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邂逅》：向上，即便難以向上的人生

1970年，韓國作家樸婉緒參加了由韓國雜志《女性東亞》舉辦的長篇小說大賽，以長篇《裸木》開啟了自己的寫作生涯。不惑之年成為作家的她，在此后四十年的創作中，共出產了15部長篇小說、140余篇短篇小說，以及數量眾多的散文、隨筆和游記等。她被譽為韓國的國民作家，拿到了包括李箱文學獎、現代文學獎在內的眾多文學獎項。2011年，樸婉緒因膽囊癌病逝，韓國政府為她追授金冠文學勛章。

樸婉緒

在國內近年的韓國文學閱讀熱潮中，樸婉緒的名字或許并不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討論度也不太高，但從本世紀初到現在，國內已經出版了她的八部作品，包括五部長篇小說和三部短篇集。最新出版的短篇集《傍晚的邂逅》集結了作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發表在不同雜志上的六個短篇，這些小說都關于韓國民眾的家庭生活，透過他們的生活，又折射出韓國社會的歷史傷痕與現實問題。

短篇《再離散》的主角是一位名叫江冬秀的男人，他與妻子和兩個孩子住著月租房、靠替人縫紉衣物謀生。某天，江冬秀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男人詢問他是否叫夢同必，這個久遠的名字讓江冬秀有了新的身份——離散家屬。朝鮮戰爭期間，失去父母的夢同必被爺爺送去孤兒院，此后，他以江冬秀這個名字過著困苦的生活。樸婉緒筆下，刻畫這種生活的是用石板瓦搭頂的單屋，百分百聚酯纖維的襯衫，以及屋外用半綠色塑料板搭建的廚房，在江冬秀曾經無數次的想象中，唯一能治愈這種困苦生活的，是“來自親人的擁抱、體溫、摩挲、熱淚、哽咽……”

然而電話里叔父高高在上的語氣，預示著這場認親不會順利。江冬秀被對方安排在賓館單獨會面，他想象中親人互相擁抱的場面沒有發生，會面更像一場審訊，一方面是江冬秀對自己離散家屬的身份自證，一方面是叔父隨意的打斷、盤問和數落，“叔父的態度像刀刃一般閃著寒光”。小說在江冬秀一家的登門拜訪中迎來高潮。在象征叔父優渥生活的公寓里，江冬秀一家再次受到怠慢和輕視，最后在兩家孩子打成一團的鬧劇中，江冬秀帶著家人離開。小說開篇，那股來自腳底炙熱難耐的灼燒感終于找到了歸宿，成為填滿江冬秀胸腔的憤怒。

KBS《尋找離散家屬》節目檔案

小說中這場失敗的認親很容易被歸結為階層落差，體現這種落差的除了物質基礎、雙方在接觸中的態度和語氣，還有他們對KBS尋親節目的不同看法。1980年代初，因朝鮮戰爭失散的戰爭遺孤和離散家庭在韓國社會開始受到重視，由韓國放送公社（KBS）在1983年推出的節目《尋找離散家屬》播出，原本計劃兩小時的節目因反響空前激烈，連續播出了138天。這檔節目也在后來推動朝韓政府達成共識，同意南北離散家屬重聚。正是這一歷史細節或者說是集體敘事，塑造了小說里江冬秀對認親的想象，“通過彩色熒幕目睹那些感人至深的場景”，他已然將登上節目與親人相認當作是困苦人生被照亮甚至被重啟的希望。然而在叔父看來，上節目不過是作秀，對他這種“有頭有臉的人家”來說，等同于羞辱。

通過一個家庭在戰爭中離散，在重聚時再離散的經歷，作家樸婉緒撕開了媒體和政府在八十年代推動的這種集體敘事的虛假，他們意圖用尋親將戰后分裂的國家導向一個國家治愈、民族團結的大結局，這種用意在八十年代初韓國威權主義盛行的政治環境中愈加明顯。然而熒幕上的淚水無法填平幾十年來分裂和創傷帶來的心理鴻溝，如小說中分裂的家庭一樣，被改變了階級、身份和生存方式的親人，如何能懷著希望和羞辱這兩種不同的心理坐在一起，出現在節目的聚光燈下？

短篇《悲哀之章》從另一視角回應了這點。八歲時經歷戰爭的“我”在成年后見證離散的母親和舅舅重逢，在KBS的尋親節目上看到母親和舅舅相見的場景，“鏡頭猝不及防地給兩姐弟出奇相像的臉部一個特寫”，“我”非但沒有被打動，“反而內心涌出烈火一般的憤怒。是誰無情地刺穿了母親的五臟六腑，壓榨著她的血淚還嫌不夠，還要讓她在眾目睽睽之下承受極度悲痛的折磨”。姐弟認親的場景是真實的，只是在特寫鏡頭般的注視和放大下變成帶有煽動性的表演，母親和她的痛苦被當作這種集體敘事的工具，這是“我”不能容忍的。《悲哀之章》的結局與《再離散》類似，“我”和上門拜訪的舅舅一家發生了鬧劇，最后不歡而散。但這并不是鏡頭內的故事需要和關心的，離散家屬和戰爭遺孤內心的創傷、身份認同的隔閡，始終被擱置在集體敘事的邊緣。

從這兩個短篇可以看出樸婉緒身為作家的國民性（出生于1931年的她，一生幾乎完整地見證了現代韓國的誕生和成型），這種國民性不僅僅體現在她豐富的產出和漫長的職業生涯，還體現在她對八十年代彌漫在韓國社會之上的時代情緒的捕捉：這是韓國軍政府高壓統治下的八十年代，也是韓國民主化改革的前夜，同時正在經歷著創造韓國經濟騰飛的漢江奇跡，政治壓力和經濟增長形成了一種矛盾的張力，帶來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這被納入了上世紀韓國從戰后農業貧困國邁向現代化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中。韓國社會學家張慶燮在《壓縮現代性下的韓國》里將韓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完成了工業化、民主化及全球化，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迅速變革描述為“壓縮的現代性”，這種壓縮的現代性又以家庭為基礎，向來奉行儒家傳統的韓國家庭在它的沖擊下，從承擔繁衍、情感寄托和宗族文化的倫理共同體，被改造成服務于國家和經濟利益的工具。家庭必須要承擔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救濟的義務，要為了實現階層躍升或避免階層滑落對下一代全力投資，這又間接造成父母因傾盡全力育兒、耗光了養老資源，而子女由于房價飆升、就業高壓難以反哺父母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在代際關系被功利化、傳統家庭觀的破裂之下，女性往往是受到最多剝削的，工業化讓大量女性有了走進職場的機會，但家庭中的分工并沒有減輕，在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養老和育兒責任的同時，她們得不到應有的經濟支持。

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首爾

樸婉緒筆下的八十年代能找到這些社會問題的端倪。短篇《天知地知她知我知》里，名叫城南婆婆的老婦人以繼母的名分，給一個首爾家庭當保姆，照顧家里因中風癱瘓在床的公公。招她來的兒媳振泰媽承諾，只要城南婆婆照顧公公直到離世，就會將公公名下那套十三坪的公寓贈予她。

上世紀七十年代，韓國城南市

城南婆婆這個稱呼已經點明了這個人物的出身背景，她來自首爾南部的城南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片地區是底層貧民的聚集地，為了響應當時樸正熙政府的工業化改革，包括城南市在內的大量周邊人口涌入首爾充當低廉勞動力，這種人口遷徙的現象在八十年代達到了高峰。被振泰媽領進門前，城南婆婆是頂著筐子四處叫賣的小販，小說體現她身為底層人民的身份特征是粗大的嗓門、說話罵罵咧咧、走起路來“臀部總是左搖右擺”。進門后，城南婆婆的這些行為收斂起來，因為她要考慮振泰媽的面子，“您也要考慮下我們家的面子啊”——這是照顧公公的三年里，城南婆婆聽到最多的話。

面子成為這個首爾中產家庭維持傳統倫理的唯一手段，在外人眼里，振泰家家境優渥，以振泰媽為首的家庭成員們恪守孝道。而城南婆婆的視角揭開了面子之下這個首爾家庭為了金錢利益，如何犧牲掉一個對家庭無用或者說已是累贅的“負擔品”：振泰媽對待公公吝嗇且獨斷，泡面和米飯只給半碗，冰箱上鎖，為圖方便違背公公意愿將他火葬。葬禮上，死后的公公對這個家庭最后的作用就是讓振泰媽演一出苦情戲碼，來繼續守住家庭的面子。城南婆婆的處境也很類似。她沒有如愿為自己的兒子換來十三坪公寓，在首爾的家庭和她的家庭里，她都成了一個為了下一代、用自身尊嚴和血汗當燃料的犧牲品。

城南婆婆的經歷可以說是整個漢江奇跡中絕大多數首爾的外來人口的縮影。壓縮現代性的金錢洪流下，傳統家庭的失守伴隨著社會環境里被破壞的良知、誠信和人際紐帶。1970年，在首爾和平市場發生的全泰壹事件，是這種經濟至上的時代口號下最慘烈的悲劇之一。出生于裁縫家庭的全泰壹在1964年來到首爾和平市場打工，在這個當時韓國最大的服裝制造和批發中心，聚集了數萬名主要來自農村的女性和青年勞工，為了維持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他們的工作環境和薪資待遇都被壓縮到最低。力圖反抗這種局面的全泰壹在各種嘗試都失敗后，在1970年11月13日點燃了身上的汽油。他的死成為韓國勞工運動的起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

在樸婉緒筆下，漢江奇跡推動下的人口遷徙不光是從農村到城市，也包括從城市邊緣到城市中心。短篇《悲哀之章》里，“我”說起自己的丈夫，“作為一名優秀的土木工程師，受到了眾多財閥級建筑公司的青睞”，投身中東建設熱潮。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超百萬的韓國勞工被派遣到中東地區，他們為韓國賺取了高額外匯，讓現代、三星等財閥集團通過中東工程完成了資本積累。勞工群體承擔著高風險也得到了高回報，占據這個群體80%以上的底層階級在回國后一躍成為首爾江南區的中產階級。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東建設熱潮中的韓國勞工們。

作為妻子，“我”看到的卻是這種“宏偉圖景”的另一面。中東熱潮退去后，回國的丈夫失業了，因為曾遠在中東失去本土人脈的丈夫像“繩子斷掉后在空中不停跌落的箱子”，這樣的遭遇未嘗不是與整個社會的“再離散”。離開本土是作為國家奇跡的一分子，回來后卻發現被剔除在外。即便小說里的丈夫讀過大學且服過兵役，在社會地位和認知上都高過城南婆婆，他的結局卻跟后者沒有太大差別。至于“我”，一直希望考取博士，拿到教授職位、過上六十五歲退休的安定生活，這種對安定生活的強烈渴望本身就透露出對外部環境的不安，如果這是一個果真如經濟曲線般不斷向上的世界，又怎么會引發這種不安？但“我”失敗了，唯一保留下來的習慣是每年給曾經的老師池教授拜年。在上門拜訪這個細節上，樸婉緒的這篇小說形成了有諷刺意味的互文：“我”對重聚后上門的舅舅一家態度冷淡，卻能以近乎諂媚的姿態去拜訪池教授。

這就是樸婉緒在八十年代中期這幾篇小說里寫到的，未被解決的歷史問題和因變革不斷涌出的新問題塑造出的人物們，江冬秀、振泰媽、城南婆婆、丈夫和妻子……包括短篇《招待》里那位無條件迎合自己招待的客人的丈夫，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去迎合時代唯一的基調：向上，不顧一切地向上——即便難以向上。2015年左右，也就是樸婉緒去世后的四年，韓國年輕一代為就業難、房價高和階級固化的社會處境發明了“勺子階級論”：一個人的命運和最終成就，完全取決于出生時父母遞給他的是什么材質的勺子，個人的努力在繼承的財富面前毫無價值——這也是樸婉緒曾描繪過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