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海陷湖”傳說中的城名流變史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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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涼山民間稱“邛海陷湖”傳說中沉入湖底的古城為“梓潼縣”，其與西昌毫無地理關聯，且與歷代文獻將所陷之城名為“邛都”“陷河”“邛池”等完全不同。隨著文昌梓潼信仰的興起，“梓潼”作為承載神圣力量的語符，憑借信仰敘事的擴張力而獲得命名合法性。當其進入涼山的口語文化語境后，脫離原初的文字形義、地理與宗教內涵，退化為純粹的語音符號“zǐ tóng”。民眾根據本地生活經驗和情景式聯想而賦予其“紫銅”“梓桐”等新義，使其在地化。這一過程揭示：文字維系名稱的穩定卻疏離口頭世界，語符具有強大的擴張力卻依賴特定的文化知識和語境，而語音以其可聽、可聯想的特性，成為傳說扎根民間的關鍵力量。

關鍵詞：邛海；梓潼；陷湖傳說；口頭傳統；語言民俗

一、引言

在涼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的東南部，靜臥著四川省第二大淡水湖——邛海。這片廣闊的水域不僅是川西南的地理地標，也是地方傳說誕生的淵藪。西昌乃至涼山最知名的傳說便是“邛海陷湖”傳說：邛海曾是一座繁華的古城，因一條靈蛇報母仇、發大水而沉陷為湖。該傳說是“陷湖”或“陷河”故事類型的地方版本。當我們對比這則傳說的古籍文獻與民間口傳版本時，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關于所陷之城的名稱，古籍文獻記載為“邛都縣”“陷河縣”“邛池邑”等，而涼山民間傳說卻幾乎眾口一詞地將其稱為——“梓潼縣”。

20世紀80年代“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中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后文簡稱《集成》）在涼山地區采錄到多則“邛海陷湖”傳說。在西昌采錄的《邛海的傳說》開篇即言：“很久以前，邛海是座縣城，名叫梓潼縣”，其結尾又再次點明：“梓潼縣就是這樣化成了邛海。”同樣采錄于西昌的《邛海青龍黃龍的來歷》中也提到：“梓潼縣下沉，成了邛海。”德昌的白族傳說《蛐蟮龍》開頭同樣講道：“很久很久以前，西昌邛海不是海子，是一座城，叫梓潼縣。”會理的傳說《邛海的由來》在結尾處交代：“梓潼縣淹沒后，才建建昌縣，也就是現在的西昌。”

實際上，梓潼縣位于川北綿陽境內，與西昌相距數百公里。而西昌在歷史上從未有過“梓潼縣”之名，其境內自古及今的行政名稱沿革大致為：西漢至兩晉南北朝時期為越嶲郡邛都縣、蘇示縣（蘇祁縣、蘇利縣）；隋時為越嶲郡（嶲州、西寧州）越嶲縣、邛都縣、蘇祗縣、可泉縣；唐時為嶲州（越嶲郡）越嶲縣、蘇祁縣、西瀘縣；唐懿宗以后及元明時期最常被稱為“建昌”；清雍正六年（1728）后為寧遠府西昌縣；民國時亦為西昌縣。“梓潼”與西昌素無地理與行政關聯，這個異地地名為何能在邛海的傳說中生根，并讓世居于此的民眾以它取代了本地城邑的歷史名稱？本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并以此探討傳說中文字、語符與語音之間的關系。

二、“邛都”“陷河”“邛池”：文獻書寫中的古城名稱

要解開“梓潼”如何取代“邛都”等名的謎題，我們首先需要回到文字書寫的傳統中，看看在歷代古籍文獻里，這座古城究竟叫什么。

（一）忠于真實地名：自漢到唐的“邛都縣”

關于“邛海陷湖”事件的最早記載，見于南朝宋范曄所撰的《后漢書》：“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污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這一記載在地質學上有一定依據，“安寧河谷是歷史上的地震多發區，西昌地處安寧河、則木河斷裂帶，歷史上常有地震發生”，而邛海的地質構造就奠基于第四紀晚更新世（距今一萬多年）的斷陷盆地。因此，從長時段來看，邛海的形成時間很早，形態也比較穩定，但短時段的地質活動可能造成邛海面積和形態的變化。據林向考證，自西漢以來，邛海附近的城郭雖逐漸西移，但不至于被邛海淹沒，而邛海短時段內的地理變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反映在人們的認識上就變成為‘地陷成海’的神話”。以上是關于邛海陷湖事件的史地記載。若論將其演繹為完整敘事的傳說，則最早見于東晉干寶《搜神記》卷二十中的“邛都大蛇”條目：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床間，姥憐而飴之食。后稍長大，遂長丈余。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仇。”此后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湖”。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

該故事跌宕起伏，具備“老姥養蛇—蛇殺令馬—令殺老姥—蛇的復仇—城陷成湖—神異遺存”等情節單元。其中，所陷城邑原名“邛都縣”，被水淹后形成的湖叫“陷湖”，文中并未提及城邑陷落后的名稱。唐李賢注《后漢書》引南朝梁李膺的《益州記》，也記載了這個傳說，文字與《搜神記》出入不大。《太平廣記》卷四五六“邛都老姥”條目引唐代焦璐撰《窮神秘苑》，內容亦大同小異。

可見，從漢到唐的數百年間，不論史書還是文人筆記小說，在轉述這一傳說時皆沿襲“邛都縣”之名，忠實于傳說中事件發生地真實的歷史地名，而未賦予陷落后的城邑任何新名稱。

（二）據情節造出地名：唐末五代時的“陷河縣”與“梓潼嶺”

然而，該敘事傳統在唐末五代時期出現了變化。隨著四川梓州梓潼縣（今綿陽市梓潼縣）地方神“張惡子”聲名大噪，張惡子的敘事開始與“邛海陷湖”傳說結合，傳說中陷落后的城邑有了名稱，且相關情節中多出了“梓潼嶺”的地名。《太平廣記》卷三一二“陷河神”條目引王仁裕的《王氏見聞》云：

陷河神者，嶲州嶲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采薪以自給。無何，一日，于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為一小蛇。翁取于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眷眷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后，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后，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后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并陷為巨湫，渺彌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為陷河縣，曰蛇為張惡子。

這段文本極其關鍵，它標志著“邛海陷湖”傳說在敘事邏輯上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角神格化與地名多元化。故事中，主角不再是無名的“邛都老姥”和“小蛇”，而變成了有名有姓的“張翁夫婦”“張惡子”。張惡子本來是梓潼縣的地方神靈。東晉時，梓潼七曲山建有“張育祠”，祭祀因抗擊前秦而戰死、被奉為雷澤龍神的張育，另有相鄰的“梓潼神亞子祠”。因兩祠相鄰，后人將兩祠之神合稱張亞子（張堊子、張惡子），后來由于唐玄宗、唐僖宗相繼敕封，梓潼神張亞子逐漸從地方神成為天下通祀的大神。故事主角被命名為“張惡子”，意味著“邛海陷湖”傳說摻入了梓潼神傳說，也可以說，梓潼神傳說吸納了“邛海陷湖”傳說。兩者結合的契機也許來源于張惡子的蛇神性質。《華陽國志》載：“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此乃張惡子與蛇相聯系的最早文獻。據王家祐考證，“梓潼神乃龍系巴人的族神”“是大巴山的蛇神”。又有人論證說，“亞子”“堊子”“惡子”同義，均指蛇，“梓潼神的最初信仰形式應是蛇神崇拜，即使后來善板祠供奉的是雷神，其大致形象也應該是蛇形”。正因為梓潼神張惡子本為蛇神，才在傳播過程中與“邛海陷湖”傳說中的靈蛇復合，使兩則傳說得以融合。

然而，記錄者并沒有違背地理常識，將陷落后的古城直接命名為“梓潼”，而是依舊將故事發生地定位于邛海所在的“嶲州嶲縣”，并明確表述說“因改為陷河縣”。“嶲縣”陷落后改為“陷河縣”，顯然是根據“縣陷為河（巨湫）”的情節生造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氏見聞》首次將“梓潼”作為一個地名引入了“邛海陷湖”傳說。該文緊接著寫道：

爾后姚萇游蜀，至梓潼嶺上，憩于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后，果稱帝于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于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

這里，“梓潼嶺”是指梓潼七曲山張相公廟的所在地。聯系前文，該敘事安排遵循的時空邏輯是：川南嶲州的“嶲縣（陷河縣）”是張惡子出生、成長、初展神力的地方，而川北梓潼縣的“梓潼嶺”是其后來顯靈幫助姚萇建立后秦、被立廟祭祀的地方。可見，盡管“邛海陷湖”傳說與梓潼神張惡子傳說相互勾連，但仍保持著各自情節發生地的獨立性。如果這時把張惡子所陷之城稱為“梓潼”，就會與其后來的顯靈之地“梓潼嶺”發生矛盾，造成神圣空間的混亂，因此書寫者必須在地理命名上保持某種程度的克制。故事后半部分衍生出的“梓潼嶺”地名，將為后世口頭傳說中古城名訛為“梓潼縣”提供依托。

（三）以湖名為城名：宋元以來的“邛池邑”

此后，所陷之城的名稱在文獻中還有一些變化。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五引《益州記》時，與諸書所引稍有異，將“邛海陷湖”傳說的發生地寫為“臨邛郡”。唐代臨邛郡在邛海以北四百多公里處，轄臨邛、蒲江、大邑等七縣，境內無大型天然湖泊，與“方四十里俱陷為湖”的敘述嚴重不符，“臨邛郡”應是編者誤抄所致。

宋元時期，道教進一步將“邛海陷湖”傳說納入梓潼帝君的輪回體系，將故事發生地做了神化、虛化處理，城邑名稱有所變化。道教經典《梓潼帝君化書》中的“第六十五化”大約誕生于北宋，其將該傳說作為梓潼帝君若干次輪回轉世經歷中的一次。該書說梓潼帝君曾化身漢趙王如意，遭呂后迫害而亡，后尋諸呂后身所聚的西海之濱邛池邑，化身為當地張氏夫婦（張婦為戚夫人后身）所養的金色靈蛇，最后吃馬、殺令、灌城，了結前世恩怨。該故事化用“邛海陷湖”傳說，旨在體現道教的承負報應觀，宣揚善惡有報的宗教倫理。此處引用該書講到故事發生地的文句：

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邛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后身也。······一夕，揚海水以為雨，灌注城邑，圍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梓潼帝君化書》將故事發生地定位于“西海之濱”的“邛池邑”，既保留了“邛池”這一標志性極強的地名，留下現實的線索，保證故事的真實性，同時又將該城邑置于縹緲神秘的“西海之濱”，隱去了“邛都縣”“嶲縣”等現實地名，營造了宗教敘事神圣、神秘的氛圍。盡管該文本拋棄了五代《王氏見聞》故事中張惡子“梓潼嶺”顯靈等情節，但主人公的名號“梓潼帝君”卻強勁地標舉了“梓潼”這一語言符號，為以后民間口頭傳說中古城名附會“梓潼”打下了基礎。

《梓潼帝君化書》所載的這個故事獲得了廣泛的傳播。明代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九中記載的故事就基本上本于《化書》。清代嘉慶《寧遠府志》“文昌帝君”條引用的“邛海陷湖”傳說也本于多部道經文獻的記載。在這些文獻中，所陷古城或無名，或名為“邛池”。

綜上，自漢及清，無論是正史、方志，還是道經、文人筆記，在漫長的書寫傳統中，無論故事的主角身份如何變化，情節如何離奇，那座沉入水底的古城從未被記錄為“梓潼縣”。“邛都”“陷河”“邛池”等地名憑借文字記錄獲得了較為穩定的書面傳播，但在民間口頭傳承中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延續。

三、“梓潼”：信仰敘事中語符的敘事擴張力

既然文獻都未曾將陷落的古城稱為“梓潼”，那么現今涼山地區廣泛流傳的“梓潼縣”之說，顯然是民間口頭傳統在長期的傳播過程中，對原有敘事進行修改的結果。這種名稱的置換，并非簡單的訛傳，而是根源于信仰敘事中語言符號強大的敘事擴張力。

（一）《太平廣記》的傳播勢能

雖然五代《王氏見聞》所載“邛海陷湖”傳說并未將所陷之城名為“梓潼”，但其主人公變成了梓潼神張惡子，且故事結局指向了他在“梓潼嶺”顯靈、被建廟祠祀，那么“梓潼”就成了一個蘊含著信仰力量和地名指向的語符。“邛海陷湖”傳說攜帶著該語符，通過被收入《太平廣記》這一流通性極強的書籍，獲得了巨大的傳播勢能。《太平廣記》作為宋初奉敕編纂的大型類書，以收錄志怪傳奇和優美文辭見長，在編纂之初便具有閑讀性質，這使其成為后世文人增長見聞、學習文筆的常備讀物，且一直被視為研究唐代及以前小說、志怪、傳奇的資料淵藪。在后世讀者的印象中，“邛海陷湖”傳說是與“梓潼神”“梓潼嶺”緊密關聯在一起的，這樣他們就很容易在口頭講述中將故事發生的核心地點附會為“梓潼”。久而久之，“梓潼”就逐漸壓倒了現實中邛海所在的“邛都”“嶲縣”這些真實的名稱，以及“陷河”“邛池”這樣虛構的城名，成為傳說中所陷城邑的名稱。

（二）文昌梓潼的信仰崛起與城名錨定

“梓潼”語符更為關鍵的傳播動力，來自文昌梓潼信仰在全國范圍內的強勢崛起。梓潼神張亞子在唐代不斷獲得皇帝敕封，逐漸從地方神走向全國，并被賦予掌管文運祿籍的神格；宋代道教開始將梓潼神納入其神仙體系，并與“文昌星”產生聯系，道教徒稱梓潼神為“文昌梓潼帝君”；從元代開始，地方神“梓潼神”、道教神“梓潼帝君”和星宿神“文昌”三者合一，不可分割；明清時期，文昌信仰達到鼎盛，梓潼神成為全國性的最重要的神祇之一。

道教文獻著力將梓潼帝君的出生地錨定于越嶲，強化了其與邛海所在地區的關聯。《梓潼帝君化書》云：“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經從焉，越裳之西，越嶲之南，兩越之間有金馬山，勝境清絕，張老夫婦，予累生之父母也，于是生焉。”據稱寫于南宋開禧三年（1207）的《紫府飛霞洞記》亦言：“吾舊生越嶲間。”《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更直書：“西晉末降生于越之西嶲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初三日誕生······我乃張戶老之子，名亞。”此處“越嶲”指歷史上的越嶲郡，轄境包括今涼山州大部。道教經典將梓潼帝君降生地明確指向越嶲，使其神圣事跡與“邛海陷湖”傳說在地理層面上緊密地勾連在一起，為傳說在涼山地區的廣泛流傳奠定了基礎。

在道教強大的信仰輻射力之下，“梓潼”二字成了一個極具敘事擴張力的語符。一方面，該語符直接指向文昌梓潼帝君的祖庭——梓潼縣，因此傳說將“梓潼縣”用作他出生、成長并初展神力之城的名稱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該語符通過文昌梓潼帝君的神名，間接指向他出生、成長并初展神力之城的名稱。既然故事的主角是“梓潼神（帝君）”，那么其城邑理所當然地就應該叫“梓潼縣”。因為在信仰敘事中，地名和神名經常是統一的。譬如作為山名和地名的“泰山”，與冥界主宰“泰山府君”的神名是高度合一的，這一神名直接源于地理實體“泰山”。再如灌口（今四川成都都江堰）地名與“灌口神”的稱呼也是統一的。灌口神即二郎神，因傳說他在灌口戰蛟治水、多次顯圣并被建廟祠祀，因此民間常以“灌口神”或“灌口二郎”稱之。甚至，明末福建廈門集美的居民引入灌口二郎信仰，即以“灌口”來命名當地村落。這種地名與神名同一的邏輯，在神話思維中是高度自洽的。在“邛海陷湖”傳說中，由于“梓潼神（帝君）”作為故事主角，其含有地理信息的神名“梓潼”就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命名力量，將口頭傳說中主角所在的“邛都縣”等名稱置換為了“梓潼縣”。

（三）神圣空間的命名合法性

“梓潼”對文獻中古城名稱的替換，不僅源于符號層面的匹配，還因為神圣空間（Sacred Space）與世俗空間（Profane Space）之間存在的張力。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曾指出，“世俗空間”是“均質”“中性”“混沌”的背景，而“神圣空間”則是“非均質性的”“空間連續性的中斷”，是具有“顯圣物”或“神圣的征兆”的“宇宙”。“邛海陷湖”傳說講述的是一個由神靈發動的毀天滅地的超自然事件，以風雷暴雨為征兆，將現實空間顛覆為一個區隔于日常經驗之外的“宇宙”，即“神圣空間”。在神話語境中，一個本來就承載著神圣力量的地名符號，天然具備命名神圣空間的合法性。“梓潼”正是這樣一個恰如其分的語符，它本就是梓潼神的神名和其祖庭之名，承載著厚重的梓潼信仰文化，可順理成章地用來命名梓潼神所創造的神圣空間。

而邛海所在的西昌則是時間線性流逝的“世俗空間”，其歷史地名如“邛都縣”“嶲縣”等，是國家行政體系中的地方名稱，與神圣空間不相匹配。至于“陷河”“邛池”，盡管也是信仰敘事中虛構的城名，但“陷河”來源于“縣陷為河”的具體情節，“邛池”來源于現實中的湖泊名稱，皆不如“梓潼”語符能直擊梓潼信仰宇宙的核心。因此，當人們在講述“邛海陷湖”傳說時，以“梓潼”命名所陷之城，正是這一充滿神圣威權的名字在信仰敘事中自然選擇的結果。用與本地無關的“梓潼”替換當地真實的或有關聯的地名，還巧妙地化解了敘事矛盾。現實中西昌城邑的存續與傳說中古城的沉沒在邏輯上是難以兼容的，但通過引入異地地名“梓潼”，人們就理順了邏輯，沉沒在邛海里的是神靈和古人曾生活的“梓潼縣”，而屹立在邛海邊的是真實歷史中連續不斷的“西昌城”。這種處理方式使得“邛海陷湖”傳說中的“梓潼縣”能夠脫離歷史地理的實證考察，在永恒的神話時空里享有合理合法的名字。

然而，“梓潼”語符的擴張力高度依賴于特定的文化知識和語境，民眾需要了解《太平廣記》的記載、明白文昌梓潼信仰與“梓潼”的關系、清楚神名與地名同一的邏輯，才能完全理解“梓潼”的含義。但大量不識字的普通民眾缺乏這些知識，因此，“梓潼”語符離普通民眾真正理解和接受還有一定距離。

四、“zǐ tóng”：口語文化思維下語音的意義重構

當我們翻閱涼山州各縣《集成》關于“邛海陷湖”傳說的采錄文本時，會發現一個令人困惑的細節：講述者口中的那個古城名字，并非全部寫作“梓潼”，還有“紫銅”“梓桐”的異寫。例如，在木里藏族自治縣搜集的《邛海的來歷》開篇便是：“從前，四川有個紫銅縣。紫銅縣有一個以砍柴為生的單身漢。”而在冕寧縣搜集的《西昌邛海的傳說》開頭則說：“西昌的邛海以前是個縣，叫梓桐縣。”這些奇特的異寫現象，引發我們思考：當涼山民眾講述“邛海陷湖”傳說時，說到那個被湖水吞沒的“梓潼縣”，他們腦海中浮現的，真的是“梓潼”這兩個字，或者真的意識到了它是與“梓潼神（帝君）”相關的“梓潼（縣）”嗎？還是說，那個發音為“zǐ tóng”的詞其實是某種完全不同的事物？

（一）能指與所指的斷裂：“梓潼”退化為“zǐ tóng”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注意這些異寫文本背后的講述者身份。木里藏族自治縣傳說的講述人邊明武是“漢族、65歲、文盲、男、農民”；冕寧縣傳說講述人吳有倫的身份信息為“男，藏族，一九二五年生。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冕寧縣拖烏區大橋鄉農民，無文化。”“文盲”“無文化”，這些身份標簽恰恰是我們理解這一現象的關鍵線索。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涼山地區的漢、彝、藏、白等各族民眾以口語為主要交流方式，識字者不多。涼山社會具有沃爾特·翁（Walter Ong）所謂“原生口語文化（Primary Orality）”的一些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衡穩的”，即“口語文化社會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當下之中，它們蛻去了對當下不再有用的記憶，借以保持社會的平衡或衡穩狀態”，這突出表現在“舊詞保留下來了”，但“其意義已經變化，甚至已經消失”。對于涼山的廣大民眾而言，傳說的載體絕非書本上的漢字，而是口耳相傳的聲音。當外來的神名、地名“梓潼”進入涼山的口語文化語境后，可能漸漸發生能指與所指的斷裂。我們可以看到，口頭的“邛海陷湖”傳說摒棄了五代《王氏見聞》版本中“梓潼嶺”顯靈與建廟的部分，這就極大地沖淡了主角梓潼神的神格身份。同樣地，口頭傳說也拋棄了道教經典中對梓潼帝君前世、后身等化身情節的描述，切割了主角與道教神祇的關系。而且，這些傳說的主人公叫作“童林山”“姓崔的樵夫”，或者只被稱為“打柴郎”“割草賣的娃兒”等，絲毫不見“張惡子”的影子，完全脫離了梓潼神的文化影響。因此，“梓潼”這個“舊詞”脫離了原本的宗教信仰（梓潼帝君）和行政地理（川北縣名）的內涵，退化為一個純粹的語音符號（zǐ tóng）。

民眾不需要知道這兩個字怎么寫，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具體內涵，只需要記住“zǐ tóng”是那個被邛海吞沒的城邑即可。這其實就是人類學家史蒂芬·菲爾德（Steven Feld）所說的“聽覺認識論（Acoustemology）”，即通過聲音來感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對于那些不識字的涼山民眾而言，“zǐ tóng”這個語音簡潔鏗鏘，他們通過反復聽講“邛海陷湖”傳說，很容易記住這個城名。

（二）語音落地：從“zǐ tóng”到“紫銅”“梓桐”的意義重構

更進一步地，既然“zǐ tóng”的語音能指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所指，那么民眾為了方便記憶和講述，會根據生活經驗對其賦予新的意義，讓懸浮的聲音“落地”。沃爾特·翁曾指出，“在原生口語文化里，為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現仔細說出來的思想，你必須要用有助于記憶的模式來思考問題，而且這種思維模式必須有利于迅速用口語再現”，其中，“貼近人生世界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就是口語文化重要的思維和表達特征。采錄文本中出現的與漢語四川方言“zǐ tóng”發音完全相同的“紫銅”“梓桐”，也許都是這種思維重構的結果。

先來看“紫銅”。細查資料，可以發現涼山與“銅”有著緊密的關聯。早在漢代，中央王朝就已注意到涼山蘊藏著極其豐富的銅礦資源。《漢書·地理志》明確記載：“邛都，南山出銅。”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昌市黃聯關鎮東坪村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漢代冶銅鑄幣遺址，研究者認為該鑄幣所鑄造的五銖銅錢通過靈關古道流通到整個西南夷地區。由于銅的廣泛開采與使用，“銅”被烙印在了涼山的地名之中。德昌縣有“銅廠鄉銅廠村”，雷波縣有“銅廠溝村”，會理市有“老銅廠山”“銅礦村”。此外，在藏族聚居區，紫銅是制作佛像、法器、香爐等的珍貴材料；在彝族聚居區，銅鑄法鈴是畢摩的重要法器之一，稱為“畢句”，有赤鈴（即紫銅鈴）和黃鈴之分。

因此，像邊明武這樣文化程度較低的涼山民眾雖然不知道“銅”字怎么寫，但應該熟悉“銅”這個字所代表的物質實體，也可能熟悉其中優質的紫銅。“銅”“紫銅”構成了民眾日常生活的語音背景。當他們聽到“邛海陷湖”傳說中“zǐ tóng”這個發音時，就很自然地將其與生活中熟悉的“銅”“紫銅”聯系起來。而且，銅是堅固的、沉重的、貴重的，“邛海陷湖”傳說講的正是一座堅固的、繁華的古城的沉沒。將“zǐ tóng”想象為如同紫銅一般的城市，符合“貼近人生世界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口語文化思維。邊明武在《邛海的來歷》的結尾處講道：“水越來越深，把衙門淹了，把整個紫銅縣淹成了一片汪洋。這就是現在的邛海。據說，在風平浪靜的日子，在水面上還看得見雕梁畫柱的縣府衙門呢。”這里的“雕梁畫柱”不正呼應著曾經堅固繁榮的“紫銅縣”嗎？

“梓桐”又意味著什么呢？“梓”和“桐”都是中國南方常見的樹木。涼山多見桐樹，有被稱作“小桐子”的“野桐”，也有海桐屬、山桐屬、油桐屬、刺桐屬的各種桐樹。在金沙江兩岸的藏族聚居區，均有使用桐木碗的傳統，匠人常進山尋找桐樹等樹木的樹瘤來制作木碗。桐木還是涼山彝族月琴箱板的主要用材，而月琴在涼山彝族婚戀、節慶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桐是涼山民眾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樹木。梓樹在涼山雖不多見，但廣泛應用于家具、建筑、醫藥等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對其應不陌生。當“zǐ tóng”被理解為“梓桐”時，它或許被想象為一座樹木蔥郁、木材豐饒的城邑。傳說結尾處“神異遺存”情節單元中常見的“舊木堅貞光黑”“雕梁畫柱”也暗示著這種想象的可能性。

因此，“紫銅”或“梓桐”的思維重構，使原本懸浮的語音符號重新獲得了意義，牢牢扎根于涼山民眾的記憶之中。當20世紀80年代的采錄者面對講述者用漢語四川方言講到“zǐ tóng”時，必須忠實于語音將其轉寫為漢字。由于講述者無法提供確切的字形，作為地方文化精英的采錄者可能采用以下三條轉寫策略：其一，詢問講述者“zǐ tóng”究竟是什么，是川北的“梓潼”，是銅料的“紫銅”，還是樹木的“梓桐”，抑或其他；其二，根據自己的地理、宗教、文學等知識儲備，判斷“zǐtóng”就應該寫作“梓潼”；其三，根據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和情景聯想，直接寫為“紫銅”或“梓桐”。也許有部分具備一定知識素養的講述者確實知道“梓潼”二字如何寫，因為明清涼山地區文昌祠廟分布密集，文昌信仰比較普及。然而，對于大部分不識字的民眾而言，“梓潼”來源于川北梓潼縣、“梓潼”指的是文昌梓潼帝君、“邛海陷湖”傳說的主人公原是文昌梓潼帝君，這些仍是比較冷僻的知識。在他們的頭腦中，“zǐ tóng”可能指的是“紫銅”或“梓桐”，甚至只是一個不具備實在含義、僅指向那座水下古城的聲音符號。

講述者對銅料之“紫銅”或樹木之“梓桐”的解釋，或者采錄者不明就里寫下的“紫銅”或“梓桐”，充分說明了在口頭文學中，語音可以脫離文字字形和原有意義的束縛，與地方民眾的生活世界發生新的意義聯結，生成新的情景式的理解，或者只依靠語音層面簡潔易記的特點而獨立存在。這正是“zǐ tóng”最終能在“邛海陷湖”傳說中穩穩扎根的根本原因。

五、結語

在“邛海陷湖”傳說漫長的演進史中，憑借文字文獻的確鑿記錄，故事中所陷城邑的名稱保持了長時間的穩定性。無論是作為傳說發生地真實歷史地名的“邛都”，還是由故事具體情節抽繹而來的“陷河”，抑或借用現實湖泊名稱的“邛池”，皆是如此。然而，這種穩定性僅限于文獻層面。在民間口頭傳說中，這座所陷之城基本上被統稱為“梓潼”。這個外來虛構的“梓潼”，雖然在歷史地理層面荒誕不經，卻憑借文昌梓潼帝君的神圣敘事獲得了邏輯上的合法性，又借助口頭語音的物質外殼（zǐ tóng）和意義重構（紫銅、梓桐），成功實現了在地化。

由此而觀傳說中文字、語符與語音三者的關系，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啟示：傳說文本的文字將語言從流動的聲音中抽離，固化為文字符號，并以其權威性維系了事物名稱的穩定性，但代價是與鮮活的口語世界漸行漸遠。語符憑借文獻傳播、信仰敘事等外部力量獲得強大的擴張力，但其意義指涉高度依賴于特定的文化知識和語境。一旦脫離原來的文化語境進入原生口語文化中，語符的能指與所指便可能發生松動，原初的意義逐漸模糊，語符本身退化為純粹的語音標記。然而，這反而成就了傳說的再生能力，語音以其可聽、可聯想的特性，讓民眾得以根據生活經驗和情景式聯想為其填充新的意義，最終使其真正融入地方的認知圖景。確鑿的文字、權威的語符固然促進了傳說的發展，但最終讓傳說在民間扎根的卻是無形的語音。因為只有說出聲音、進入耳朵，并能夠在生活世界中不斷被重新理解的符號，才能真正活在民間。

作者：邱 碩

來源：《西昌學院學報》2026年7月10日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汪鴻琴

校對：賀雨婷

審訂：董進康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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