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索要“一級教授”：1956年上海學界的另一個“辛德勇”

北大辛德勇教授瘋狂索要“一級教授”這個事，很多瓜眾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中國學界聞所未聞的奇葩。實際上，在他之前，本土知名教授敢這么干的，還有一個鼎鼎有名的翻譯家兼前北大教授孫大雨，兩者簡直相似到猶如仿寫。只不過，前輩孫大雨為了這檔子事，日后吃盡了苦頭，搞得后半生慘不忍言就是了。孫本人到了晚年是頗有悔意的，曾經(jīng)八個字總結(jié)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因為年輕，涉世不深”，大概就是覺得這種沖動式力爭很不值得。

孫大雨是浙江諸暨人，1920年代清華畢業(yè)后留學耶魯研習英美文學，25歲起就歷任武大、北師大、北大等名校教授，很早就以新詩人健將與莎士比亞權(quán)威成名，在民國時代是當之無愧的“名教授”兼文壇“風云人物”，胡公喬木、王元化夫人張可都是他學生，王夫人上學時還被他當場訓哭過。按李鴻章的說法，少年成名且在“功名”上一帆風順的讀書人，往往心高氣傲，眼高手低，不好駕馭，孫大雨或許就是如此人。話說1956年，國內(nèi)大學教授正式重新評級定薪，孫大雨那時在復旦外文系，還是本系主任，卻被評為二級。彼時教授評級是極其嚴格的，原則就是寧缺毋濫，所以復旦大學外文系“一級教授”直接空缺，最高等就是“二級教授”，而且只有兩人，就是孫大雨與林同濟，兩人恰好都是研究莎學的。他們都是少年成名的“老資格”。那時整個上海，不分文理“一級教授”總有37人，復旦也就分配7個，文科教授就郭紹虞、周谷城、陳望道三位，周谷城還是以“豐沛故人”關(guān)系突然提為一級的，可見份量。

但孫大雨不認同這個評定結(jié)果，怒不可遏。他覺得自己論資格、論水準、論成就，就該是“一級教授”，舍我其誰？他還公開宣稱，在彼時中國本土，除了錢鍾書之外，論起英文水準與英美文學這一學科領(lǐng)域，誰還能比他更強？據(jù)錢鍾書晚年對來訪者透露的信息，孫大雨素來與卞之琳不對付，也很輕視他的水準，揣測其心理或許就是：卞之琳同樣是寫詩和搞莎學的，他都既然是“二級教授”了，憑啥我要跟他平級？這種心理與眼下辛教授如出一轍，“我當然沒那么狂妄敢跟錢大昕、王念孫、羅振玉、顧頡剛、王國維、陳垣這些大師比試比試自己的能耐，我連給他們提鞋都不配”，但名單上那些人也就那樣，“憑啥我不夠格”？（“辛德勇自述”公號）所以他不服氣，覺得不公，不惜到處鬧，指名就是要“一級教授”。正常途徑申訴不成，鬧了還是鬧不成，孫大雨就出了陰招，直接控告復旦校系領(lǐng)導一窩蜂都是反動分子，將職稱風波上升到了敵我矛盾高度，而且一口氣列出了10多號人，從前任復旦掌舵到現(xiàn)任掌舵再到外文系掌舵一干人，幾乎一網(wǎng)打盡。他的邏輯是：我老孫毋庸置疑是老歌名了，那反對我的那幫人，不就是反歌名？他這是要一鍋端，心態(tài)跟辛教授前段祭出那份“辛德勇名單”一般無二。

稍后，這個事還鬧到了彼時主政上海的陳詩人那里了。陳尊重知識分子，主動出面請“二級教授”孫大雨吃飯，席上一番勸慰不說，還拿出誠意切實提升他的待遇：“一級教授”固然是整不了了，他也無權(quán)干涉，但是可以讓孫教授住進當時滬上最有名的高知樓——“十八層樓”。這實際上就是“準一級教授”了，著實禮賢下士。怎奈孫大雨搬進“十八層樓”后，還是不滿意，仍然各種鬧。或許在他看來，他討要一級教授，本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榮譽，豈可善罷甘休？可就這樣，他幾乎把單位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得罪了。到了次年，那波風吹到復旦，孫大雨不出預(yù)料地，光榮地成為了第一批“右派”，并且開除公職處理。到了再次年的1958年，他又以“誹謗罪”被判六年徒刑，發(fā)配蘇北農(nóng)場勞改，自稱是“當時全國知名大右派中唯一受到刑事處分的人”，可見積怨之身。獄中“天天無故遭毆打”，三年后以“保外就醫(yī)”名義回到上海時，無職業(yè)，無收入，前“孫教授”就靠做過小學教師的妻子退休金苦撐度日。

所以，到了1980年代雨過天晴，沉冤20多年的孫大雨也終于作為“出土文物”再度“復出”，并不是回到原單位復旦繼續(xù)當主任，而是跑隔壁華東師大外語系當起了教授，直到8年后離休。只因據(jù)孫大雨女兒女婿為他寫的傳記透露，直到那個時候，復旦主要負責人仍然堅決拒絕孫大雨回校，并且揚言“孫先生回來，復旦就完了!”孫大雨在他們“心目中竟成為洪水猛獸”，幸虧還是施一公的爺爺施平伸出援手請他到了華師，終得以安度余生（孫近仁、孫佳始《耿介清正：孫大雨紀傳》，山西人民1999版，頁42）。當然了，孫大雨的“一級教授”夢至死都沒實現(xiàn)，后來連提都不想提了，從復旦到華師的“降格”也再沒了任何怨言。這個事前因后果，孫大雨本人劫后有點滴回憶，復旦中文系退休教授吳中杰那本《海上學人》更有詳細介紹。

我是前段亂翻書，偶然看到孫大雨這樁舊事的，又不由自主聯(lián)想到鎮(zhèn)日絮絮叨叨“一級教授”頭銜的辛德勇教授，往事與今事一重疊，還是有很多慨嘆的。想歷史總是循環(huán)往復似的，而孫大雨的性格與作派，似乎也與辛德勇教授高度相似，就是叛逆、心高氣傲乃至佻輕忤物到了極致，當面對“不公”時應(yīng)激起來也有點歇斯底里，但又確實能服善不矜，不吝稱揚比自己厲害的人，都很難評。孫大雨狂成那樣了，可還自承是錢鍾書以下“第二人”，辛德勇是手批田余慶張光直不亦樂乎，狠起來連王觀堂都看不大上，渾然目中無人，可談到秦先生暉顧先生頡剛時，又是一臉的誠惶誠恐，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兩人這么看都不是什么“妄人”。他們的舉動也頗堪尋味，自然也都是知識分子堆里的異數(shù)，所以才會讓人如此側(cè)目。

辛教授可能是太順了，但孫大雨之前是因為“大嘴巴”吃過教訓的，也所以每所大學都待不久，可他還是不在意，毫不長記性，大概也真是性情使然，都是"腦后有反骨"那種人。又或許，他們畢竟名教授，“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心理都是相同的。想1933年，其清華學長梁實秋邀請到他青島大學外文系任教，也算是有提攜知遇之恩了，可孫大雨照樣在課堂上肆無忌憚批評梁譯莎士比亞這不通那不對的，讓梁實秋怒火中燒，所以只共事了一個學期，梁就直接發(fā)解聘書，讓他卷鋪蓋走人了（《孫大雨詩文集》頁321）。孫大雨出生時，其父但愿兒子“守拙若愚”，所以特意為他取號“守拙”，他倒是大半生反著來（《孫大雨紀傳》頁4）；黃永年則是早年因逆反吃過大虧的，余生都是“安時處順”那套人生哲學，生前也沒少搬運這套緊箍咒去鞭策愛徒，而辛德勇似乎也是沒一句真聽進去。

辛德勇也好，孫大雨也罷，他們近乎瘋狂地索要“一級教授”，其中是非曲折，確實非我一個鄉(xiāng)下人所能判斷。我只看到一個結(jié)果，就是在本土這種高度錯綜復雜人情社會下，真要無畏站出來當“刺頭”，不惜與周邊人撕破臉，是無不動與世忤，鮮有不遍體鱗傷的，也顯得很“不夠聰明”，似乎一點不會“看臉色”，儼然不通世務(wù)之甚的書呆子。至于好些人會覺得堂堂清北教授為了一個頭銜出來這么爭奪，是有辱斯文，是自降格調(diào)，同時還很不“體面”云云，我倒不肯認同。我想，即便爭這個“一級教授”不是出于“榮譽”，就是直白為了名與利，我也不覺得有什么。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俗”一點，坦承心中的所欲所求，又有什么呢？

什么事都要故示“清高”，不敢直面自身的正當利益與私域，反倒是本土知識分子自己給自己套的精神枷鎖，也所以自古讀書人中“假道學”最是橫行。更何況，孫辛這種“公然”的索要、力爭，至少是很光明正大的君子行，比起時下那種臺面上笑里藏刀擺手“不要不要”，維持清高淡泊人設(shè)，實則私下各抱地勢鉤心斗角，甚至不惜上演全武行的同行們，要好太多了。孫大雨、辛德勇這種，在我看來反倒是本土知識分子很稀缺的一種品質(zhì)，不吃啞巴虧，一切糾葛都擺到臺面上解決，不深陷“幽暗意識”之中。至于方式是否合理，訴求又是否過分，則確實可另當別論的。坦率說，辛教授整天那種唧唧復唧唧的無厘頭表演方式，連我這種同情者都屢屢覺得辣眼睛。

昨晚睡前，閑翻無錫作家陸陽先生新作《錢穆與同時代人》，還看到熊十力一段類似舊事。也是1950年代，也是在上海期間，號稱“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的熊十力大師那也是動不動寫信到滬上組織，要求這索求那的，而且扯來扯去都是吃吃喝喝的那檔子事，吵得都是自身待遇與生活享受問題的形而下，哪還有點“君子不恥惡衣惡食”的大儒樣子，儼然“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大俗人一個。有一回，他進京開會，直接給董公必武先生去信，要求“車上獨一房”，“到京后又要給我獨小房”之類瑣屑，像極了辛德勇開出的“飛機必頭等艙、高鐵必商務(wù)座”的外出講學條件。要說辛德勇斯文委地，可熊十力那是一代大儒啊，是當代國際“新儒家”共主啊，何以會如此形象反差，只怕比敝人我這混子還要俗不可耐，“好吃、小氣，且又斤斤計較呢”？也難怪，熊大師當年也要被人罵作“瘋子”，是“雜毒人心”，梁漱溟哲嗣梁培寬甚至說他“既像大知識分子又像鄉(xiāng)下人”。

我看陸先生分析說，那都是熊十力出身太差鬧的。說熊那是自小窮怕了，更非所謂“書香門第”子弟，日后在學術(shù)圈偶然取得了地位，可自卑心理還是特重，總想著與知識界中人平起平坐，生怕落人一步，所以內(nèi)心極壓抑受煎熬，對“世事的反應(yīng)通常比較敏感”，表現(xiàn)在生活行為上就是既張狂又率真，既高度自戀又豪放瀟灑，最終以其“真”討人喜，也以其“戾”惹人厭。我想，拿這這么一套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學理論，去分析孫大雨與辛德勇這兩位前后“準一級教授”的“大鬧天宮”動機，是否也是合適的呢？

2025.10.30，午后亂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