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追問人才歸期，先養中國學術沃土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文/劉亞東

一文昨天發布后，有讀者給老劉留言：既然我們的數學種子在海外開花結果，他們最終能否回歸故土、反哺中國？

巧了。就在王虹、鄧煜獲獎當天，丘成桐明確表示：“我多次希望他們回國任教。”他還給出了一個時間表：“期望8年后，能看到在中國本土體系培養出來的學者拿到菲爾茲獎。”

這話一出，輿論又熱鬧了。有人歡呼，也有人開始盤點“王虹、鄧煜到底會不會回國”。

撰寫此文，無意揣測二人的個人意愿。職業抉擇本就因人而異，既無從預判，也不該被過度裹挾、肆意消費。今天更想探討的是：面對這場與中國數學密切相關的歷史性突破，我們整個社會，應該秉持何種客觀理性和長期主義的姿態？

老劉首先要明確一個主張：不必苛求王虹、鄧煜立刻全職回國，更不能用道德綁架。

理由有三。

第一，王虹和鄧煜深耕純粹數學這類前沿基礎研究。以能否直接服務中國經濟建設作為標尺，評判他們的職業去向，本身尺度錯位，既失公允，也難免陷入功利化的短視。

第二，在當前國內學術生態尚不完全成熟的條件下，強求他們回國，未必有利于他們的事業發展。楊振寧2003年定居清華時已經81歲，但他回國后傾注大量心力的，不是個人“做科研”，而是領導和充實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籌款、引才、定方向，把姚期智、王小云等世界級學者一個個請到清華。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頂尖學者回國的價值最大化，依賴于一個為其量身打造的生態。王虹35歲，鄧煜37歲，都還在學術創造力的巔峰期。他們此刻面臨的選擇，比楊振寧81歲回國時要復雜得多——楊振寧可以“建生態”，而他們更需要“在生態中工作”。如果國內的生態尚未成熟到能支撐他們最前沿的研究，強求他們回國，不僅是個人的損失，也是中國數學的損失。

學術生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包括有形的機構、場地和制度等。（圖源：網絡）

第三，要用全球化的視野看待人才流動。巴斯德說“科學無國界”，這句話在純粹數學領域尤其成立——王虹的掛谷猜想、鄧煜的玻爾茲曼方程，本質上是屬于全人類的智力成就。但巴斯德在同一場合也說過下半句：“科學家有祖國”。兩句話放在一起，才構成完整的態度：對科學成果，秉持“無國界”的開放胸懷；對科學家個人，尊重“有祖國”的情感歸屬，不強求、不綁架，但永遠敞開懷抱。

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

基礎科學是一個國家科學發展的根基和引擎。它不直接生產糧食和機器，但為一切應用科學提供概念框架和邏輯工具。伽羅瓦的群論為現代密碼學奠定最重要的理論基礎，黎曼幾何為廣義相對論提供了關鍵數學支撐。可以說，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和工具，數學的深度，決定了國家科學體系所能達到的高度。

但也正因為它是“基礎”，它的成果與應用之間，通常有著長達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遲滯效應”。電磁理論在麥克斯韋方程組誕生半個多世紀后才催生了電力工業；量子力學成型三四十年后，才孕育出晶體管和激光器。今天王虹的掛谷猜想、鄧煜的玻爾茲曼方程，它們在50年后會催生什么樣的技術革命，我們今天無從想象。

王虹的掛谷猜想

鄧煜、Hani和馬驍發布在arXiv上的論文標題和摘要（圖源：科普中國）

更深一層說，很多基礎研究，比如深空探索、比如純粹數學中那些高度抽象的問題，在可見的將來并沒有實用價值和商業價值。那為什么還要做？答案是：人類的好奇心使然。從初衷來講，科學研究并不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發展而誕生的。促進生產力只是科學發展的派生效應，不是它的本源動力。

科學究竟能做什么？老劉以為，科學能夠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進而推動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這是科學的終極價值——它讓人類不斷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并在追問中拓展認知的邊界、完善人自身的精神世界。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更能理解為什么不必苛求王虹、鄧煜立刻全職回國。他們的研究成果，本質上都是屬于全人類的精神財富，最終會造福全人類，當然也包括中國。而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把中國的學術生態建設得足夠好，好到讓下一個王虹、鄧煜不必遠渡重洋，也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滿足那份與生俱來的好奇心。

事實上，“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為”的柔性引才理念，已經成為我國新時代人才戰略的關鍵導向。這種人才模式，讓頂尖人才身在海外亦可智為我用，是適配基礎學科發展、貼合全球化人才流動趨勢的最優路徑。

近年來，各地持續升級柔性引才政策，上海、廈門等多地針對菲爾茲獎級別頂尖人才，推出專項資助、頂級人才認定等重磅舉措，誠意十足、保障到位。對于頂尖人才而言，物質待遇早已不是短板，真正稀缺的，是適配前沿研究、尊重學術規律、包容長期深耕的優質科研生態。

上海市引進人才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辦法

最后再說幾句，主要是給普通讀者聽的。

王虹和鄧煜獲獎，實現中國籍數學家在菲爾茲獎上零的突破，值得每一位中國人驕傲。但老劉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對他們的研究成果在短期內對中國的經濟建設起到實質性促進作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期待。

這不是潑冷水，而是科學規律使然。廣義相對論提出一個世紀后才被用于GPS導航。王虹和鄧煜的成果，同樣需要極其漫長的時間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一些基礎研究成果的落地應用周期極長，在幾代人的時間維度里可能都看不到顯性產業價值。但這不是說它們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這些“暫時沒用”的基礎研究，構成了人類認知的根基，決定了未來技術的天花板。

無用之用，方為大用。科學，探索的是自然的規律。人類每掌握一條新的規律，都是一次自然認知的升華，進而在更高和精神境界里生產和生活。我們為王虹和鄧煜驕傲，是因為他們在人類知識的邊疆上插上了兩面紅旗，而不是因為他們明天就能給GDP貢獻幾個百分點。

說到底，老劉很想告訴所有關心王虹、鄧煜的朋友：

不必追問他們“回不回國”，而要追問我們的“花園”建好了沒有。 中國數學的未來，不能寄托于一兩個人的回歸，而應寄托于一個成熟的學術生態。當這個生態成熟了，回來的人不會只有他們兩個，而是一批又一批。

萌芽狀態（圖源：網絡）

丘成桐的“8年之約”，與其說是給王虹、鄧煜的個人邀請函，不如說是給中國數學生態的改革倒計時。這8年里，我們能不能把評價體系改一改？能不能讓年輕人敢去沖刺最前沿的學科？能不能容得下一張“58歲才出成果”的安靜書桌？

這些問題，遠比王虹、鄧煜回不回來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