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周刊（第二十四期）清代-任伯年系列之六《伯樂相馬圖》賞鑒

原創燕京周刊 留京外史/文

一人一傳奇

一物一故事

導語：任伯年的人物畫不僅是中國近代海派繪畫在人物畫方面的代表，還是現代“海派人物畫”與其他學派人物畫直接與間接的共同源頭；而就任伯年本人并以他的創作實績而言，他不僅應當被視為中國傳統人物繪畫從古代向現代轉變的推動者與啟蒙者，還應當視為開辟通向二十世紀中國畫全面復興之路特別是人物畫復興之路的先驅者。

品名：伯樂相馬圖 設色紙本 縱151厘米 橫39厘米

款識：光緒丁亥嘉平月上浣，山陰任頤伯年寫于海上庽齋。

鈐印：任頤印（白文）

任頤《伯樂相馬圖》局部一

后記：本《伯樂相馬圖》自署丁亥即光緒十三年（1887年）嘉平月，是年任頤為四十八歲。畫面取材于伯樂相馬的典古，伯樂（約公元前680～前610年），原名孫陽，春秋中期郜國（今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人。在秦國富國強兵中，作為相馬立下汗馬功勞，得到秦穆公信賴，被封為“伯樂將軍”。伯樂后來將畢生經驗總結寫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軍事的需要，馬的作用已十分凸顯。當時人們已將馬分為六類，即種馬（繁殖用）、戎馬（軍用）、齊馬（儀仗用）、道馬（驛用）、田馬（狩獵用）、駑馬（雜役用），養馬、相馬遂成為一門重要學問。孫陽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相馬作為自己終生不渝的事業。孫陽從事相馬這一職業時，還沒有相馬學的經驗著作可資借鑒，只能靠比較摸索、深思探究去發現規律。孫陽學習相馬非常勤奮，《呂氏春秋?精通》說：“孫陽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隨后以監軍少宰之職隨軍征戰南北。伯樂在工作中盡職盡責，在做好相馬、薦馬工作外，還為秦國舉薦了九方皋這樣的能人賢士，傳為歷史佳話。

任頤《伯樂相馬圖》局部二

任伯年也許受此故事的影響下，而產生了創作思路。本畫面構圖從左下側入手，在一片雜草叢中繪出三棵大樹，前者只露出下半段傾斜生長，上半段則在紙外，讓人聯想浮翩。

任頤《伯樂相馬圖》局部三

中者也稍斜畫出樹端，上部呈枯枝狀，猶是歷經滄桑的年輪所至。枯枝下側則枝繁葉茂，葉用雙勾呈菊花狀，從葉形辨析應是菩提樹。兩樹右側添馬二匹，前者為白馬，馬頭緊靠大樹，后腳離地似在運動或剛停下，立足未穩，嘴微張開亦似乎在說些什么？其身后有一匹灰棕色立馬，頭微舉，緊挨于白馬劈股上側，雙目炯炯有神，形狀似乎在思索中。兩樹之間，有一個書僮，雖無全露，但有一種手牽著馬疆的姿式，眼眼注視著雙馬的動向。

任頤《伯樂相馬圖》局部四

后者樹旁，有一位高士依樹而立，應是相馬高手伯樂也。此人頭戴方巾，身穿灰色長袍，雙目專注著旁邊的兩匹駿馬，左手捏著胡須，右手微舉手杖，神態中發現了凝思之狀，好像在思考分析著此馬的質量如何？。

任頤《伯樂相馬圖》局部五

縱觀全圖，就在一個郊外的大樹下，伯樂帶著一個小隨從，觀看雙駿的一個場景，其實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人才往往需要有慧眼的人去發現。就像這二匹千里馬，在遇到伯樂之前，只能在凡夫的手下拉些重力活，受苦受累，無人知曉它的真正價值。在現實生活中，許多有才華、有潛力的人可能因為沒有遇到賞識他們的“伯樂”，而被埋沒在平凡之中。

這也提醒我們，作為領導者或者管理者，要有敏銳的洞察力，善于發現身邊的人才，給他們提供施展才華的機會和平臺。其次，伯樂相馬也強調了環境對于人才成長的重要性。那匹千里馬在凡夫惡劣環境中，無法展現自己的能力。而當它被帶回伯樂身邊，得到精心的喂養和照顧，才有機會發揮出自己的優勢。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都需要一個良好的環境來成長和發展。這包括良好的教育資源、公平的競爭機制、友善的人際關系等等。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才能充分挖掘自己的潛力，實現自己的價值。

作者簡介：

任頤（1840～1896年），初名潤、字伯年，一字次遠，號小樓(亦作曉樓)，浙江山陰（今紹興市）人，清末畫家。繪畫題材廣泛，人物、肖像、山水、花卉、禽鳥無不擅長。用筆用墨，豐富多變，構圖新巧，主題突出，疏中有密，虛實相間，濃淡相生，富有詩情畫意，清新流暢是他的獨特風格。任伯年曾在十幾歲青年時期，在太平天國的軍中“掌大旗”，當時軍旗較大，“戰時麾之，以為前驅”。直到天京淪陷，任伯年才回家鄉，后至上海隨任熊、任薰學畫。以后長期在上海以賣畫為生。任伯年的繪畫發軔于民間藝術，他重視繼承傳統，融匯諸家之長，吸收了西畫的速寫、設色諸法，形成自己豐姿多采、新穎生動的獨特畫風。

任頤工細的仕女畫近費曉樓，夸張奇偉的人物畫法陳洪綬，裝飾性強的街頭描則學自任熏，后練習鉛筆速寫，變得較為奔逸，晚年吸收華巖筆意。就任伯年的個人藝術造詣來看，花鳥畫的本領比較高，若以當時畫壇的情況而言，他的人物影響比較大，原因是當時畫人物畫家少，成就高者更少，象任伯年這樣造詣，自然推至旁首。伯年早期的仕女畫多較工細。此圖中仕女以手支頤，眼望春柳，惆悵若失。構圖雖簡單，用筆卻十分細致。以細筆描繪青絲盤頭，淡墨寫面部、手指；衣紋線條流暢，起筆多頓點，用富有裝飾性的釘頭鼠尾描形成有節奏的白描效果。他的人物畫品格中包含的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點，既是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過渡時期畫家的一般特點，又與他的家傳家風以及社會生活與藝術環境的獨特性相關。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在他僅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他的這種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種從無機性與外在性、到有機性與內在性的轉變或轉化。即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轉變或轉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這種轉變或轉化的人，才能對他的藝術成就有充分、客觀的估量與評價。

任伯年的不少寫真肖像畫，至今仍將作為他的那一時代歷史的重要考證資料。因此對于他的人物畫的畫工性品格與寫真性特點，在這個角度上說，更應當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畫中應有的時代特征與非常寶貴的品格。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畫在中國繪畫史上的意義。為人率真，不修邊幅，創作畫時年近三十歲，畫多而名聲漸大，但其身心深受鴉片之害，損傷元氣，這也是他過早去世的原因之一，享年僅五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