球比賽。而當球滾動起來時，球迷的意識根本不會在意那些令人厭煩的道德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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