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后花園集體右轉，能否破局？

民智評論

作者：孫鍇軒，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6100字，預計閱讀時間16分鐘）

引言

今年 6 月，秘魯和哥倫比亞先后舉行總統選舉，右翼候選人均以微弱優勢獲勝。

一些評論據此認為，拉美政治正在出現新的右轉。

不過，對這一變化還需要作具體分析，不能僅憑選舉結果作出簡單判斷。

近年來，兩國經濟增長緩慢，物價和就業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社會治安也在惡化。許多選民把票投給反對派，主要是對原有政府表示不滿。

右翼候選人取得勝利，不能表示社會已經形成一致的政治選擇。兩場選舉的票數都十分接近，說明各派力量相差不大，社會的巨大分歧仍然存在。

選舉解決的是由誰執政的問題，卻不能馬上解決怎樣治理的問題。新政府上臺后，仍要面對國會支持不足、政黨組織松散、財政力量有限和地方行政薄弱等困難。

能否實行競選期間提出的整頓治安、恢復經濟和吸引投資等主張，既取決于政策本身，也取決于政府有沒有足夠的組織能力和社會基礎。

因此，觀察這一輪拉美政治變化，不能只看政權向左還是向右。

更重要的是看新政府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能不能建立穩定的執政基礎。

只有把這些問題弄清楚，才能判斷所謂“拉美右轉”究竟會帶來多大變化。

▲ 圖源/新華社

選票右轉不等于民意歸一

秘魯和哥倫比亞的總統選舉，都是右翼候選人獲勝。于是有人認為，拉丁美洲已經全面向右轉，左翼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影響已經衰退。事實是否如此？

其實，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分析一種政治現象，既要看選舉的結果，也要看產生這種結果的條件。只看誰勝誰負，不看選票怎樣分布，不研究選民為什么投票，就容易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

先看秘魯。藤森慶子（Keiko Fujimori）得票 50.135 %，羅伯托·桑切斯得票百分之 49.865 %，兩人相差 49641 票。藤森慶子雖然當選，但只比對手多得 0.27%。

再看哥倫比亞。德拉埃斯普列亞（de la Espriella）得票 1296 萬余票，伊萬·塞佩達（Iván Cepeda）得票 1270 余萬票，相差約 25 萬票，得票率只差零點九六個百分點。

兩場選舉，都是微弱的多數戰勝微弱的少數。這種情況說明右翼候選人取得了勝利，卻不能說明兩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致的政治意見。

選舉哪怕只多得一票，也可以當選總統。但是，取得總統職位是一回事，取得廣泛而穩固的社會支持，又是另一回事。

秘魯大約有一半選民不贊成藤森慶子，哥倫比亞也有近一半選民反對德拉埃斯普列亞。

選舉結束之后，這部分力量并沒有消失。新總統要制定政策，要通過法案，要安排財政，還要同國會各派、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打交道。單靠微弱的選舉多數，不能代替這些實實在在的工作。

同時，我們還應當考慮選民為什么把票投給右翼。近幾年，秘魯和哥倫比亞的社會治安都出現了嚴重問題，經濟增長不能令人滿意，物價、就業和財政困難又直接影響群眾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選民要求改變現狀，是很自然的事情。右翼候選人提出加強治安、鼓勵投資、整頓經濟，恰恰抓住了其國內群眾最關心的幾個問題。

▲ 圖源/搜狐

德拉埃斯普列亞把打擊犯罪和恢復經濟作為競選要點，藤森慶子也把穩定政局和恢復投資信心列為施政重點。

但是，要求改變現狀，不等于贊成右翼的全部主張。一個失業者支持右翼候選人，可能是為了尋找工作；一個小商人投右翼的票，可能是為了減輕稅費；一個城市居民這樣投票，可能是因為擔心治安。

這些要求可以在選舉中集中到同一張選票上，卻不能因此就說它是一種完整而統一的政治意見。到了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不同要求之間還會發生矛盾。

擴大治安開支需要資金，減少財政赤字又要限制開支；鼓勵投資可能需要放寬管制，保護勞動者又必須保持必要的約束。

競選的時候，可以用幾項口號把許多人集合起來；執政以后，卻必須逐項解決實際問題。

因此所謂右轉，首先是選民對原有治理狀況作出的反應。老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選民便要求改換辦法；原來的執政者不能取得成效，選民便把機會交給反對派。

▲ 圖源/ Google

這種選擇帶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它不是一張長期不變的政治契約，更不能證明拉丁美洲社會已經整齊地轉到了右翼一邊。

秘魯有秘魯的問題，哥倫比亞有哥倫比亞的問題，不能把兩國混為一談。秘魯多年來總統更替頻繁，行政機關與國會爭執不斷，政黨組織也比較松散。

哥倫比亞除了治安和經濟問題之外，還要處理長期武裝沖突遺留下來的大量困難。兩國的選舉都出現了“右傾”，但產生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新政府將要遇到的困難也不完全相同。

由此可見，“拉美右轉”這個講法，可以用來描述當前選舉中的一種現象，卻不能代替對各國情況的具體研究。右翼候選人贏得選票，只是取得了一個處理問題的機會。

能不能把這種勝利保持下去，不取決于“右轉”這個提法，而取決于新政府能不能恢復社會秩序，發展生產，增加就業，改善人民生活。

實際問題解決得好，支持就會擴大；實際問題解決得不好，選舉情況還有可能會發生新的變化。

▲ 圖源/央廣網

總統當選不等于政令暢通

總統選舉已經結束，執政問題剛剛開始。

秘魯、哥倫比亞實行總統制。總統由選民直接選出，任期固定，掌握國家行政。但是總統不能代替議會。預算要由議會審議，法律要由議會通過，重大改革也要取得議會多數。

沒有議會支持，總統的主張只能停留在競選綱領上面。藤森慶子的人民力量黨在秘魯議會中占有較多席位，但是沒有取得多數。

其余席位分散在許多政黨手中。各黨組織松散，主張也不一致。選舉時可以支持同一名總統候選人，討論預算、稅收、礦業和治安法案時，各黨首先考慮的是本黨和本地區的利益。

總統要通過一項重要法案，必須逐黨協商，逐票爭取。任何一個臨時聯盟發生變化，法案就可能擱置。秘魯近年的教訓十分明顯。

總統和議會相互爭奪權力，議會多次提出倒閣，總統也曾企圖解散議會，造成政府更迭頻繁，政策難以連續。主要問題是政黨眾多，力量分散，沒有一個黨能夠形成穩定的執政多數。

藤森慶子掌握了總統職位，還沒有掌握議會多數。她可以提出整頓治安、擴大礦業投資、增加公共工程等項計劃。

計劃能不能實行，要看議會是否批準經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執行，還要看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秘魯議會已經在新政府就職以前增加了 28 億美元預算。這筆錢怎樣籌集，怎樣分配，怎樣防止財政狀況繼續惡化，已經成為新政府必須處理的問題。

▲ 圖源/新浪

哥倫比亞的情況更為復雜。今年議會選舉以后，左翼力量取得參議院 25 席，成為第一大黨，右翼力量取得 17 席，自由黨、保守黨、綠色聯盟等黨也占有相當席位，沒有一個政黨接近過半數。

德拉埃斯普列亞雖然當選總統，支持他的右翼勢力并沒有控制議會。左翼仍然是議會中最大的力量，中間各黨握有決定多數歸屬的票數。

新總統要修改能源政策，擴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加強治安措施，調整原有的社會政策，都要經過議會。左翼會反對，部分中間黨會提出條件，地方政治集團也會索取利益。

總統如果拒絕讓步，法案就不能通過；讓步過多，原來的競選綱領又會改變。這就是拉美總統制的一個突出矛盾。總統的權力很集中，執政的基礎卻很分散。

群眾把希望集中到總統一人身上，總統實行政策卻要依靠許多互不統屬的政治力量。總統可以任命部長，不能命令議員投票；可以發布命令，不能保證地方機關執行；可以宣布改革，不能憑一紙公文就取得資金、人員和社會支持。

因此，不能把總統選舉中的勝利，當作新政府已經具備了充分的執政條件。總統職位只是國家權力的一個起點。議會多數、財政條件、地方組織和社會支持，才是政策能不能實行的實際基礎。

秘魯和哥倫比亞的新政府，都面對同一個問題：權力寫在憲法上，力量卻分散在實際政治生活當中。

不能把分散的力量組織起來，政令就難以推行。政令不能推行，競選時期提出的各項主張，也就不能變成實際成果。

▲ 圖源/央視新聞

嚴打不能代替治理

治安是這次選舉中各方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先看秘魯。兇殺、綁架、敲詐這類案件近幾年不斷增長。公共交通、商業、建筑業均受到犯罪集團的騷擾。藤森慶子在競選中提出了對犯罪進行“正面戰爭”的主張，要求充實警察力量，從重懲處犯罪分子。

這一主張得到了一部分選民的支持。原因并不復雜。群眾要求生命得到保障，商人要求正常經營，工人要求安全出行。這些要求是正當的，政府應當予以答復。再看哥倫比亞，那里的情況更為嚴重。

非法武裝的人數已發展到約 25000 人。過去他們主要在邊境和山區活動，現在已擴大到許多農村地區。聯合國今年 4 月的一份材料指出，各類非法武裝的活動范圍已覆蓋全國 60% 的市鎮。

這些非法武裝所從事的活動，是爭奪土地、交通線和毒品產區，向當地居民勒索財物，強迫青年人加入他們的隊伍。

國家在不少邊遠地區力量還很薄弱。軍隊可以開進去，卻不能長期駐扎在那里代替地方行政，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

打擊犯罪這條原則不能動搖。可是只“嚴打”不治理，治安問題仍然得不到根本解決。犯罪集團能夠長期存在，不單因為他們有槍。他們還掌握著資金，控制著交通，熟悉地方情況，同地下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一些國家力量薄弱的地方，他們甚至插手土地分配、債務糾紛和商品流通。警察清除一個據點之后，行政工作如果跟不上，新的犯罪勢力又會進入。

一批頭目被逮捕之后，經濟來源如果沒有斬斷，下層成員還會重新糾合。只靠幾次行動，不建立經常性的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果就不能鞏固。

哥倫比亞過去的一段經歷正好說明了這個道理。2016 年和平協議簽訂以后，原有的武裝力量從一些地區撤出。國家的行政、司法和公共服務沒有及時跟上去。

▲ 圖源/央視新聞

別的非法武裝力量便乘虛而入，繼續在那里爭奪土地和毒品經濟。到 2025 年，因武裝沖突而流離失所的人數比上一年增加了 85%，約有 94000 人被迫離開家園。

問題的癥結不在于政府沒有采取軍事行動，而在于國家的基本力量沒有在農村扎下根來。

秘魯的敲詐犯罪也有相似的特點。犯罪集團散布在城市街區和交通線上。受害人往往不敢報案。即使報了案，證人又會受到威脅。

政府幾次宣布緊急狀態，派出軍警巡邏，短時間以內控制能夠得到加強，卻很難從根本上摧毀犯罪集團的經濟基礎。

有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秘魯的兇殺率在 2020 年是每 10 萬人 5.8 起，到 2025 年已上升到 10.7 起。就在 2025 年的前 8 個月，報案的敲詐案件又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9.3%。數字持續上升，說明臨時性的辦法收效有限。

嚴厲打擊是必要的。把嚴厲打擊當作全部的辦法則有待商榷。要整頓治安，必須充實警察隊伍，同時整頓司法機關，清查犯罪的非法所得，保護證人安全，管好監獄，健全地方政權。

農村如果沒有道路、沒有學校、沒有正常的生產活動，非法武裝吸收人員就很容易。城市青年長期沒有工作，犯罪集團擴大隊伍也不困難。地方政府人員和經費不足，中央的號令到了下面也難以貫徹。

這些方面的工作性質不同，各有各的作用，彼此不能替代。軍事行動不能替代司法審判。增加警力不能替代加強地方行政。加重刑罰不能替代切斷犯罪組織的經濟來源。宣布緊急狀態也不能替代日常的管理。

新政府提出了強硬的治安措施。確定這個方向容易，真正落實起來就困難得多。軍警可以在短期內通過命令集結起來，但管理國家的能力不能在短期內形成。

前者靠的是下命令，后者要靠經費，要靠干部，要靠一套完整的制度，要靠扎扎實實的多年經營。衡量新政府在治安問題上的成績，眼光不能只停留在逮捕了多少人、派出了多少軍警。

還要看犯罪集團的經濟來源是否被切斷了，地方政府是否恢復了正常工作，司法機關是否能正常審理案件，群眾是否敢于報案，國家機關能否在那些治安長期不好的地區扎下根來。

只看見武力，看不見日常的治理，犯罪現象遲早還會再次出現。把打擊犯罪同加強國家的日常管理這兩件事結合起來，治安才有希望逐步好轉。

▲圖源/搜狐

經濟主張不能離開財政條件

新政府還沒有就職，各方面已經提出了許多要求。

工商界要求減輕稅收負擔，投資者要求放寬限制，城市居民要求整頓治安，勞動者要求增加就業，低收入群眾要求維持社會救濟，地方政府要求修建道路、學校和醫院。

這些要求都有理由，合在一起就有矛盾。減輕稅收負擔會減少財政收入，加強治安力量要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公共工程需要資金，維持社會福利也需要資金。

秘魯的經濟條件比較好。礦產出口收入增加，私人投資有所恢復，中央銀行把 2026 年經濟增長預期提高到 3.4%。這些都是有利條件，但是有利條件不能任意使用。

7 月中旬，秘魯議會又增加 28 億美元預算，用于公共工程、基本公共服務、公務人員工資、治安和防洪，其中約有一半用于完成在建工程。

財政當局已經提出警告，臨時增加的收入應當有一部分用于減少赤字，不能全部變成新的支出。

自然災害還會增加新的負擔。厄爾尼諾現象可能破壞秘魯北部沿海的道路、農田和漁業設施，有關方面估計，2026 年至 2027 年的損失可能達到 47 億美元。防災要用錢，災后重建更要用錢。

新政府接過來的不是一張沒有債務的賬本，而是已經列有許多支出項目。藤森慶子主張擴大礦業投資，秘魯已經擬定的礦業項目約有 640 億美元。這筆投資如果能夠落實，可以增加出口，擴大稅源，帶動鐵路、港口和電力建設。

但是礦區大多在貧困的農村，當地群眾長期承受采礦造成的土地、用水和環境問題，所得利益卻很有限。

政府只要求加快審批，不解決當地群眾的實際困難，工程就會遇到阻力。

▲ 圖源/新浪

哥倫比亞的財政困難更為突出。2026 年經濟增長預計只有 2.3% 至 2.4%，物價漲幅仍在 5% 以上。經濟增長不快，物價尚未穩定，國家債務又很沉重。

德拉埃斯普列亞還沒有就職，就已經派候任財政部長同國際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商談債務安排。

這一行動本身就說明，新政府首先要解決的，不是怎樣分配新增加的收入，而是怎樣減輕舊債的壓力。

德拉埃斯普列亞主張減輕稅收負擔，削減一部分政府項目，恢復石油勘探，擴大私人資本。這些辦法可以增強工商界的信心，但是制定政策不能只計算收入增加的一面，還要計算轉變時期的困難。

稅率降低以后，新的投資不能立即形成；石油勘探重新開始以后，也不能立即取得收入。財政收入可能先減少，新的稅源只能以后逐步增加。

在這段時間里，債務利息必須照付，公務人員工資必須照發，治安開支不能停止，社會救濟也不能全部取消。削減政府項目同樣不能一律辦理。

有些機構可以精簡，有些開支可以壓縮，但是教育、醫療、交通和農村建設不能長期停頓。

簡單削減，賬面上的數字可能暫時好看，社會上的矛盾反而會加深。群眾生活受到影響，罷工和示威就會發生。生產秩序受到破壞，投資也不會增加。

財政問題，實質上是各方面利益的分配問題。增加一項支出，就要說明資金從哪里來；削減一項支出，就要說明由誰承擔損失。

減輕稅收負擔給誰，補貼給誰，工程修在哪里，債務怎樣償還，都不能用一般的口號來代替。

右翼政府重視投資和市場，有其道理。沒有生產的發展，財政收入不能增加，就業問題也不能解決。

但是發展生產需要社會穩定，需要道路、電力、教育和技術工人，這些條件不能只靠私人資本自發形成，還要有國家的組織與扶助。

問題的兩個方面都要看到：國家絕不可能包辦一切，也不能放棄自己應有的責任；財政不能長期入不敷出，也不能用停止公共事業的辦法來維持賬面上的平衡。

秘魯和哥倫比亞的新政府，都把恢復國民經濟作為主要任務。這個任務能不能完成，不在于宣布了多少減稅和投資計劃，而在于能不能正確安排收入和支出，能不能把有限的資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能不能在發展生產的同時安排好群眾生活。

▲ 圖源/搜狐

經濟工作不能靠主觀愿望，財政收支更不能靠主觀愿望。沒有可靠的收入，沒有適當的次序，沒有必要的群眾支持，再好的計劃也難以實行。

認識從實踐開始，還要回到實踐中去接受檢驗。

秘魯和哥倫比亞的新政府究竟能不能把競選綱領變成實際成果，能不能在困難的財政條件下走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子，這個問題只能由他們自己的實踐來回答，也只能由實際的發展來作出證明。

撰稿：孫鍇軒

編務：李承展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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