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村老師到茅獎得主，她走了30年，她的故事比小說還動人！

從鄉村的“野生”寫作者，到摘取茅盾文學獎的作家，作家喬葉曾說，“我的寫作之路，一直都是從小路出發的”。

在武漢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喬葉分享了自己一路走來三十多年的文學之路——

初中畢業后成為村小教師，在孤獨中求助于寫作，從此叩響文學的門；

因散文成名后，毅然闖入河南省文學院，正式開啟了職業作家生涯；

年近半百，她那顆不安分的心，又帶著她來到了北京，抱著對可能性的無限憧憬，開啟了新的寫作歷程……

盡管一路走了這么遠，故鄉帶給她的思考與成長卻一直在迭代。年輕時，對家鄉本能地排斥，直到奶奶逝世后，她才重新打開自己與故鄉的連接，以文學的方式回望那片養育自己的土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篇真摯又動人的演講。愿我們都能從中收獲一份成長的感動，擁抱這份文學的力量。

《要愛具體的人》喬葉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從小路出發的寫作

——在武漢大學“聞一多講壇”的演講

本文來源于《寫作》2024年第6期

作者喬葉

（篇幅所限，有刪節）

01

人生軌跡與自我跨越

我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是河南焦作人。焦作是豫北的一個城市，如果你們看過《寶水》，就知道寶水村的地理位置差不多就在焦作附近，大致在豫晉交界的地方。

山西以豐富的煤炭資源著稱，而河南同樣蘊藏礦脈，我的家鄉也出產煤炭。煤礦資源枯竭之后，焦作開始轉型做旅游。我的家鄉有一處特別有名的景區——云臺山，它是我創作《寶水》的背景參考。讀者翻閱這本小說時，不難發現其中有許多元素便采擷于我的故鄉。

童年時期的全家福，右下角的小女孩是喬葉

在80年代中期，我結束了初中的學業。那時候的鄉村，特別流行讓學習成績好的孩子們去讀中專、中師，換言之，就是初中畢業后就不考高中了。我當時考的是焦作師范學校，這是一所中學師范學校，主要為鄉村小學培養教師。畢業后，我遵從分配，在鄉下教了四年書。

剛開始，我在鄉中心學校教初中，初中的孩子實際年齡偏大，有些留級的學生甚至和我年歲相仿。那時我還很年輕，畢業時不過十七八歲。在教授初中生這件事上，我或許能夠在知識方面勝任，然而在心理層面上，我卻顯得相當稚嫩和不成熟。后來，領導考慮到我的實際情況，將我調到了村小教書。在那里，我與學生的年齡差距拉大，就逐漸適應了。

在村小教書的四年里，我開始寫作。雖言“寫作”，但其實是很不像樣的，可以說是“野生”狀態的寫作。我為何會走上寫作之路呢？或許，孤獨是最大的推手。在鄉下教書，我沒有可以對話的朋友，也不甘心于一眼看到底的生活。內心涌動著無數的話語，于是寫作便成了我的出口。

作家 喬葉

最開始寫的是散文，也不是純文學意義上的散文，反而更像生活隨筆。我給《中國青年報》投稿，給地方報紙投稿，大約在1993年，我的作品發表得很多，也得到了不少關注。尤其是《中國青年報》，它的輻射面很廣，每一期都發行上千萬，很多青年雜志都向它的作者約稿。在那個時期，我在各省的青年刊物都發表過文章，各種約稿不斷涌來，我近乎癡狂地投入到寫作之中。

當時的“寫作”，其實不是經典意義上的寫作，但我自己感到特別滿足：在鄉下那樣一個閉塞的地方，竟然有了這樣一個通往廣闊世界的契機。有很多讀者通過郵電局給我寄來信件，那些信件至今仍被我悉心珍藏。這是一種非常古典的交流方式，我在其中倍受鼓勵。通過書信傳遞的溫暖與鼓勵，至今依然讓我覺得十分神奇。

我也經常收到稿費單。我突然發現，寫作居然可以賺錢！

在那個年代，中小學老師的薪資水平普遍不高。自從我踏上寫作之路，每月的稿費竟然常常超過了我的工資。當然，更重要的還是精神上的鼓勵，讓我非常有心勁，知道自己原來還有新的可能性。如果沒有選擇寫作，我可能還會跟大部分同學一樣在基層當老師。這當然也沒什么不好，他們很熱愛教育，也很值得尊敬。但對我自己來說，卻可能并非最佳選擇。這確實與我那不太安分守己的性格相關，我的腦海中經常會充盈著許多奇思妙想。我也不太喜歡老師的生活。因為它要求我以相當穩定的情緒和心理，來處理相當穩定的工作內容，這對我來說都不合適。我在那時嘗到了寫作的甜頭，現在回頭看，寫作也改變了我的命運軌跡。

1994年后，我開始到縣里工作。或許現在看來，縣里仍屬基層范疇，但對于曾在村小教書的我來說，去縣里工作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在村小教書那會兒，我家離學校很近，所以常住在家里。我很喜歡在晚上散步，但是村里沒有路燈，有時我還會慢慢走到村外。村里人覺得很奇怪，說散什么步，大家都老老實實在家待著。我總想著，要是能在一個有路燈的地方自由自在地散步就好了。后來到了縣里，到處都是路燈，晚上散步就成了一種特別正常的行為。不同地域給予行為的寬容度，是很不一樣的。

我就在縣委宣傳部的新聞科工作了四年。新聞寫作方面我表現平平，沒有投入太多精力去用心鉆研，我最愛的還是自己的散文創作。就人的精力而言，我覺得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所以把勁頭都用在了寫作上。那幾年里，我的寫作沒有發生本質改變，還是在寫生活類散文，只不過后來寫得越來越多，出書以后，得到的關注度更高了。那幾年，出版社來找我出版了幾本書，報紙也時不時地給我評個“優秀作者”之類的獎。我第一次來武漢，就是因為《中國青年報》請優秀作者游三峽。我當時被邀請來武漢游覽，然后逆流而上到了重慶。

喬葉在武漢大學“聞一多講壇”演講

1998年，我被提拔到縣文聯當副主席。兩年后，河南省開始選拔青年作家。我那時還不到30歲，就我的人生而言還相當年輕。我30歲前出版了7本散文集，都是很幼稚、很清新的生活散文，媒體叫它“青春美文”或“生活哲理散文”。我很受《讀者》雜志社的喜愛，是《讀者》的第一批簽約作家。那時雜志社給的待遇也很不錯，經常會請作者采風，稿費也相當可觀。在90年代，也就是二十多年前，《讀者》雜志能開出千字三百塊錢的稿費，算是非常豐厚的。

2001年，我去河南省文聯下屬的河南省文學院當專業作家。從那時起，我的寫作發生了特別重要的、本質性的變化。

其實我從縣到省里去的時候，有人勸我說不要去：“就在原地挺好的，在縣里都已經是文聯副主席了，何必還去省里？”還有人說：“‘專業作家’是個很可疑的身份，要是寫不出來怎么辦……省里的作家那么強，根本顯不出你。”大家當然是出于好意來關心我，雖然我的散文發表和出書都非常順暢，但在一眼看到底的生活中，我還是渴望能有新的突破，到省里去或許正是一次機會。

那時的河南省文學院真是人才濟濟、高手如林。李洱老師是學院的專業作家，李佩甫老師先后擔任副院長和院長。相比之下，我就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白”，完全沒有和他們對話的基礎。我從未涉足小說領域，甚至都不清楚小說是干嘛的，仍然停留在寫散文、向副刊投稿的“野生”狀態。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副刊對文學性的要求并不是特別嚴苛，而我或許確實具備一些寫作上的小小才華，因此我的作品能相對容易得到副刊的青睞并得到持續的發表機會。我并不自知，還天真地以為自己已經在從事文學創作了。當我真正進入文學院那個嚴肅的創作單位后，與周圍的佼佼者相比，高下立判，很快就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不足。

作家 李洱

這其實是一個清零的過程，代表以往寫的作品都不算數了，我要重新出發。

我想我是不是能寫出小說？是不是能寫出像樣的小說？這些都是未知的謎團。剛到文學院時，我挺崩潰的，發現自己基本無法融入他們的話語體系。我沒讀過太多有深度的書，前輩們談讀書，我總是顯得格格不入。李洱老師現在是北京作協主席、北京大學教授，他寫了《應物兄》《石榴樹上結櫻桃》等經典小說。對于初入文學院的我來說，李洱老師的長篇大論全是難以解讀的陌生符號，我只能懇請他為我開列書單。李佩甫老師對生活有特別深刻的感受，是一位特別內秀的作家。他看似特別沉默，實際上內心里裝著江海。我特別喜歡他的《羊的門》，這本書在90年代風靡一時。后來，他還創作了《城的燈》和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生命冊》，這兩部作品與《羊的門》共同構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能和他們成為同事，與他們聊天、開研討會，對我來說是難以言喻的幸運。當“學渣”置身于一群“學霸”之中，若求知若渴，就一定會受益良多。我基本上就是一個“學渣”，他們的話語對我來說信息量極大。以前我和媒體說：“我是個幸運兒。”媒體開玩笑說：“難道你只有幸運嗎？”我想了想，補充了一點：我還是很愛學習的。幸運是命運賜予的外在，愛學習是我努力做的內在。二者結合，我才能走到現在。

《應物兄》《石榴樹上結櫻桃》

李洱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我的成長軌跡大概是這樣。總體而言，還是很不安分的，我總是懷揣對新鮮可能性的無限憧憬。比如我四年前人才引進到北京，那時我已年近半百。換做別人可能都不會考慮這么大的變動，我卻幾乎未加猶豫。其實，每一步選擇背后都潛藏著我不自知的風險，但我不覺得有多么不安全。這可能和我個人的性格相關，我始終對新機遇滿懷熱忱。我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當確認了自己所愛的事情——寫作，便全身心投入其中。踏入小說創作領域后，我深知自己熱愛小說，我這一輩子要以小說為伴，那我就全力以赴，勤勉學習，學習閱讀，學習寫作。我的創作過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我學習的過程，包括被迫學習和主動學習，我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02

寫作轉折與鄉土資源

如果非要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找尋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那大概是1993年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一系列散文。自那時起，至今31年。在這三十余年間，我在與鄉村漸行漸遠的同時，又徐徐回歸。

我出生的地方叫楊莊。從楊莊到縣里，再到省里，再到北京，從地理意義上來說是漸行漸遠的。但是，落實到寫作的文本里，我覺得自己在精神意義或者文學意義上完成了比較深度的回歸。

回歸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年少的時候，我向往詩和遠方，對自己擁有的故鄉資源其實帶著幾分輕視。我早期寫的散文渴望洋氣，極力避免土氣的滲透。它們是向上的、輕盈的，也不時會陷于輕浮的、抒情的。其中雖然穿插方言元素，但鮮少牽涉故鄉。我到河南省文學院后遇到李佩甫老師，他是深諳鄉土寫作的作家，我心里還暗自嘀咕，不要跟他一樣。河南是農業大省，小麥產量占全國的百分之四十。據說，中國人的餐桌上，每十個饅頭就有四個產自河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養一方文學，河南的鄉土文學傳統非常強大。李洱老師那么“知識分子”寫作的人，也寫《石榴樹上結櫻桃》這種充滿鄉土氣息的小說。有一次我們聊天，他說不要忽略這部作品，它是很鄉土的作品啊！

回想起來，我年輕時對鄉土的排斥，更像是對自己根性的一種抗拒。

轉折點出現在《最慢的是活著》這部中篇小說。這部小說讓我的自我意識開始清醒，逐漸意識到故鄉是非常寶貴的資源，我開始明確地想要回歸故鄉。《最慢的是活著》是我目前為止最受歡迎的、讀者緣最好的中篇小說。小說是2007年寫的，2008年發表在《收獲》上，斷斷續續獲了幾個獎，一直到2010年獲得魯迅文學獎，是當時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的榜首作品。小說發表后倍受好評，不停地被轉載，除了文學刊物，許多社會期刊、報紙也在轉載。

2010年參加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

這部小說寫的是孫女和祖母的故事，創作初心是為了紀念我的奶奶。

我父母有5個孩子，都是奶奶帶大的。我的父母工作特別忙，爸爸在焦作市礦務局上班，媽媽是學校的民辦老師。我家是當時典型的“一頭沉”，就是父母中有一位是在城里上班，另一位在農村。我爸爸在城里上班，天天往返于焦作市和楊莊村之間。我從小就喜歡跟奶奶“干仗”。

喬葉少女時期和奶奶的合影

奶奶很封建，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上尤為明顯。我是我們家第二個女孩，排行第四。我奶奶認為男孩是最重要的，女孩是親戚，最終是要嫁到別人家的，那么有一個就可以了。我就屬于沒有必要的第二個女孩。那時鄉村普遍孩子多，無暇照看每個孩子。我自稱的“野生寫作”，可能也是得益于鄉村的這種相對自由的環境——家人不怎么管，我可以在鄉村的廣闊天地里自由生長。反正就是天黑回家吃飯、上床睡覺，大人知道這個孩子囫圇回來了就行。開始上學后，我覺得自己有文化了，而奶奶是個文盲，我就學了很多新詞跟她“干仗”。一直到我結婚、生子，真正成為一個大人，我才慢慢理解了奶奶，開始深入認識她對我的意義。隨著年歲增長，我和她的關系愈發親密無間。后來她去世了，我才發現，親人是這樣一種存在：她以不在的方式極度凸顯了她的存在。奶奶是我最親的親人，無論是生活意義上還是精神意義上，對我來說都有特別重要的啟蒙意義，還有根本的養育意義。奶奶去世后，我很想寫她，但是特別困難，一下筆就會想起她，會無法自抑地落淚。

最初，我想寫個散文，又覺得寫不了。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小說了。2001年，我正式進入河南省文學院，次年嘗試寫了第一個長篇，寫得比較稚嫩。我聽李洱和李佩甫老師談了很多小說后，覺得自己可以嘗試長篇小說創作了。李佩甫老師還勸我要先寫中短篇小說，我沒聽，后來也接受了教訓。但是那時的我已經騎虎難下，所以還是堅持完成了那部長篇小說。幸運的是，小說在2003年發表。之后我就開始認真寫中短篇小說，覺得要聽從前輩的話，用中短篇小說來訓練技術。小說是一門技術活兒。每個文體都講究技術，但小說對作家的要求更全面、更實際。

總有人問我，散文和小說對我來說分別意味著什么。散文當然很好，但相對于小說而言，散文更加平面化。散文要求敘述角度要坦白從寬，如實講述經歷了什么、感受了什么。而小說可以依附不同的視角，打開的空間會更大。我寫奶奶，就覺得無法用散文表述。因為我的思緒總是過于具體，同時情感上又過于洶涌澎湃。情感飽滿本來是優點，但過于飽滿，就成了表達的障礙。最近《青年文學》發了我跟一個青年作家的對話，標題引用了我的一句話，我覺得頗為貼切：“寫作的魅力在于控制，也在于失控。”當然這話也可以反向理解：“寫作的魅力在于失控，也在于控制。”控制和失控之間，怎么把握它的尺度，是特別美妙的。

喬葉作品 《要愛具體的人》

2007年初寫《最慢的是活著》時，我就總是太失控了，感情過于飽滿，就容易變形。就像肌肉緊張時，動作容易變形，我的語言、素材也容易變形。這時我已經意識到，這樣不行，這個題材是寫不了散文的。既然已經開始寫小說了，就索性處理成小說。

在小說里，我對奶奶的感情一定是真實的、豐沛的。但因為是小說，所以可以虛構。如果說原生態素材是大地，那么寫小說可以低空飛翔，與地面適當地拉開距離。

小說給我的福利也在于此，比如我為奶奶虛構了一個情人。在現實生活中，奶奶是一個極其規矩的人，她守寡50年。她說不能找別人，因為我爸爸是獨生子，要帶著他過門到別家，我爸爸就會一輩子被人看不起。一想起她還是非常傳統的女性思維，我就覺得非常心痛。她從盛年就開始守寡，一直到80歲去世，我非常疼惜她。如果寫散文，基本上就要按照她的人生模版如實描述。但小說的迷人之處在于，它可以寫已有的，也可以寫正有的，還可以寫你心中應有的，所以我決定要給奶奶安排感情生活。我構思了一個情節，一個下派干部到各家各戶吃飯，到奶奶家后，奶奶和他產生了感情糾葛。這是我作為作家對奶奶的補償心理，我希望小說中的她在活著的時候能夠有感情生活，能夠享受一些幸福。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小說處理，可以與特別現實的東西拉開距離，故事飛翔起來，就會特別有魅力。

作品誕生于作家之手，但作品的完整性一定是由作家和讀者共同構建的。讀者包括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專業讀者就是文學界的同仁，包括期刊編輯、評論界的老師還有研究者；普通讀者是廣大的社會讀者。這部小說發表后，無論普通讀者還是專業讀者的反饋都很好，確實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歡，寫它的論文也挺多，到現在好像還不斷有人在做相關研究。

我再回看自己的作品，尋找它被肯定的點在哪里時，就發現祖孫之間的感情能打動很多人。寫完后我還在想：我是70后，我跟奶奶的感情，會不會讓80后感覺陌生？等90后再讀這個小說，它會不會已經失效了？但就目前而言，90后的孩子讀了還是有效的。這種感覺很美妙，我覺得也有點契合《最慢的是活著》這個題目，有人生的感嘆在里面。

我有時給人簽書就喜歡簽：“最快的是時間，最慢的是活著。”這里的“活著”是人生的、生命的感受。具體到小說內容就體現在孫女以為和祖母的差異非常大，一個生在20世紀20年代，一個生在半個世紀后的70年代——“我”是70后，受的教育不一樣，感受到的物質條件也不一樣，“我”覺得“我們”活得很不一樣，但小說最后表達的是“我們”活得很一樣。

電影《季春奶奶》劇照

奶奶曾經也是一個先鋒少女，她并非生來就承載歲月的沉重。她在少女時期也抗爭過，比如不愿意纏腳，經常淘氣、特別活潑、有青春氣，慢慢地才變老。“我”也不會一直青春銳氣，也會體會到人世間的種種不易，變得成熟、寬容、豐富、滄桑，最后慢慢地變成奶奶。這一過程，宛如一面鏡子，我和奶奶在此中對照。實際上，我們對人世間的本質感受，或許遠比想象中更為貼近。我們的生命固然是豐美的，但有時也是簡約的。拂去外在的差異，我們內在的愛恨情仇、精神世界其實高度重合。本質上，我們甚至和唐朝的人都很接近。人性或者人情，有恒定的東西，有讓人心安的東西，讓人可以信任的東西，這些都蘊藏在“慢”里面。

另一個觸動人心的要素是“鄉村”，牽涉故鄉層面。奶奶是一個鄉下老太太，她的口中流淌著方言土語，生活方式也深深烙印著鄉村的痕跡。這個點也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大家對此非常喜愛。再看前輩們的鄉土作品，我開始質疑自己以前的抗拒心理：或許我可以再去挖掘，再回望那片土地？后來我把鄉土作為寫作資源，在2011年寫了《拆樓記》。

當時李敬澤老師倡導“非虛構寫作”，他還把比較年輕的小說作者聚到一起開會，提倡大家不要在書齋里過二手生活，要到生活的第一現場去。“非虛構”就是從生活中拿到真實的力量。當時，我姐姐家正面臨拆遷。拆遷，首先是政府行為，但民眾也有他們的應對方式。基層老百姓當然想實現利益最大化，想出了各種應對策略。我聽到很多有意思的段子。比方說，一口井要賠幾百甚至上千塊錢，為了獲得賠償，有人會在院子里連夜挖井，甚至挖不出井就挖個坑，放上水缸、裝上水做成井。評審人員前來查看，是個井，記錄拍照，他們就獲得相應的賠償。更普遍的是拆遷前的違建，他們會以最快的速度加蓋樓層。正是基于這些故事，我寫了《拆樓記》。《拆樓記》分兩部分：《蓋樓記》是老百姓知道政策后的違建，他們會互相商量，但是內部之間也有利益博弈，有“內卷”的問題，看大家怎么衡量和比較彼此的利益；然后才是拆。《拆樓記》是我繼《最慢的是活著》之后，在故鄉拿到的又一個素材，獲了當年的人民文學獎。

后來我又寫了《認罪書》《藏珠記》，一直到《寶水》。迄今為止，我寫了5部長篇小說，其中或深或淺地融入了故鄉的元素。我在故鄉這片土地不斷挖掘、探索，逐漸領悟到故鄉于我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存在。真的很慚愧。剛寫完《最慢的是活著》時，我還沒有很清晰的意識。那時候接受媒體采訪，他們問我有沒有這種故鄉意識，有沒有像莫言老師、蘇童老師文學地理上的故鄉、原鄉，我坦言自己沒有。后來還挺“打臉”的，但我覺得這挺好。我終于比較清晰、堅定地認識到故鄉是怎樣的資源。

喬葉作品 《要愛具體的人》

03

“鄉村之子”與再造故鄉

寫《寶水》的時候，我把自己視為“鄉村之子”。作為一個“鄉村之子”，我其實是從小路出發的，寫《寶水》是出于樸素的鄉村情感。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后，我希望以小說的方式表達我對鄉村的認識和情感。媒體、評論界闡釋《寶水》時，總說它是一個表達鄉村振興、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作品。我其實還真沒有那個野心，并不是因為我要寫一部鄉村振興的作品，然后才去寫《寶水》。而是因為我想要寫一部具備當下感的故鄉之書，才必須寫到鄉村振興。

我的寫作一直都是從小路出發的，包括我早期寫的那些所謂的青春美文，也都是寫我的小情感。我意識到，那些屬于我個人的東西很可能得到陌生人的喜歡，這是寫作贈予我的禮物。這情形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最初我心里也很詫異，我寫我自己這點事兒，為什么能激起他們的共鳴，為什么他們會給我回響。后來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就是他們心中的另一個自己。我和他們一樣平凡，他們心中有所感，卻未曾付諸筆端，而我寫了出來，并且對此滿懷熱愛。我所書寫的，正是那些“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情感和細節。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小說有許多日常化、細微的東西。在我看來，細節是小說的一磚一瓦，沒有磚瓦，哪怕再低的房子都蓋不起來。細節是基本建材，當然建材的質量也至關重要。我特別迷戀細節，我相信很多小說家也是如此。宏大的東西里不一定有細節，但是細節里的東西往往包含著宏大。我特別喜歡一個詞叫“滴水藏海”，一滴水里可能有大海的各種成分，大海的廣闊與深邃都藏在這滴水里。

喬葉作品 《要愛具體的人》

我當然很愛鄉村，但是“愛”這個字從來都特別復雜，不是單純“喜歡”的問題，不是一個心理熱度的問題，愛包含的東西非常多。愛一個人很復雜，愛鄉村、愛自己的來時路，想起來也百感交集。有喜歡，有牽掛，有依戀；但也有掙扎，有抗拒，有憂愁，有痛苦，特別煎熬、矛盾、懷疑。對我來說，對鄉村的這種復雜情感，一直困結于心，想要傾訴和表達。大家讀過《寶水》的話，可能發現其中的鄉村情感是豐滿、駁雜的，但我還是想盡力表達或者構造出豐滿的層次。

我跟前輩們的鄉土寫作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對鄉土的感受截然不同。我的河南前輩寫鄉村的也很多，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門》寫鄉村權力，寫干群關系的緊張，寫村民和村干部、鄉干部之間在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上激烈的矛盾沖突。但我步入成年，我感受的鄉土大相徑庭：土地荒廢已經不算什么了，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希望能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鄉村開始空心化。國家很快意識到問題，包括留守兒童的困境以及鄉村面臨的各種挑戰，也開始著手解決問題。我希望能夠盡量寫出我所感受到的這幾十年來——最起碼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鄉村這幾十年變化的紋理。這是我的宏觀意識，但宏觀意識必須落在小處，落在具體的人物情感上，才具備文學的意義。大家可能比我更懂“文學是人學”，文學一定要很具體地落實到每個鮮活個體的情感和命運上，才能綻放它真正的魅力。

回到家鄉的喬葉

為了寫《寶水》，我也做了很多準備，比如去鄉村現場看，比如去讀溫鐵軍、賀雪峰的學術著作。還有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那幾年我一直帶在身邊看。因為“鄉村建設”這條線，我了解了梁漱溟先生、晏陽初先生，還有20世紀30年代他們做的各種試驗，這都是學術上的東西。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從外面看不到他的骨頭，但是走路的時候，就知道他的骨骼是強壯的。雖然這些硬的東西在小說中一個字也看不到，但我希望用它們補一補思想上的鈣。我對女性意識和鄉村資源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后，我的寫作狀態也相對成熟。它們匯涌到一起，最終促成了《寶水》的誕生。

只要是在文學創作里，所有人的故鄉都是作家再度構建的產物。即便是散文作家，他們需要遵循如實的寫作倫理，但也會對自己的故鄉進行選擇性的重建。他們會選擇鄉村記憶，選擇鄉村經驗。這里面一定有虛構的部分，一定有再度構建的過程。我最近看作家汗漫的《紙上還鄉》。他也是河南人，我覺得他跟我說的意思有點異曲同工。實體的故鄉用一草一木養育了我們，我作為寫作者，便用一紙一筆再造一個故鄉。讀者想要實地對照，往往是行不通的，因為沒有一對一的原型。但是大家應該也都清楚，虛構和胡編亂造是兩碼事。必須先有結實的現實邏輯，才能形成有力的虛構文本。博爾赫斯說：“強大的虛構產生真實。”虛構不等于瞎編亂造，想象力再奇幻，也要落到現實的層面。我也很喜歡卡爾維諾的一句話：“想象力的果醬要涂到現實的面包上。”這兩句話道出了虛構與現實之間的微妙關系。

對我來說，再造故鄉的過程是百感交集的。我面臨著很多困難，但更多的還是收獲。總有人問，你接下來還會不會寫鄉村小說？我說我可能寫不了了，最起碼寫不了關于鄉村的長篇了。我準備素材時做了很多功課，有一些不適合放到這部小說里的，可能會零星地再寫一些關于鄉村的短篇，但肯定寫不了長篇了。《寶水》耗盡了我迄今為止所有的鄉村經驗：我能夠想到的、感受到的最豐富的鄉村經驗，都放在了這部小說里。以前有人調侃我總是用力過猛。不論寫哪個小說，我可能都有用力過猛之嫌。但我認為，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寫作習慣。我愿意做足功課，反復修改，這聽起來像是自我表揚，但我寧可用力過猛，也不愿意留下遺憾。

武漢大學有漢語寫作研究中心，我預設在座各位都對寫作有一定興趣。你們這么年輕，有志于寫作，熱愛寫作，這很好。對于有志于寫作的朋友們來說，貼近自我、源自個人生命體驗的東西都是寶貴的，它們是真正有價值的生活，它是一座富礦。我堅信，寫作是一件特別值得堅持的事情。這不是因為要追求世俗性的成果，比如成名、獲大獎之類，而是因為它能讓我們內在的精神世界日益豐饒。寫作是理解他人和構建自我的極佳方式。有質量的寫作、有質量的閱讀，可以深度拓寬我們的世界。我覺得這是寫作給我們的最大福利。

（2024年10月18日，喬葉在武漢大學文學院“聞一多講壇”發表演講。本文由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王海龍、鄭琴根據演講錄音整理成稿。）

喬葉 |《要愛具體的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公號封面圖來源：豆包AI生成

初審：周 貝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