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和覺醒

社會文明程度，如果用對待女性的態(tài)度為標尺，文明還是愚昧，涇渭分明。

特別是從女性著裝上，可以肉眼判斷出一個城市、村莊、社會的文明調性。

有的地方女性必須黑袍加身、頭巾遮面，不小心露出發(fā)絲，都會被處以刑罰。這種地方肯定離文明社會非常遙遠。

最近在看《旗袍下的覺醒——20世紀女性傳奇》一書，頗有些感觸。

從書名來看，“旗袍”可能有兩重含義，一是借指女性，二是借指時代，清末民初。

該書講述民國時期32位女性的傳奇故事，以“覺醒”為主軸，鋪陳出她們各自的情感、才華、生活氣息、互動交往。

這些傳奇人物，與當時的政、學兩界交織甚密，她們的家事與國事，如卯榫勾連、密不可分。

全書分為五個“覺醒”塊區(qū)：政治覺醒、知識覺醒、情感覺醒、身份覺醒、未竟的覺醒。

舉幾個例子“劇透”一下：

隆裕太后，1912年的“光榮革命”；劉一，民國第一女官員；宋慶齡，“我真的接近了中國革命的中心”；

李超，民國女大學生之死與中國女性困境；冰心，順潮的處世之道；張愛玲，傾城之戀與不傾覆的自我；

陶曾谷，毀譽參半的再婚新女性；許廣平，女師大學潮中的師生戀；張幼儀，從民國棄婦到商業(yè)精英；

馬青霞，民國裸捐第一富孀；項美麗，烽火佳人與世界公民；

賽金花，“名妓護國”的制造與消費；王右家，曹禺的繆斯。

最八卦的一章：冰心與林徽因，太太客廳的文壇是非。

作者曾說：作為一個傳記作家，每一個人物對于我來說，就好比是一個爛蘋果。

我首先要把他洗干凈之后，去掉死皮斑塊，然后才去享用他。

無論如何不會見到一個名人就去膜拜贊美，無論別人如何膜拜贊美這個名人或大人物。

我讀這本書，是愿意將這32位女性經(jīng)歷，作為模塊收集起來，再結合其他資訊，一點點地拼接出那個時代在我腦中的模樣。

旗袍，姑且可以視為中國女性著裝的分割線：一邊是遮蔽人體曲線的寬袍大袖，另一邊是彰顯女性自然之美的合身旗袍。

旗袍，剪裁考究，尺寸嚴謹，既能把女性身材襯托得凸凹有致，又要求穿著時身形提拔、舉止優(yōu)雅。

這是女性從觀念到實務上的絕對性突破。

而女性觀念的改變，往往是社會變革中最短的那塊板子，也常常是最后一塊。

我祖母生于1913年。曾聽祖母說過，那時節(jié)三件事：放足、剪發(fā)、識字。

所以怹們那代人，女性多是半大腳，而且可以看北京晚報一類的報紙，甚至能寫信。

因為識字，所以都很注重形象，全身上下，總是收拾得干凈利落，即使在那個特殊年代，也是一絲不茍。

這也是一種覺醒，是自尊、尊重自我的覺醒。

在 <宋慶齡：我真的接近了中國革命的中心> 一章中，作者先是考據(jù)宋氏原生家庭，然后敘述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相識相愛，以及他們的曲折婚戀。

其中有一處令我莞爾，摘錄如下：

（1915年的10月24日下午，從上海家中跳窗私奔的宋慶齡……,第二天抵達東京，孫中山親自到火車站迎接……辦理結婚登記……簽訂了兩個人落款時間為10月26日的日文誓約書。）

宋慶齡的離家出走屬于典型的私奔行為。她后來告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我當時并不是真的愛上他，是出于少年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個好念頭。我想我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宋慶齡在給同窗的信中寫到：我們更像老師和學生，我對他的感情就像一個忠實的學生。

1925年3月12日上午，孫中山病逝于北京鐵獅子胡同11號行轅。

此后，宋慶齡一直以孫中山革命事業(yè)繼承人與革命精神維護者的姿態(tài)，活躍于中國社會的政治舞臺，直到1981年5月29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身份在北京病逝。

作者借用宋慶齡1926年4月16日寫給同窗密友的話，做了這一章的結尾：

我試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畢生的事業(yè)，就是實現(xiàn)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我一定要自己盡力并鼓勵他人繼續(xù)我丈夫的事業(yè)。

多年以前，我曾參觀過宋慶齡故居。印象很深的是，大大的院子里，有一處高高大大的鴿子籠，解說詞寫有，晚年的宋慶齡，深居淺出，多以看鴿子、彈鋼琴消遣。

覺醒，就是真正明白以下幾點：

我是誰；

我和別人是怎樣的關系？

我與世界的關系如何？

我與別人和外界如何相處？

覺醒，是從被動到主動、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心智轉變。

既有自我認知的提升，也有群體眾智的拓寬，是社會文明前行的必經(jīng)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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