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學平｜跟隨要債未剝奪他人自由，不構成非法拘禁罪

按：L欠當事人G數百萬元債務，經法院生效判決確認。G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并提供了諸多線索。奈何L名下無財產可供執(zhí)行且玩起了失蹤。法院執(zhí)行局亦稱，其沒有警力尋找L的下落且不可能只盯著這一個案件。一個偶然的機會，G發(fā)現了L的行蹤，帶人跟隨L要債并按照L的要求登記酒店。在酒店住宿時，因一名下屬用床堵門，G被指控犯有非法拘禁罪。本律師二審接受委托為當事人做了無罪辯護。本案雖然沒有無罪辯護成功，但辯護理由絕對是成立的。辯護觀點有時未被采納，不代表該觀點在法律上就是錯誤的。刑辯律師應當勇于堅持真理，不懈的通過說理去推動司法進步。

一、L氏父子未歸家不是因為被剝奪人身自由，而是主觀上根本不想回家

一審判決認定：“從被告人W等人于6月27日找到被害人L氏父子起至案發(fā)，被害人L氏一直沒有回家，因此，無論從何時起計算，都不影響九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 一審判決的邏輯是：L氏數天沒回家，而這期間W等人一直和L氏在一起，那么W等人顯然是在非法拘禁L氏。這里有兩個邏輯錯誤：一是沒有回家不等于被拘禁，這點辯護人將在下文通過詳細列出L氏每日活動進行充分說明。二是沒有回家不等于不能回家。一審判決刻意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不是九被告人不讓L氏父子回家，而是L氏父子自己就不愿意回家，L氏父子從不認為自己被非法拘禁。

1.X的口供及L氏父子出具的《關于G案件的情況說明》都明確提到：兩人隨時可以走，只是自己不想走

X供稱（卷3P155-157）：“問：在這段時間期間,你們有沒有想著要報警或者離開？答：我們的通訊一直保持跟外界暢通的，隨時都可以報警的。我們要是離開的話，對方的人會跟著我們一起走，我們就想著在這邊協商解決，回家的話會被其他債權人發(fā)現，傳出去也不好聽”。根據X和L氏向T區(qū)人民法院出具的《關于G案件的情況說明》（法院卷P75）：“如果想報警也是可以的，但從內心講我們覺得對不起債權方，隨時可以回家，而沒有回家，唯恐在鄉(xiāng)鄰中造成不利于我們的影響”。L氏父子隨時可以離開N回到老家H，但考慮到鄉(xiāng)鄰知道L氏欠錢不還會丟面子，才一直不愿意回家。

2.L氏父子手機一直暢通，始終與外界保持聯系

X證稱（卷3P151、154）：“問：這期間，你是否能與外界聯系？答：可以的，手機還在我身上，對方讓我們使用手機的，期間我用手機聯系過我弟弟和朋友，他們知道我這幾天都在什么地方，知道我這幾天的情況，我也接到過幾個業(yè)務上的電話?他們讓我們父子倆湊錢，并未限制我們的行蹤，而且也允許我們打電話和外界聯系”。

L氏證稱（卷3P115、118-119）：“6月30日…我電話通知了我爸”、“7月6日…我打電話給我叔叔，問他家里的情況”、“ 7月7日…我就繼續(xù)打電話湊錢，中間我也接過朋友的電話”。

X和L氏口供互相印證，W等人并未限制L氏父子和外界的聯系，L氏父子一直可以使用電話。X不但可以通過電話正常談業(yè)務，還通過電話告訴弟弟和朋友其具體位置及生活情況。

3.G和W均多次勸說L氏父子回家，L氏父子主動要求留在H

7月2日晚上，W曾提議陪同L氏父子一起回H，X主動表示讓L氏留在N。7月6日，G分別勸說X和L氏回H，兩人均堅持繼續(xù)留在N。G勸說X（卷1P43）：“你現在去H還是住這里，哪怕我送你回去？”X說：“我們住這里，麻煩晚上給我們開一個房間”。G和W等人根本不想讓X和L氏待在N，這完全符合常理。L氏父子怕回家籌款丟面子，一直賴在N拖延時間，吃住等開銷都由G負責，G還需要付錢給幫助要債的W等人，換做誰也不會愿意做這樣賠錢的傻事。

二、W等人的行為只是跟隨要債，至多也只是貼身要債，并未剝奪L氏父子人身自由

一審法院把現象當作本質，只看到W等人每天和L氏父子在一起這一表象，并未結合全案證據材料還原事實本來面目。W等人只是貼身要債，從未限制L氏父子的活動自由，更談不上非法拘禁兩人。

1.X一直清楚L氏父子情況并三次來到酒店房間看望L氏父子，但L氏父子從未向X表示其被非法拘禁，更未要求X幫忙解救

X是L氏父子的朋友。一直了解L氏父子自6月27日至案發(fā)期間的行蹤，這期間不但多次和X電話聯系，還多次陪同L氏父子一起外出修車辦事等，甚至3次前往酒店房間看望L氏父子。如果L氏父子被非法拘禁，一方面，X根本不可能陪同L氏父子外出，不可能知道酒店房間號，更不可能隨意前去看望兩人；另一方面，L氏父子完全可以要求X找警察或其他人幫助解救。然而，L氏父子從未向X表示兩人被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更未要求X幫助解救。中立或者偏向L氏父子的證人X的證言足以證明：L氏父子根本未被非法拘禁，完全是兩人主觀上不想回家而已。

2.在派出所時，L氏父子未向民警反映被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的情況

6月30日下午，L氏父子跟案外人C在維也納酒店門外發(fā)生爭吵并產生肢體沖突，T區(qū)公安局接報后將L氏父子和C以及在場旁觀的W、G等人帶至城中派出所進行調查。期間，G提到L氏父子欠錢不還且隱匿行蹤的情況。當晚，派出所民警還就如何還錢召集雙方進行協商。在此期間，L氏父子從未向民警反映其被非法拘禁的情況。

3.在酒店大廳、飯店、KTV等公共場所，L氏父子從未試圖跑掉或呼救

根據L氏、X及W等人的口供整理涉案期間L氏父子外出行蹤如下：

6月28日至7月6日，L氏父子多次出現在維也納酒店大廳、飯店、KTV、手機賣場等公共場所。其中，7月1日和7月3日兩天，L氏父子有大段時間待在維也納酒店大廳。

酒店大廳、飯店、KTV和手機賣場都是開放式場所，不存在“拘禁”一說。L氏父子也從未試圖跑掉或者向外界呼救。維也納酒店大廳內除了有酒店前臺收銀人員、服務生外，還有來往登記入住的旅客。酒店大門外就是熱鬧的城市馬路，旁邊就是T汽車客運站，門外行人絡繹不絕，L氏父子可以輕易跑出酒店或向外界呼救。手機賣場、飯店和KTV更是人聲鼎沸，L氏同樣能直接向外界尋求幫助。但L氏父子從未試圖跑掉或者呼救，說明兩人根本不覺得自己被非法拘禁。

4.在酒店房間住宿時，從未發(fā)生過L氏父子想要外出被拒絕或攔阻的情形

根據本案事實時間軸，L氏父子確實有較長時間是待在酒店房間里。但開房是應L氏父子要求，費用由G代為支付且開房原因是為了方便L氏父子住宿休息。涉案期間從未發(fā)生過L氏父子想要離開房間，但被W等人拒絕或攔阻的情況。X向偵查人員明確表示：L氏父子完全可以隨時離開酒店房間，但兩人根本就沒想過離開。X證稱（卷3P154）：“在房間的時候，L氏父子也沒有想著要跑，反正我們要走的話，他們也是同意的，就是要跟著我們走。從這一點上講，不存在他們不讓L氏父子離開的情況”。

二審期間檢察員當庭強調，轉折點發(fā)生在7月2日晚上。在L氏父子入睡后，W將其床位挪到酒店房間門口，此行為直接剝奪了L氏父子的自由，使得其客觀上無法離開房間。但這只是書生論證，看似有理實則無視客觀情況。當晚L氏父子和W等四人在一起打牌，玩累后L氏父子先行入睡。在L氏父子入睡后，W將自己的床挪到酒店房間門口，第二天大家醒來后W即將床挪走，大家陸陸續(xù)續(xù)洗簌后又一起出去吃火鍋。經過二審當庭發(fā)問調查，已經查明：L氏父子當晚一覺睡到天亮，醒來后才發(fā)現床位堵門的事情且W很快將床挪走。當天晚上，L氏父子并未要求離開或者有過離開房間的想法。W二審時亦當庭解釋，其用床堵門并非不讓L氏父子離開房間，而是好不容易才找到L氏父子，害怕他們半夜偷偷溜走了。如果L氏父子想要離開，他會同意放行，但得讓他知道以便他掌握其行蹤或者繼續(xù)貼身要債。

對于一個睡著的人，根本不知道堵門的事情發(fā)生。對于一個從未有過離開房間想法的人而言，堵門與否根本毫無差別。W沒有剝奪他人自由的故意，客觀上L氏父子的自由也沒有被剝奪。堵門，怎么就成了一個轉折點或標志性事件？

三、本案事出有因實屬無奈，最多只構成行政違法，不構成刑事犯罪

1.本案存在合法債權，L氏父子過錯在先

2015年，H市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決，認定L氏父子欠G名下公司500余萬元。上述判決生效后，因L氏父子分文不還，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zhí)行。法院經過調查后認定，兩人名下無財產可供執(zhí)行。此后，G多次找L氏父子要債，但父子兩人均不接電話，后來還換了號碼，兩人也不在家里居住，全國到處跑。公司只得向公安報案，但L氏父子被取保候審后案件就不了了之。G在律師調查取證時證稱（辯護人提交的第2份證據）：“我們跟法官溝通此事，H法院執(zhí)行局的錢局長表示電話聯系不上他們，法院沒有人力去找，讓我們自己想辦法去找人”。

公司在窮盡民事訴訟和刑事控告等法律手段后依舊無法討回欠款，加上法院主動表示讓公司自己想辦法找人，G萬般無奈之下才被迫安排W等人幫忙催討債權。

2.“走哪跟哪”是限制而非剝奪他人自由

L氏證稱（卷3P115）：“6月27日的時候…我們就問：‘能不能走’，他們說：‘你們走可以的，走到哪兒我們跟到哪兒’”。“ 我們當時也沒想著要走，他們也說好的，如果我們走的話，他們就跟著我們，也讓我們可以離開的”。L氏親口承認，兩人行動完全自由，想去哪里都可以，只是W會全程跟隨而已。

涉案期間，L氏父子多次主動要求外出，包括去修車廠和酒店等。7月1日，L氏父子還要求X開車將兩人送至城中派出所。W等人從未阻攔，只是全程跟隨。如果真要剝奪L氏父子人身自由，W怎么可能讓兩人隨意外出甚至是去派出所這種地方？

在案證據足以證明涉案期間L氏父子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W等人則會跟隨。“走哪”是L氏父子可以自由選擇的，證明其自由未被剝奪。“跟哪”是W等人的選擇，最多只能證明L氏父子的自由被一定程度的騷擾或限制。

3.對G和W等人行政處罰即可，科以刑責明顯不當

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表明，在沒有其他適當方法可以代替刑罰的條件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本案將完全可以通過民事途徑，最多是行政處罰就能解決的問題錯誤的使用刑事手段追責，違背了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也違背了刑法謙抑性原則。

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條規(guī)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jié)較輕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體的”。從上述規(guī)定來看，限制人身自由最多只構成行政違法。如果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直接上升為刑事犯罪，那么又將《治安管理處罰法》置于何地？

綜上：G名下擁有多家企業(yè)。這些企業(yè)自G被羈押以來，經營活動已陷入深度混亂。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保護企業(yè)家的合法權益，當下民營企業(yè)經營的艱難有目共睹。L氏父子拖欠公司近數百萬元債務至今未還，G等人討債的方式或許有些偏激，但這是窮盡所有合法途徑后的無奈之舉。更何況，L氏父子自始至終未被剝奪人身自由，兩人二審當庭多次重申和強調了這一事實。懇請貴院不被前置訴訟程序綁架，拿出勇氣，依法改判全案被告人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