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儒家特別推崇三代之治、堯舜之道，唐朝文學家韓愈在《原道》里描述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線單傳的先王之道，指出此道的核心內容是仁、義、道、德。《漢書?藝文志》里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后面又說：“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誰能想到儒家三代之治的道德神話被一個盜墓賊給破壞了。
《晉書·武帝紀》載：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余萬言。盜墓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并燃竹簡為火把照明。官府聞知后前往察看，卻“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經過整理，成書16種、75篇，《竹書紀年》是其中比較完整的一種。
《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后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后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為止。
《竹書紀年》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成書比《史記》早200年，里面記載的內容有許多是《史記》所未載。《竹書紀年》橫空出世，直接顛覆了《史記》和儒家的道德神話。在儒家的描述中，堯舜禹的禪讓制，完美的道德圣人。可是《竹書紀年》記載中卻是血腥政變充滿陰謀殺氣騰騰，哪有什么君子什么仁義，諸如舜囚堯，啟殺益，大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共伯和干王位、非二相共和也等等，與儒家經傳所記迥異。
《韓非子?說疑》中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不知道韓非子看得是什么典籍得出結論的，看來堯舜禹在當時的形象可不是那么高大完美。
《竹書紀年》因其寫作的思想和所記內容與正統的儒家思想大相徑庭，受到后世儒家貶斥，被稱為“荒誕”之書。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里就說《竹書紀年》是“由晉人之訛撰”。幸運的是《竹書紀年》沒有被漢儒篡改，人們可以從竹簡之中尋找歷史的遺跡。
古本《竹書紀年》經晉代學者荀勖、和嶠、束皙等人整理，出現了所謂荀勖、和嶠初寫本與束皙重定本之別。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時，《竹書紀年》原簡亡佚，只有初釋本和考正本繼續傳抄流行，直到唐玄宗開元以前該書仍舊存在，到了宋朝就不見蹤影了。后來有人按照儒家的傳統觀念部分地篡改了《紀年》的內容，這就有了《今本紀年》，王國維認定今本是偽書。清學者朱右曾最先輯錄見于各類典籍的《竹書紀年》,并撰成《汲冢紀年存真》一書，開啟了《古本竹書紀年》的輯佚工作。
朱右曾在《汲冢紀年存真》一書序文中說：“秦政焚書，三代事跡泯焉。越五百歲，《古文紀年》出于汲縣冢中，而三代事跡復約略可觀，學者錮于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牾，遂不復研尋，徒資異論。越六百歲而書復亡。”
《竹書紀年》的版本問題、真偽問題一直就在爭論之中。
朱希祖認為，“《竹書紀年》蓋晉束皙等所偽造，本不足信。”呂思勉在《呂思勉讀史札記》的《汲冢書》中說：“然則世之所傳，所謂出自汲冢之書，其物果可信乎？曰：否。”
不管怎么說，《竹書紀年》的出現對儒家來說，簡直就是一次刨墳掘墓。儒家歌頌的美好盛世三代之治堯舜禹禪讓制，被一個盜墓賊發現的《竹書紀年》給戳破了。
現代史學家陳夢家說：“汲冢竹簡的發現，和安陽甲骨的發現，就古史的材料而言，有著幾乎同等的重要性。”《竹書紀年》的內容有與傳統正史記載不同處，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竹書紀年》與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甚至有人建議不要搞夏商周斷代工程，直接采納《竹書紀年》就可以作為中國上古史的紀年了。著名考古學者李學勤說：“《竹書紀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問題上有其特殊意義，正在于它是現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
“古史辨學派”的顧頡剛認為，三代歷史是被后來的史學家或思想家“層累”地塑造起來的。
顧頡剛宣稱：“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賬，二千多年來隨口編造。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里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在顧頡剛看來，所謂盤古開天辟地和三皇五帝的傳授次序全出于編造，是歷來“藏垢納污”的淵藪。
顧頡剛說中國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賬，不是沒有道理。古人有“六經皆史”之說，儒家對《詩經》《尚書》《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經》這些先秦文獻的整理與編輯，實際上是為塑造儒家價值觀的重塑，不知道刪除了多少歷史真相。《史記》記載：“古者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竹書紀年》的出現，的確是驚世駭俗對儒家當頭一棒。《竹書紀年》以后，歷史材料擺在學者面前，史學研究的價值逐漸被發現，史學終于作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從經學中獨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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