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森特“罕見”公開喊話美聯儲：繼續支持美日干預匯市

（原標題：貝森特“罕見”公開喊話美聯儲：繼續支持美日干預匯市）

美日聯合干預匯市、支撐日元后，當地時間8月3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社交媒體X平臺發文，稱贊美聯儲的“外國和國際貨幣當局回購便利”（FIMA）工具，并公開呼吁美聯儲繼續并擴大使用這項工具，為美日干預匯市提供“后備支持”。

美媒彭博社指出，這是美國財長“罕見”公開向美聯儲喊話。

貝森特稱，特朗普政府為美國的可靠伙伴——日本提供了支持。

“周五的協調外匯行動應對了日元無序波動，”他提到，“財政部保持高度關注，并與日本財務省和日本銀行的同行保持密切溝通。我們將毫不猶豫地參與進一步的聯合干預。”

他表示，FIMA回購便利是一個“重要的后備支持”，“我們鼓勵在未來幾個月內擴大其規模”。

貝森特帖文截圖

路透社稱，FIMA回購工具由美聯儲在疫情期間創設，凡是在美國紐約聯儲存放美國國債的經濟體，均可通過這一工具申請最高600億美元、期限最長7天的美元貸款。貸款利率通常高于公開市場回購利率，因此該工具定位為僅在市場承壓情況下啟用。

據彭博社報道，日本財務大臣加藤勝信證實，日本上周五買入了日元，并將在未來使用美聯儲的FIMA工具。美聯儲拒絕置評。

彭博社稱，美聯儲與財政部為確保金融穩定而合作并不罕見。

市場參與者表示，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動蕩為美聯儲幫助平抑日元干預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因為日本出售其持有的美國國債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持有1.14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為全球第一大海外持有國，持有規模僅次于美聯儲自身。

盡管如此，密切關注美聯儲的人士表示，財政部長公開敦促美聯儲修改其工具是罕見的。

“這非常不尋常，”前財政部高級官員馬克·索貝爾說，“在我任職期間，財政部長們不愿公開談論與美聯儲貨幣政策操作相關的問題，如果有這樣的需要，他們會私下與美聯儲主席溝通，并在幕后處理。”

美國德羅布尼投資管理公司首席宏觀策略師、前美聯儲理事斯蒂芬·米蘭的顧問埃里克·沃勒斯坦表示，擴大FIMA便利工具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通過金融市場風險暴露來看，都不會對美聯儲構成太大風險。“因為借款是短期的，以美國國債為抵押，并需要支付利息，所以對美聯儲沒有風險。”

然而，沃爾夫研究公司研究員托賓·馬庫斯表示，對于美聯儲觀察人士來說，貝森特呼吁的公開性質比請求本身更引人注目。

今年以來，日元匯率持續走弱。7月下旬，日元匯率一度跌至1美元兌換近164日元。共同社稱，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7月30日可能實施了約6萬億至7萬億日元的干預，再加上此后的聯合干預等一系列措施，日元匯率在一周內兌美元急升超過6日元。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8月3日，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表示，日美兩國政府已于美國東部時間7月31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這是兩國15年來首次聯合干預匯市，兩國在必要時準備再次采取行動。

據悉，日美上一次聯合干預是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由七國集團（G7）共同實施。

8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就美政府購買日元干預匯市的理由向媒體表示，“因日元持續貶值，日本向我們尋求了一些幫助”。

特朗普表示，“日本一直對我們挺好，除了偷襲珍珠港”（視頻截圖）

他指出，美方通過干預“獲得經濟利益”。

此外，特朗普強調，此次行動“更多的是一個友誼信號”，“我們和日本關系良好，一貫支持日本。除了偷襲珍珠港外，日本也一直對我們非常好。”

來源|觀察者網

延伸閱讀

日本干預無能，美國先怕了

“這是友誼的信號.....日本對我們一直很好，當然，珍珠港事件除外”，當地時間8月2日，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答道，確認了幾天來美日兩國聯合干預日元匯率的行動。幾小時后，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也在當地時間8月3日確認，兩國財政部已于上周五介入外匯市場。

這是自1998年以來，美日兩國首次以買入日元的方式聯合協調干預日元匯率。即時效率是很明顯的：在周末兩天的時間里，美元兌日元匯率，已經從1：164的近40年低位，拉升到了1:158。

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理解為是美國的“自保”行為。至少，在日元持續貶值，7月匯率擊穿1:164的極端情況下，美國無法“預料”，日本會出臺什么財政政策以進行單邊干預。要知道，日本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

這恰恰意味著，如若日本為了保全日元和日債，而選擇大幅拋售美國國債，便有可能波及美國國債市場，影響美元穩定。

2026年3月12日，行人經過日本東京的一塊股票信息顯示屏 圖源：新華社

而日本的確已經站在邊緣地帶，早在兩個月前，它就收到了來自外部的經濟警告。

5月24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羅賓·布魯克斯（Robin Brooks）在社交平臺上提到，日元的實際有效匯率（REER）跌破了土耳其里拉水平，成為全球最弱的貨幣。

這樣的警告，恰恰來源于日元持續下行的趨勢。在日本央行的統計數據里，以2020年為100基準進行計算，日元REER已經在2026年4月跌到統計以來的最低點，65.7。到2026年6月，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再次突破1∶160大關。兩組數據都意味著，進口商品和原材料時，日本將要承擔更高的成本。

如果把時間調回到30年前，下跌的REER和持續貶值的日元，恰好給了處于日美貿易摩擦中的日本，一個出口的新出路；而在30年后，日企早已在海外“本地化”的今天，購買力越來越弱的日元，只給了日本民眾更深的相對被剝奪感。

這些宏觀的經濟數據，落在生活里，是大米、雞肉等食物價格上漲，是農林漁業省5月份的食品價格趨勢調查里，創下100克154日元歷史新高的雞腿平均店價。

今日，一個生活在東京中心地帶的居民，很容易在便利店的貨架前感到不安，因為記憶里總做100日元促銷活動的日常款飯團，已經賣到了200日元一份。對許多日本人而言，這是極具沖擊力的事實，因為飯團本是最經典的日常平價食物之一。

疲軟的日元與上漲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讓市場不斷倒逼日本央行在6月中的貨幣政策決策會議上宣布加息。但超過GDP兩倍的政府債務規模，與5月創下29年新高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共同把政策調整的空間壓到極小。因為，此時加息往往意味著，政府債券利息成本飆升。

6月加息25個基點后，日元短暫走強，但利差仍大，未能扭轉貶值趨勢。7月23日，日元一度跌至163.98，創近40年新低。與此同時，受財政擴張和縮表預期推動 ，日本長期國債市場也承壓，10年期日債收益率7月9日升至約2.90%，創1996年以來新高。

在日元與日債之間，日本經濟幾乎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如果日本央行為了壓低國債收益率，而重啟大規模回購國債的步伐，那么日元流動性將增加，貶值壓力加大；而如果日本央行選擇加息，債務壓力將進一步增大，政府財政岌岌可危。

經濟的各個環節排列如多米諾骨牌，一招不慎，滿盤皆輸。

“加息！”

多年來，日本一直在等待2%通脹率的通脹時刻。不幸的是，2026年，日本等來的是輸入型通脹。

6月3日，在東京如月會的演講中，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開篇就討論了看似與經濟政策無關的中東局勢。但其中的原因很簡單，日本是一個能源輸入國，九成以上的原油依賴中東地區，而2月末以來，動蕩的中東局勢推高了原油價格，并且成本壓力已經通過產業鏈迅速擴大至更廣的范圍，帶漲了各類商品的價格。

植田和男提到，和前幾次石油危機不同的是，“以原油價格上漲為起點的價格轉嫁速度，比以往更快，且極有可能波及更廣泛的商品品類”。

這里提及的“成本”，指的不僅僅是石油等資源的實際價格，還有匯差帶來的相對價格。因為日本需要付出日元兌換美元，以購買能源，而與此同時美聯儲還處于維持高利率的預期中。

原本，美元的高利率與日元的低利率之間產生的利差，就已經推動著全球市場賣出日元資產，買入美元資產，日元本就承受著拋售壓力。而在能源價格飆升、美元持續走強且貿易逆差拉大的今天，日本只能付出更多的日元，以獲得等量的貨品。

這意味著，在不做外匯干預的情況下，日元將承受極大的貶值壓力。

在不做外匯干預的情況下，日元將承受極大的貶值壓力 圖源：圖蟲·創意

日本深知這點。4月，在美元兌日元匯率跌至1∶160新低時，為了抑制日元貶值速度，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實施了規模高達11.7萬億日元的外匯干預操作，一度將匯率控制在1∶155。

然而超大規模的貨幣干預，并沒有改變日元貶值的趨勢，甚至效果只維持了一個月。6月，美元兌日元匯率重回1∶160大關。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早已在5月的專欄里對此評價道，日本央行的舉措不過是在“爭取時間”，因為日元貶值是貨幣政策導致的。

對日本企業而言，地緣政治與日元貶值所帶來的痛苦，是具象化的。

日本2026年4月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同比大幅上漲4.9%，已創下了3年內的歷史新高。PPI向來是CPI的先行指標，生產的成本上漲，意味著終端消費者所付出的價格，也會上漲。

4月，日本央行的數據顯示，核心CPI同比上漲2.8%。5月，內閣府的消費者動向調查里，認為未來一年物價會繼續上漲超5%的居民，占比達到56%，而同指標在2月時，還是36.5%。

這并非是日本政府期待的，由強消費帶動的良性通脹，展現的也不是“失去的三十年”之后久違的經濟活力。反而，上漲的CPI與下滑的實際購買力一起，成為了昭示日本經濟承壓的關鍵指標。

市場中，指責日本央行在過去幾個月內“拖拖拉拉”的聲音日盛，因為按照“正常”的經濟運行規律，在外圍環境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日本央行此時最該做的，就是加息。因為一旦加息，日本就能減少美元與日元之間的利差，以此降低市場中的日元流動性。

越臨近6月中旬的貨幣政策會議，"加息"的呼聲便越高。在市場的重重壓力下，6月15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個基點，將政策目標利率從0.75%上調至1.0%，達到1995年以來最高水平。而后，日本央行又在7月31日的議息會議上，決定維持利率不變。

但此時，日本央行動作“遲緩”，原因之一是，它面對的不是簡單的貨幣政策調整，而是要在一個脆弱的金融循環里，找到一個平衡點。

天平的另一頭，便是國債。

兩 難

日本政府很清楚自己的債務規模。

在日本財務省做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債務余額（對GDP）”圖表里，從2008年起，代表日本的紅色線，就已經遠遠超過了第二名意大利。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包括國債、借款及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政府債務，總額已經達到1343.84萬億日元，占GDP的比重突破240%，已是第10年創歷史新高。

對日本央行而言，這樣大的政府債務規模意味著，即使是25個基點的加息幅度，也有可能帶來巨額的利息支出，嚴峻考驗政府償債能力。何況，目前日本央行面臨的形勢是，市場可能并不滿足于25個基點的加息幅度。

當央行選擇加息時，市場的邏輯是非常清晰的，那便是購入利息更高的新發債券，拋去手中的舊債券。如此，國債收益率便會隨之抬高。而2026年5月，日本十年期國債利率一度升到了29年來的新高，2.8%。

大規模、高利率與利率再次抬高的預期，共同鎖住了日本國債的最大買主，日本央行。2.8%的利率意味著，日本已經非常接近3%的長期國債利率警戒線。所以，日本央行必須仔細測量，承受著多方壓力的日本，離國家破產的懸崖還有多遠距離，而在這樣的距離里，自己還有多少可操作的手段。

這幾乎是一個“死循環”。

2026年6月8日，行人站在日本東京街頭的一塊股指顯示屏前 圖源：新華社

為了維穩，日本央行當然可以選擇大規模買入國債，強行壓住國債收益率。然而一旦如此，無異于日本央行向市場釋放日元流動性，日元貶值壓力加大。與此同時，這也相當于加大了日本的債務規模。

日本央行了解這樣的經濟邏輯，并且，其從2013年開始便大規模購買政府債券的行為，已經引來了市場的不信任，因為對于全球投資者來說，日本央行的購債行為某種程度上抹去了債券的“真實價格”。

正因如此，2024年8月，日本央行制定了“長期國債買入減額計劃”，開始逐步放緩購買國債的步伐。在2024年，日本央行每季度削減購入4000億日元國債，而在2025年，日本央行將這個數字縮小至2000億日元，維持每月2.1萬億日元的購債速度。

小心翼翼，是日本央行過往兩年縮減購債時的表征。因為一旦沒有給足市場預期，日債市場情緒極有可能崩盤。畢竟，在日本央行持有49%日本國債的情況下，市場本就擔心，一旦政策轉向，市場中沒有足夠的買手接過本該由日本央行購入的這部分國債，恐慌會一觸即發。

在已經謹慎嘗試“金融正常化”兩年之后，如果日本央行重啟大規模購債，也就相當于把剛剛邁出的步子，又收了回去。

一紙搖擺的政策，一個先是放棄超寬松又再次進入寬松通道的央行，只會消耗市場對于日本、日本央行和日元的耐心，市場會懷疑，“日本是否已經進入了干預無能”的狀態。

后者一旦從懷疑走向判斷，便會形成新一輪的拋售。

也就是說，日本央行被置于一個相當難的壓力測試中。市場幾乎在“逼迫”它，盡早在日元貶值與財政爆炸中選一個，并且最好有所成效。此時，高市早苗內閣還在不斷推進各類政府補貼、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政府債務。而日本央行，需要小心測試各方的底線。

為了管理市場預期，6月9日，日本央行提前放出消息，提及將加息至1%，且暫定在2027年3月后，停止債券縮表計劃。

余 震

一個疑問是，日本是如何走入這樣的陷阱的？

1990年代，面對日本已經破裂的經濟泡沫，日本央行最終做出了一個決定：進入超寬松政策周期，希望能夠通過低利率和流動性修復信心、穩住經濟。

然而，降息過慢的決策，和僵化的1940年體制，最終還是把日本拖入了長期的通縮之中。至此，如何走出長期通縮，擺脫“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成了每任內閣都需要優先面對的經濟問題。而日本往往選擇依賴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

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日本經濟再遭重大打擊，從GDP到CPI，日本經濟的各項指標都沒有展現出走出通縮的態勢。2012年，安倍晉三二次上臺，給長期緊縮的經濟形勢，開了“安倍三支箭”的藥方，將“寬松”推到了頂峰。

為了實現2%通脹率的物價企穩目標，安倍內閣在2013年實施了量化和質化寬松貨幣政策（QQE），大規模購入短期及中長期國債，以壓低短期融資成本，推動日元貶值。2016年，安倍內閣又引入了“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鎖定國債收益率，幾乎以“無限制購入國債”為辦法，兜底融資成本。

兩項非常規貨幣政策之后，日元如愿進入了下行通道，日本央行成為最大規模日本國債的持有者。日本用超常規的貨幣供應量、創下新高的政府支出，換取了投資與短期經濟穩定。

但日本也因此引來了多番“財政狀況不可持續”的討論。尤其，QQE和YCC的確推動了日元貶值，卻沒有按照經濟理論模型運轉，推動內需。

“低利率—高負債”的壓力早已埋下。如果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保持不變，或許已經逐步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嘗試縮減政府債務的日本，還可以用時間換取更大的經濟政策操作空間。

而在日本央行陷入兩難的此刻，高市早苗“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主張，顯得更加讓人擔憂，因為這一政策延續了安倍經濟學中的寬松框架。當減稅、補貼和產業刺激等政策接連出現時，經濟學家們不由得擔心，已經過度負債的日本，還能承受多大程度的財政支出。

1990年代所爆發的那場經濟地震，至今仍在影響日本。而今時今日的經濟處境似乎證明了，日本仰仗了30余年的寬松政策，反而帶著日本再次走到了經濟博弈點。

正因如此，此次美日干預日元匯率的聯合行動，是否真有長期效果仍未可知。日元走弱，最終歸結于市場對日元、日債、日本央行乃至日本政府政策的持續擔憂，而恰好美國的“施以援手”并沒有解決上述任何一個問題，反倒顯得飲鴆止渴。

對日本提出經濟警告的羅賓·布魯克斯，在8月2日再次長文警告道，“盡管表面上美國的干預比以往更有影響力，但美國的參與帶來了更多的疑問而非答案”。因為美國“援助”的方式，是賣歐元，買日元，而不是直接用美元買入日元。

這反而令市場疑惑：是否美國這樣操作，是擔心歐元兌日元的匯率會推高美國的長期收益率。如果次猜測成真，那么這便又是另外一個疲軟信號。要知道，外匯干預本身就是一場信心游戲。

“雖然有更多花哨的東西，但這次干預將像以往所有干預一樣失敗”，羅賓·布魯克斯在文章的副標題里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