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話的角度看，東西方文明的根本區(qū)別是什么？｜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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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站等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上，有不少文章和視頻涉及到華夏上古神話和古代希臘羅馬神話的對比，對于誰更文明，誰有什么特色眾說紛紜。

中國上古神話雖然高度碎片化，割裂化，而且從現(xiàn)存的先秦文獻來看，我們只能看到太一生水，女媧補天，共工觸怒不周山，大禹治水等內容，但是中國神話和印歐系神話還是有一些可以感知，可以考證的明顯區(qū)別，我們可以拋開紛繁復雜的文獻記載，從各自的生活環(huán)境入手，分析兩個體系神話特色的成因。

經過了上古時代的混戰(zhàn)和遷徙，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最后勝出的是以農耕定居為主要生活方式的炎黃聯(lián)盟，對于古代農民辛勤耕作最重要的主要是日光和水源，所以太陽和水在早期華夏先民的生活中有了極重的分量：

太陽不僅提供光明和溫暖，而且太陽穩(wěn)定的東升西落為定居民族提供了穩(wěn)定的時間感，方向感，這對于一個民族回答”我在哪里，我往何處去“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所以荊楚神話中，東方象征著光明，象征著起始，也是四個方位中最重要的方位（我們至今的定向方式都是東西南北，或者東南西北），東皇太一是九歌中的首神。

相應的，太陽神在中國神話中象征著光明和溫暖，在九歌里，東君留下了箭指天狼的英姿；當太陽出現(xiàn)問題的時候，后羿射日是為了調整太陽的運行規(guī)律，防止過多的熱能量破壞農業(yè)生產，更是為了恢復農耕民族穩(wěn)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因此“后羿射日”就有了撥亂反正的意味，為他在人間崛起奠定了巨大的威望。

還是圍繞著太陽，古人發(fā)現(xiàn)太陽能穩(wěn)定地東升西落，回環(huán)往復，于是在很多定居民族的故事里（包括埃及，中國等等），太陽神的一個固定形象是乘坐舟船或馬車在深夜里穿越冥府，經歷重重考驗之后在第二天以閃閃發(fā)光的形象重新出現(xiàn)，因此太陽也象征著不朽和永生，中國神話中夸父追著太陽奔跑，最后力盡而死，反映的是夸父希望前往日落之地，追上太陽，進而獲得永生的渴望，這才是夸父神話的核心所在。

除了太陽這個主要的能量來源外，中國神話的另一個能量來源是水。水英雄和治水英雄在中國文化中有同樣重要的地位，上古時代大洪水（約發(fā)生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給各民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在希臘-希伯來-北歐等神話中，洪水是上帝給人的天罰，是洗滌人原罪的上帝之鞭，印歐神話的應對策略是遷徙（我們即將講到這一點，這對應的是他們的早期生活方式），但是對于安土重遷的農耕民族來說，遷徙不是辦法，所以我們想到的是治水，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涌現(xiàn)出了鯀和大禹這樣的治水英雄，在我們神話中的分量極重。

有了太陽和水，就有了農業(yè)，中國神話中還有一個特殊，那就是上古君王（炎黃，大禹）的功業(yè)都和農耕有關，黃帝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大禹的治水，還有神農嘗百草，本質上體現(xiàn)的是農耕之民對仁慈愛民的君主的向往，希望能夠出現(xiàn)厚生愛民，愛惜民力的領袖出現(xiàn)，雖然黃帝和炎帝也有軍事領袖的身份，但是經過后世的道德化處理，戰(zhàn)爭屬性不是他們的第一屬性，有明顯軍事屬性的領袖蚩尤（在漢代被奉為”兵主“）在傳統(tǒng)文化的光譜中明顯是不如炎黃二帝的。

除了治水之外，另一個神話：精衛(wèi)填海有類似的意味，其實鳥是東夷部族的圖騰之一，而且和海有關，所以這個神話的背后其實是東夷沿海居民對于海嘯和海浪災害的恐懼，填海反應的，是人類以人力勇敢地對抗自然力的壯舉，而不是轉身遷徙逃走，和大禹治水有著相似的精神內涵。

而且太陽英雄和治水英雄故事背后有幾個相似點：

1. 中國非戰(zhàn)爭神話中的神話沖突，大部分是人和不可控的自然力的沖突，人類希望馴服自然力，于是進行了大量可歌可泣的斗爭，比如神農嘗百草也有類似的內涵，這一點和主張萬物有靈的薩滿教，和主張人與自然相互平衡互為和諧整體的凱爾特德魯伊宗教有明顯的區(qū)別；

2. 定居是古代中國人的重要生活方式，面對災難中國神話中的遷徙環(huán)節(jié)很少，主要是留在原地對抗。類似的邏輯還體現(xiàn)在愚公移山中：不是人走出山地，而是定居民族以人力以小博大，對抗龐大的山體。

3. 在故事類型上，長途冒險型故事較少（《楚辭-大招》和《穆天子傳》算反例），有長途冒險的故事缺乏豐富的細節(jié)（夸父逐日），主要是以定居在某地為背景展開的。

4. 對太陽的崇拜的背后，其實有中國人對于永生的渴望，而這又涉及到中國神話的一個經典母題：轉生（人死后精魂不散，于是轉生成非人生物或者無生命物體），我們即將在后面提到這一點。
   

相應的，發(fā)源于南俄羅斯草原和烏拉爾山脈地區(qū)的原始印歐人是日后波斯，希臘，北印度高級種姓以及西北歐各民族的祖先，他們生活的環(huán)境是一望無際的亞歐大陸腹地，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遷徙生活，這個模式的本質和農耕一樣，都是將太陽能和土地能轉化成人能消化吸收的能量，農耕民族是種植谷物，遷徙民族除了有原始農業(yè)和狩獵，還通過牧群吸收植物能，然后通過牧群汲取植物能，但是不同地區(qū)的草長勢不一樣，隨著地理位置和氣候有變化，所以他們要到處遷徙。

生活模式也影響到了他們的神話，在亞歐大陸腹地，太陽雖然也能提供定向的作用，但是能給人以神性啟示和恐懼的，是一望無際的天空和滾動的雷聲，所以在希臘-北歐-印度的神話中，主神一定是天神和雷神（宙斯，奧丁，因陀羅）。

而且在這個社會中，大致形成了三個分層：武士（統(tǒng)治者），祭司（文化人），生產者（牧民和農民），其中武士英雄和武士國王是世俗統(tǒng)治者，君主的首要職能是戰(zhàn)爭。主角一般是武士，或者武士國王，因為原始印歐人是最早馴化馬，使用戰(zhàn)車的民族，日后公元前8世紀南俄草原出現(xiàn)騎馬技術，方便逐水草居住和征戰(zhàn)，所以戰(zhàn)馬英雄（貴族）一直是印歐人文化中的核心角色（古希臘-古印度的戰(zhàn)車英雄，中世紀騎士），與之相對的另外兩大社會支柱是祭司和生產者，戰(zhàn)士-生產者-祭司也是柏拉圖理想中的保守社會的理想結構。

因此遷徙，動蕩和不安是這個群體誕生的大背景，所以在西方文明中，第一部長篇史詩《荷馬史詩》就是以上古希臘人的遷徙和戰(zhàn)爭為主要內容，遷徙和漫游的故事母題在中國神話中有限，但是在西方神話和古代文學中屢見不鮮（奧德賽，但丁的神曲，馬可波羅游記）。

印歐系神話發(fā)源的時代和生成背景整體早于中國神話（公元前14-前8世紀），這一階段印歐人的西方世界歷經了多次民族大遷徙和戰(zhàn)爭（古希臘愛琴文明的隕落，特洛伊戰(zhàn)爭，古希臘文明的浴火重生，雅利安人南下入侵印度，波斯人的興起），所以戰(zhàn)爭神話占據(jù)西方神話和史詩的巨大篇幅，武士型君王/王子而非仁政愛民的君王，是西方神話的主要英雄原型，而且原始印歐人是游牧民族，所以戰(zhàn)車英雄和騎士英雄是日后西方文學中的經典形象。

而且從早期神話來看，古代兩河流域和原始印歐人都在神話中體現(xiàn)了原罪意識，具體來說就是人類的罪過會導致世界的毀滅，從大洪水，到希臘諸神毀滅世界的計劃，到中世紀對蒙古人的恐懼，還有北歐神話中的諸神黃昏，本質上都來源于早期生活模式刻在原始印歐人心中的不安全感，因此原罪概念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一極，反觀華夏神話，很少出現(xiàn)原罪的概念，中國上古神話沒有點名大洪水是因為人的原罪造成的。

基于各自的發(fā)生環(huán)境，隨著日后歷史的發(fā)展，兩個神話體系也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神話母題和英雄原型：

a.異域愛情原型：和外國公主/魔女/女巫的愛情，乃至產生混血后代（伊阿宋和美狄亞，特修斯-阿列阿德涅等）

b.神諭原型：英雄努力打破神諭的約束，但最終以壯烈的失敗告終，不過英雄以英雄自決的方式表達對命運的不屈服（俄狄浦斯王和魯斯塔姆的父子相殘，麥克白等等）

c.遠方家園原型：英雄在漫長漂泊之后，在遠方異國找到了一個落腳之地和安樂窩（奧德賽和魔女基爾克的小島，杰洛特的白烏鴉葡萄園，魯斯塔姆和公主的宮殿）

d.詛咒之人/災異放逐原型：來源于古代印歐人社會中每年的流放儀式，流放異族，威脅現(xiàn)有社會秩序之人和反傳統(tǒng)之人（蘇格拉底之死，雅典的陶片放逐法，俄狄浦斯王被底比斯流放，巫師三中人類迫害非人類種族，火刑處死精靈和術士）

e.野獸養(yǎng)子原型：被拋棄但被野獸養(yǎng)大的天選之子（赫拉克勒斯，羅慕洛斯，阿塔蘭特，波耳修斯，居魯士），一般被視為應該死亡之人，但日后會成為災難之源或者英雄。

f.雙馬騎士原型：一對善戰(zhàn)的騎士兄弟，在印度，希臘，北歐，波羅的海文化中，乃至古代新疆吐火羅人中都有體現(xiàn)，本質上是印歐人游牧文化的體現(xiàn)。

g. 三女神原型：三女巫 三女神，一般對應的是命運和時間，或者復仇，一個女神負責紡線，一個女神負責織線，一個人負責剪斷線（希臘，北歐神話都有對應角色），巫師三中威倫的森林女巫（呢喃婆，織婆，煮婆也是類似的結構）。

綜合起來看，戰(zhàn)爭頻繁，遷徙不斷，較多跨族通婚，也催生了西方史詩中獨特的英雄原型和故事母題，異域愛人和遠方家園都是頻繁遷徙和動蕩的結果；基于印歐人的祛災儀式，西方神話中有獨特的流放故事母題（俄狄浦斯王，特修斯的晚年人生）等等。

印歐神話整體上比較重個人價值，具體體現(xiàn)為人神關系中，人神的權利距離比中國神要近，人神可以相對平等地交往戀愛交易乃至戰(zhàn)斗；印歐系英雄不追求虛無的長生，追求過好此生此世，在短暫生命里更高更快更強；印歐系英雄高度維護和重視個人尊嚴和榮譽，一旦尊嚴榮譽受到侵犯，哪怕天翻地覆也要維護尊嚴榮譽，所以中國式的九死不悔，眷戀故君和故國的忠臣形象不存在。

而整體來看，中國神話定型的時代（戰(zhàn)國秦漢時代）在政治上大一統(tǒng)正在逐漸取代之前的政治生態(tài)，國家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較多地滲透到了神話當中，所以神界規(guī)則和人神關系其實是普通人和君王關系的投射；人神之間整體有嚴明的界限，英雄人物遇到不公正的待遇不會立即報復昏庸的君王和平庸的裁決者（重耳，屈原，岳飛有類似的影子），剛正的反抗者在神話中被矮化，畸形化，乃至污名化（刑天）。

也因為神是人間君主的神格化化身，所以中國人在古神身上寄托了不朽不化，長生永在，仁慈愛民的理想。

專制君主的權力強大，導致了中國文化中，有大量的蒙冤忠臣和香草美人的原型，特別是后者，楚辭中屈原以美人自比等待君王的比喻，本質上其實體現(xiàn)了君主權力對文人獨立人格的影響，這種模式在日后流傳千年。

最后，中國上古神話也歷經了人倫化和人形化的過程，戰(zhàn)國時代的楚帛書中的十二月神，還有山海經中的畸形怪物可能才是中國早期神話中的常見形象：

注：本文只提供大致的解釋和理解思路，各種神話都有自己的生發(fā)環(huán)境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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