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抉擇時刻，為時未晚？｜GBA編譯

譯者按 ·2026·08·03

2026年7月，北約峰會在安卡拉落幕，32國高調宣布多項防務合作，試圖對外展示“跨大西洋團結”的強硬姿態。然而峰會背后，歐洲大陸正被能源價格飆升、增長停滯、物價飛漲和政治極右翼化等多重危機撕扯。

本文原載于《紐約時報》，作者David Broder深入剖析了歐洲在“獨立自主”口號與對美依賴現實之間的巨大裂痕。這場峰會更像是一面照出歐洲脆弱性的鏡子，只要歐洲還有一天與美國深度綁定，獨立自主的道路就依然任重而道遠。

本文原載于《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原題為“Behind the Scenes of Nato, Europe is Falling Apart”，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歐洲人，集結！”

這是歐盟外交事務代表卡婭·卡拉斯（Kaja Kallas）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出的呼吁。“我們正在路上，抖落身上的塵土、穿上我們的戰靴、開足馬力向前進發”，卡拉斯對會上的聽眾說。卡拉斯把歐盟比作一群超級英雄，還引用了常被誤認為源于《鋼鐵俠》的經典臺詞：“英雄由其所選擇的道路造就，而非天賜的力量。”她斷言，更多的軍事開支以及對技術主權的推進，將使歐洲在這個愈發殘酷的世界中堅定信心。

她這番話，與歐盟如今反復宣示的“獨立時刻”遙相呼應。被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姿態刺痛后，歐洲各國領導人正謀求獨自前行。德國總理默茨認為，歐洲“在安全政策上必須大幅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法國總統馬克龍則呼吁歐洲“對所有大國去風險化，以贏得更大的獨立空間”。如今，歐洲領導人毫不諱言要走自己的路，力推自主生產半導體、發展本土能源，甚至建立聯合核威懾力量。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上，想必會聽到更多關于歐洲亟需自力更生的呼聲。

Heroes are made by the paths they choose, not the powers they are graced with.

然而，盡管歐盟口口聲聲說要抵御外部威脅，最大的危險其實潛藏于內部。十年前，英國脫歐公投曾引發人們對歐盟將進一步分崩離析的擔憂，但這并未成真。可如今，歐盟卻面臨著深刻的內部分裂。在歐盟最大、也是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德國和法國，極右翼政黨距離掌權之近，為二戰以來所未見。而問題遠不止于此。放眼整個歐洲大陸，無論是在荷蘭還是丹麥，捷克還是保加利亞，那些長期盤踞政壇中央的政黨，正紛紛失去曾經忠實的選民；失望透頂的選民們轉而投向形形色色的替代選項。平穩不是歐洲當前的主旋律，動蕩才是。

這種動蕩的結果是自相矛盾的。從整個歐洲大陸的角度出發，歐洲確實正在團結自身，各國領導人紛紛吹噓聯盟正變得比以往都要有韌性。但是在成員國層面，隨著各國國內政治局勢日益動蕩，歐洲正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這有可能使得歐洲大陸陷入混亂無序中，阻礙歐盟實現獨立自主的目標，并將其暴露在極右翼的虎視眈眈下。

經濟歷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認為，我們處在“多重危機”（polycrisis）的時代——各種危機堆疊且總體影響比各個獨立危機簡單相加更惡劣。在歐洲，2008年金融危機的余波，疊加疫情沖擊和當前曠日持久的戰爭，加劇了人們對“走向失控”的深刻感受。物價節節攀升，工資卻原地踏步，本就捉襟見肘的公共服務還要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氣溫升高帶來的雙重壓力。在這黯淡的形勢下，核心的政治問題在于：政府除了疲于奔命地“滅火”，是否還能為民眾做得更多，給予他們真正的安心。

奔馳首席執行官康林松（中）表示，德國工業受到高能源成本和高稅收的拖累（圖源：紐約時報）

歐洲通過資金

援助項目應對危機，

但這遠遠不夠

歐盟在疫情期間的應對，一度讓人覺得也許它做得到。在疫情造成財政沖擊后，歐洲的領導人采取了非常嚴苛的預算削減措施，社會與經濟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2020年，歐洲各地陸續封鎖，歐洲領導人顯然不能只是繼續“勒緊褲腰帶”。歐盟于是打破長期以來對“共同舉債”（collective borrowing）的禁忌，并向“下一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計劃投入超過8千億歐元的補助和貸款。

這份投入不僅是為了補貼民眾收入，也是為了打磨歐洲的韌性。大部分投資被指定為綠色再工業化或數字化的資金。這更像是國家層面對民營企業的扶持，而不是真正的公共投資計劃，但是標志著歐洲從過去十年的緊縮政策的教條中解放了一次。這一轉變尤其影響了各州的財政回旋余地，因為債務危機期間常被選擇性且懲罰性地運用的赤字規則得到了放寬。

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受資助額度最大的兩個國家，展示了這種政策可能帶來的效果。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馬德里的泛左翼同盟和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羅馬的右翼政府屬于政治光譜上的對立兩端，但是二者存在一個公約數：均使用后疫情時期的歐盟資金來推動發展、遏制公共債務以及延緩政治危機爆發。盡管如今這些領導人的評價褒貶不一，至少多年來他們保持了比其他多數歐盟領導人更高的支持率。西班牙在削減電費和擴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方面成就卓越，而意大利則普及了其高速鐵路基礎設施。

然而，歐盟的巨額資金的作用終究有限。很多情況下，援助資金僅足以填補預算上的漏洞，許多已啟動的基礎設施項目卻不得不延遲或面臨成本超出的狀況。2019年，歐洲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將《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稱作是歐盟長期繁榮的關鍵支柱。但是因對氣候議題持懷疑態度的政黨長期反對，以及擴大軍事生產的壓力，歐盟最終下調了協議中的目標，包括階段性淘汰油車的計劃。這與后疫情資金的效果如出一轍：在能源多元化方面，只留下斷斷續續、時進時退的進展。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也是又一次錯失的良機。作為對戰爭的回應，歐盟切斷了與莫斯科的經濟往來，并試圖完全替代掉俄羅斯的油氣資源。起初，歐洲領導人承諾這將有助于加快綠色轉型并推動更徹底的能源獨立。然而在實踐中，他們卻轉向了諸如大幅增加從美國進口天然氣之類的短期權宜之計；一些國家甚至傾向于繼續依賴俄羅斯。德國關閉了其核反應堆，而法國等國則反其道而行之。

俄烏戰爭還存在另一個負面影響。當歐盟國家在對烏援助問題上搖擺時，軍備議題也重新端上臺面。上調軍事開支成為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共識。這種轉變在德國尤為明顯，其國內主流政黨在2025年選舉后放寬了公共開支的限制，但僅限于那些涉及軍事和相關基礎設施的部分。從歐洲整體看，國防開支正逐漸取代“綠色新政”，成為集體舉債的主要目的。類似“重新武裝歐洲”（ReArmEurope）和“歐洲安全行動”（SAFE）的項目是當下的重中之重。

烏克蘭一處“愛國者”防空系統發射架（圖源：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這是否會是一種軍事上的“凱恩斯主義”（譯者注：凱恩斯主義指國家干預調節經濟波動周期）？SAFE提供的1500億歐元貸款，名義上不僅用于買武器，也要刺激再工業化、創造就業。可現有早期跡象幾乎無法支撐這種樂觀期待。更何況，一些國家對該計劃興致缺缺。SAFE最大的受益國波蘭，正陷入爭論：國防預算該優先支持歐洲本土生產，還是繼續依賴既有的美國與韓國供應商？在羅馬，梅洛尼也開始退出原定150億歐元SAFE貸款計劃，稱意大利當下更迫切的是能源成本援助。

以上現象的后果是顯而易見的。歐洲領導人未能將后疫情時期的援助資金妥善投入到長期的能源獨立和可持續經濟復蘇道路上，反而提出“再軍事化”作為凝聚歐盟的主要議題和底層戰略。但是再軍事化與傾盡全力的綠色再工業化不同，它既不創造大量就業崗位，也無法遏制嚴重困擾歐洲民眾的物價問題。失望的選民似乎對領導人塑造的“安全捍衛者”形象并不捧場。相反，越來越多人變得憤世嫉俗，感到被異化，且愈發地親近極右翼。

特朗普與歐洲的

“怪異”雙人舞

這一切背后都有特朗普的影子。他對歐盟的攻擊——其政府曾將歐盟貶損為瀕臨“文明抹除”的邊緣——以及他對本土主義政黨的支持，是歐洲走上獨立道路的主要催化劑。但是歐洲獨立經常看起來像是懇請各成員國更好地履行自身在大西洋聯盟中的義務。北約秘書長呂特（Mark Rutte，前荷蘭首相）似乎堅信歐洲人的首要義務是讓美國繼續對這個聯盟保持興趣——哪怕代價只是購買更多美國武器。

某種意義上，特朗普的敵意反而把歐洲領導人推向了一種更怯懦的依賴。比如馮德萊恩去年7月簽下的那份貿易協議，名義上是為了確保特朗普繼續承諾歐洲防務。可即便歐洲領導人高喊“要靠自己”，他們仍接受了一份不對等的交易：承諾購買更多美國天然氣、吞下關稅、并取消對美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后來，特朗普威脅要“奪取格陵蘭”，該協議被暫時擱置；但到了5月，歐洲議會又投票決定繼續推進。

該事件說明無論歐洲如何反感特朗普，美國仍然是話事人。說到底，北約成員國承諾將5%的GDP投入防務開支也是應特朗普的要求。而且，軍費開支并非一切。對于波蘭這樣的國家的領導人，華盛頓依然是主要的盟友，尤其是在當前歐洲強國例如法國和德國的政治如此難以預測的情況之下。與此同時，歐洲在技術、能源與支付體系上也依舊高度依賴美國公司與美國體系。

從這個角度看，所謂歐洲自立，更像是重新談判歐洲作為美國“次級伙伴”的定位。借用伊斯梅男爵（Hastings Lionel Pug Ismay，1950年代的北約秘書長）的調侃，核心仍是“把俄羅斯擋在外面，把美國留在里面”——至于德國會走向何方，則不必太過憂心（譯者注：伊斯梅的原話是趕走俄國人，請來美國人，壓制德國人）。這一路徑深刻影響著歐洲外交：說到底，歐洲的目標不是疏遠特朗普，即使那意味著對他在加勒比與中東的強硬行徑壓低批評聲量。

根據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2026年6月10日發布的一項調查，在15個歐洲國家中，僅有11%的人將美國視為盟友，創歷史新低，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圖源：聯合早報）

歐洲獨立自主

仍然任重道遠

其實還有一條路可以走。這個方向上，歐洲獨立自主的含義是歐洲作為全球系統的一個支柱，為國際法和綠色轉型樹立世界典范。這當然并非純粹無私。歐洲不可能單靠自己削減全球排放，但若能擺脫化石燃料依賴，就能減少未來遭遇類似“霍爾木茲海峽封鎖”這類沖擊時的脆弱性。而特朗普政府近期制裁國際刑事法院（ICC）的成員說明，也表明捍衛法治首先是為了保護歐洲公民免受騷擾與脅迫。

為了站穩腳跟，歐洲需要拓寬自身的盟友圈。歐盟近期在這方面的確有所進展：同拉丁美洲國家和印度達成了貿易協議。但歐盟對中國采取的立場仍然是一個長期未解的難題。今年5月，卡拉斯稱需要“嗎啡”或“化療”來應對歐洲對中國過度依賴的“疾病”。部分領導人，特別是西班牙的桑切斯，已經開始推進一種更為務實的方針，重點關注技術轉讓和規范外資。以上措施再結合在歐洲本身就發達的領域的投資，例如風力渦輪機生產、綠色氫能技術和生物能源，有可能成為歐洲經濟復蘇的一劑良方。

這些不僅僅是地緣政治問題。真正通往獨立的路徑，還能在國內與聯邦兩個層面促進大陸的凝聚，修補破碎的社會契約。在布魯塞爾，獨立自主的道路將推動更優惠的能源、更樂觀的經濟前景，以及更好的穩定性。世上沒有靈丹妙藥：即使歐洲成功地削減能源成本，或創造大量工作機會，或遏制住通貨膨脹，也無法一夜之間解決移民和身份問題產生的沖突。但是更獨立的歐洲可以激發選民對民主程序的更多信心，且有助于一定程度上抑制他們的怒氣。

僅僅一次北約峰會很難說明歐洲獨立取得了任何進展——畢竟這一機構就是美國的盟友。關于歐洲大陸的軍事生產、防務合作甚至組建一支歐洲大陸軍隊，還有許多棘手的問題亟待解答。但是，從歐洲民眾的福祉出發，歐盟需要做的絕不僅是迎合華盛頓的期望。歐洲需要做的是最終擺脫美國的陰影，能夠保護歐洲經濟的根基，并開始贏回那些一度被民族主義的誘惑所吸引的選民。

正如卡拉斯所說，歐洲部長們并不披著斗篷、擁有超能力。但她至少在一點上說得沒錯：歐洲或許沒有壓倒性的力量，卻可以選擇更好的道路。而現在，仍不算太晚。

2026年，亞洲新西蘭基金會的年度調查顯示，81%的新西蘭人認為與亞洲發展關系很重要。圖為新西蘭國會大廈（圖源：聯合早報）

本文作者

David Broder

歐洲政治專家。

本文譯者

羅行健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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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周宇笛

排版｜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