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土匪的真實自述

一名土匪的真實自述。這名土匪是在被俘獲后進行的自述。

他所在的位置在成都附近的華陽，而我現在也住在華陽，所以認真看了，其內容還是蠻真實的。

下為正文。

我是四川華陽縣石羊場人，20歲開始嗨袍哥、當土匪，從老么嗨到大爺、總舵把子；由三個兩個散匪發展到百十人的股匪。民國5年(1916年)到民國12年(1923年)那段時間，我在成都縣、華陽縣、仁壽縣、簡陽縣、溫江縣、雙流縣、新津縣、彭山縣和眉山縣一帶，搶劫財物，危害人民，買些槍，吃些槍，編些兄弟伙，武力愈裹愈大。到民國13年(1924年)在眉山縣正式受招安，成為清鄉司令彭光烈手下的營長，我的職業土匪(渾水袍哥)生活才基本結束。

我的土匪罪惡活動，和當時軍隊、團練等黑暗勢力是分不開的，軍、團里面絕大部分都是袍哥，也絕大部分都與土匪通聲氣，可以說軍、團、袍、匪是四位一體，這正是當時社會面貌的簡單縮影。本文所寫的內容，僅僅是民國5年到民國12年7年間我當土匪的經歷。

一、吃糧當兵，也是當匪

1911年，成都和川西、川南、川東、川北各縣公口林立，鄉鎮也遍設碼頭，簡直成了袍哥世界，當時的都督府也設有“大漢公”的公口，尹昌衡(四川都督)本人就是“大漢公”的總舵把子，他有時還騎高頭大馬，拜訪各路碼頭，放鞭炮，掛紅彩，袍哥聲勢盛極一時。

川西一帶同志會大王孫(澤霈)、吳(即吳慶熙，外號吳二大王)、丁(厚堂)、張(即張達三、外號張瓜瓜)的同志(會)軍，原本是袍哥土匪組成的烏合之眾，滿清推翻以后，多數遣散回家，少數編成了軍隊，內中吳二大王吳慶熙，帶領弟兄伙進了城，聚集在今成都南門三巷子一帶。

1916年，蔡鍔首倡反袁，護國軍興，同志(會)軍再起，吳二大王掛起游擊司令的招牌，在溫江、崇慶、灌縣、雙流各縣招兵買馬，大肆吸收土匪袍哥，擴充實力。一時成都市面上到處插起什么××游擊司令部、××支隊部、××縱隊司令部的旗子。街頭巷尾，煙館賭場，三五成群的人穿去穿來。當時《群報》稱此有幾多：一、各街毛廁多；二、啟用關防告示多；三、縱隊司令宮多；四、煙館賭場多。

那時候一般無賴之徒，總想當兵吃糧，趁渾水把魚摸。我也希望將來發跡，于是就應招入伍，編在吳二大王的侄子吳國棟連當兵，從此開始明兵暗匪的生活。

民國6年(1917年),吳二大王受編在二師師長劉存厚的部隊里。劉存厚打戴戡，我們轉戰于仁壽、威遠一帶，為劉師長賣命。那時軍隊，無餉無糧幾乎全靠摟搶維持生活。仁壽縣出棉花，農民把一年辛苦所得的棉花賣了，換得少數的錢來活命。我們先在街上的茶館酒店里和棉花市上把線釣好，跟在他的背后，在僻靜的地方聲稱檢查，說他是土匪、偵探，措此把錢摟搶，然后把人綁在樹旁，用衣服塞住嘴巴而去。記得我第一次搶人是民國7年的夏天。我們的部隊住在仁壽麻柳場，我同彭吉安(彭二麻子)釣到一個老婦人賣棉花回家，在隔場5里的涼水井地方，用菜刀威嚇，搶走40吊錢(銅元折合數)。當時我僅21歲，感到干這種事不費力，不要一點兒本錢，認為這是發財的好門路，以后便經常做這個“無本通商”的買賣。因為隊伍不關餉，弟兄伙又要燒煙，有的還要供家養口，“長官”沒法管，于是上上下下，都搞這個“臺子”。面子上說查出搶人要槍斃，事實上是鬼哄鬼，從不追究，我每次做了“生意”，送點給我們連長，連長也歡喜，我的膽子就愈來愈大，缺錢用的時候，幾個兄弟伙便出去走動走動，每次走動總有一些收獲。

二、正式當匪，匪團不分

1919年，熊克武派第一混成旅旅長向傳義改編隊伍，編眉山鄧錫侯為第三師的旅長，吳二大王的隊伍駐在仁壽、華陽一帶，受編為第一師但懋辛師長部下的工兵營第二連，我在二連當兵。有不受編的就拖走。我們的兄弟伙吳歪嘴外號“吳機關槍”就不受編，拖了一些人槍到雙流與溫江交界的柑子樹、劉家浩地方，繼續專搞搶人的買賣。我在工兵營當兵，本想拖走專搞搶人買賣，但是工兵營部隊就駐在我的家鄉石羊場、中和場，本地人不敢拖走，于是暫留一時，等待機會。不久，調我到第一師辦的軍士隊學習6個月，我也樂得學習一些軍事技術，以改變我從前蠻干的章法。學習完畢，我回家探親，華陽縣黃龍場(即三道橋)的袍哥土匪頭子姚樹廷見著我，百般拉我入伙，我就不再當兵，跟姚舵把子磕頭入袍，正式當匪，做他的小管事，記得這是1920年下半年的事情。

這里要把姚樹廷簡單說一下，我當土匪起家與他是有極大聯系的。

姚樹廷因為人長得高，面目兇惡，人稱高足蚊子，反正后有幾支快槍(新式步槍和馬槍),到處搶人，與雙流巨匪、團閥李安邦、王紹武，成都巨匪趙國棟，華陽傅家壩大惡霸傅秉之，簡陽海洛河舵把子鄢伯林，石盤鋪團總謝吉武和石經寺方丈和尚常敏等換過帖、拜過把，結成一股惡勢力。

姚曾在部隊任過營長，后來被刮掉，便跑回家鄉。姚在搞搶人的買賣當中，與同伙林敬堂、謝雨生(外號謝花狗)因分贓不平，結成活冤家死對頭。他投奔華陽警備隊長、團練局長張么太爺作靠山，于是橫行霸道，誰也不敢動他。后來因與其妻玩耍手槍走火斃命，不得善終。

1920年，正值熊克武驅逐滇黔軍之戰，各軍系忙于內戰，鄉間沒有清鄉軍，縣上的警備隊只有一二十桿爛槍，力量極為單薄，于是成了我們袍哥土匪的天下。姚樹廷知道我有點軍事技術，人又驃悍勇猛，想收我為“帖心逗伴”充實他的聲威。我的勇猛驃悍是姚早已知道的，我曾經干過兩樁事情，姚很看得起我，一樁是：吳二大王手下有一個排長叫徐石清，奉吳命回雙流招兵買馬，徐的連部設在成都老南門外柳陰街一家棧房多門口插了一桿第九縱隊連部的旗號，威威武武，煞有介事，后來徐石清告訴我完全是虛張聲勢，表面上說是一連，實際上只有一桿毛瑟槍。徐回到雙流后，地方上有個劉某欠徐的錢不還，引起糾紛。徐叫我把劉“毛了”(打死),我誘騙劉某來徐家，劉口出大言，我橫不說白不說拿起5斤半重的鋼刀將劉某的腦袋削去半邊，登時斃命。

第二樁事情是：華陽縣中興場團總劉雨膏為了清明會的事與族人劉子云(外號倒掛子)扯筋，劉子云揚言要燒劉雨膏的房子，因此結成死仇。記得是正月間，仁壽煎茶溪碼頭上丁舵把子丁寶山請吃“迎賓會”,請各路袍哥舵把子吃飯，劉子云亦應邀參加。劉子云曾在松懋屯墾司令陳澤霈下面當過連長，拖走7支快槍(新式步槍)、保寧槍回家當匪。東道丁寶山大爺問劉子云說：“劉雨膏碼頭(指黃龍場)有羅貴方(土匪)、鄒紹卿(號善成)來到這里，你們之間有無‘粉子’(仇氣)?”劉子云說：“叫他們來見我。”劉子云疑我們是劉雨膏派來釣他的，在席間臭罵了我們一頓，說什么你們還年輕，給你們劉大爺捎個信，叫他好生耍，說得不合式，燒他龜兒的房子，弄死他。我們本與劉子云無仇氣，因為他這一頓臭罵和提勁，就很生氣。我些時年輕氣旺，認為大失體面，便回報劉雨膏舵把子，并從旁添油加醋。這一下劉雨膏更氣極了，派了他的兒子劉伯申同華陽張么太爺的警備隊全體人馬，一共人槍40余，暗地潛入煎茶溪鄉里他的妹夫家里住下，等待機會下手。那幾天風聲很緊，總下不了手。有一天逢場，我同兄弟伙劉建成、王國棟、羅貴方暗帶手槍上街看動靜，我走進一家煙館，劉子云正倒在鴉片煙盤上燒煙，槍是放在煙盤子上的，我進去，對方已經來不及，我對準他的腦袋就是一槍。他的兄弟伙聞聲趕來，煙館內外都打響了，我們帶去的“逗伴”與他們挽著一陣亂砍亂打，結果打死了劉子云，砍死他一個兄弟伙，余人就不要命地跑了。

這兩樁事是我一手做成，姚樹廷舵把子知道事情的整個經過。他為了對付林雨堂和謝花狗，便來收我。我向姚磕頭以后，很得他的信任，很多事由我拿言語，辦交涉，走“字樣”(袍哥的片子)，后來當了姚大爺的總管事，經常帶起人出去搶人。

在姚大爺的手下當匪，當然就不是以前那樣簡單的攔路搶劫。我們有了一套組織，內層外圍，分工負責，集體出動搶劫。大體要有下述種種準備：

(一)平常養有“鉤鉤”。找一些地痞、流氓與了解那家那戶有貴重金銀財物的人掛鉤，這些“鉤鉤”多半住在客棧、沿江碼頭上和船上，他們一有情報，就來告訴我們，根據所報情況，暗中再作調查，靠實在以后，約好時間下手。

(二)各方面接納“點手”。“點手”對情況十分了解，比如銀子錢埋在那里，衣物放在那里，家里有些甚么人，平時的行動如何，有幾間房子，有無后門出口，房間門是什么方向，由“點手”當場指點，生意做完以后，看情況給“點手”一些油水。如其沒有出問題，事情很順利，錢就拿多一些。如事情不順利，贓物和錢少，就一個子不花，等以后再酬勞。假設“點手”虛謊情事，便要暗地整死，裝在麻布口袋中扔下河。

(三)找好帶路的“長二”。長二亦稱“帶線子”,即帶路的人。那條路最近便，沿路地勢如何，那些地方是口子，那些地方有鄉團，如有鄉團的地方，要怎樣繞過才不出事，都由長二先弄清楚。假設長二帶的路與鄉團打了仗，甚至打死了兄弟伙，不但不給錢，往往押到“亂葬墳”或河邊給他一刀，送他見閻王。

(四)事前準備好“駝牛”。根據“鉤鉤”、“點手”報的情況，看金銀財物的多少，找幾個精強力壯的彪形大漢帶上籮筐、滑竿、抬的抬走，擔的擔走。

以上這些事情有了著落，準備停當，便開始行動，行動之前，有“前傳后代”的規矩：初五、十四、二十三不能出動搶人，所謂“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騎牛不練丹”。出動搶人，多半選定二十邊月黑頭，白天大家散在街上耍，黃昏時分，約在溝邊、亂墳壩、廟子里。除“鉤鉤”、“點手”、“長二”、“駝牛”以外，內伙子作具體分工。哪些任尖兵，哪些“排扇子”(推門),哪些護貨，哪些堵后門，到了目的地，統由總管事提調指揮。沿途不能喊名字，只能拍掌，或用嘴作“昨咋”聲，聯絡前后，在行動前任何人不能“登臺子”(在床上站起),不準犯諱、說鬼、說不吉利的話，準備好“青水子”(用洋油浸入草紙，草紙裹成筒形，插在竹筒里),插在頭巾上，以免占手，走攏目的地大家點燃，火光燭天，如同白晝。亦有用松香合清油，浸入布筋，編在兩塊竹篾塊上，點燃作照明之用。

走攏目的地“螵簽張子”(即燒錢紙)敬神，負責排扇子的弟兄伙，三四人擠開大門，一哄而入。如其門太大、太緊，便搭5人梯，即所謂“沖(讀去聲)圍子”,另外根據點手的指點，排房間門。

如其失盜主(被搶的人)“馬子奎”(力量大),事前亦分配有固定的人對付。去的時候總要把后門堵好，因為失盜主經常警戒著，一有狗咬、響動，總會從后門跑走。進了屋便“揀渣渣”(被蓋、罩子、衣服統稱),專人負責，見東西就拿；點手點出金銀窖的地方，有專人起運；最多半個鐘頭，大家傳呼“下了”,即行結束。十有九次驚動了民團，左鄰右舍喊“打搶人啦!”“打搶人啦!”我們始終不做聲，不慌不忙的回去。當時軍、團、膽、袍是一家，大家聲息相通，假如通到“雞毛子”(指不識相的鄉團),揀順吃了就是。

東西搶到手，弄到事前找好的地方分贓。內伙子根據總舵把子的意思辦事。多半在亂墳壩和廟子里分。分時舵把子提幾成，總管事提幾成，槍提幾成，子彈提幾成，沒有槍的就分搶來的破舊衣物和不值錢的東西，刨成堆子，一家一堆。按槍分也還要依槍的好壞來定多少，毛瑟槍、手鉑子、新式步槍、雙筒槍和馬槍，都各有細致規定。

東西分了下來，由舵把子命令各人秘密賣去。如果賣東西不仔細，被失盜主發現，就要找出事的人，不“毛”(殺)也要大“短”(斷)以后的財路，即以后不再約參加搶人了。搶得來的金銀，如發現有人“掐股子”(即私吞的意思)亦得暗殺投河。

除了到失盜主家中搶劫金銀財物以外，還有“巴帖子”。在失盜主的大門上巴一張大紅帖子，丟一封信，說“我們軍隊無法維持伙餉，向你暫借若干，并限期交到某某地方，否則燒你的房子”之類的話。我們時常這樣搞，要二千、至少也可收到三百五百。

此外還有專門去拉肥豬的手法。拉的男子叫“肥豬”,女的叫“母豬”,拉小孩叫“抱童子”。事前準備好滑竿、“駝牛”,逮到后便塞住口綁在滑竿上，抬起就走。

記的是1922年，那時姚樹廷尚在，我們做了一筆抱童子的生意，敲了2萬銀元。那正是臘月尾間，我帶了40幾個兄弟伙，打扮成軍隊模樣，開到仁壽縣永興鄉街上駐下。一個寒冬的夜晚，我們到一個大“土老肥”嚴某家，抱走他的11歲的獨子，“駝牛”把嚴老頭的兒子駝在背上，我們幾十桿槍前后左右，團團圍護小跑，一天晚上走了100里。第二天找一個管圈的人把小孩關在事前弄好的“豬圈”(地下洞窖里),耳用棉花塞住，手足上鎖。地下洞窖，陰暗潮濕，黑暗無光，每天送小孩兩頓稀飯吃。第三天寫封信給嚴老頭，要價2萬銀元，指定嚴老頭請托一個人打著燈籠，燈籠上貼紅色紙條，作為記號，由我們給這個人取個名字，叫他穿青灰布衣服，戴遮陽瓜皮帽，指定時候到秦皇寺的涼風埡土地廟來議價。到時候果然來了一個老頭，手持燈籠，早在涼風埡土地廟的石階上等候，我呼名字(我們為他取的)之后，這老頭咕咚一聲跪下，眼淚水股股流，向我哀告，要求少出點錢，領他的外甥回去。我問過嚴老頭和他的親友、都沒有點點(袍哥),假如占點點，拿出公口和全堂(舵把子、管事、三排)字樣，可以少出錢領走。因為嚴老頭是黃腳桿(沒有點點的黃泥巴腳桿),索價2萬銀元，一個莫少。那老頭把我的意思回告嚴某，嚴老頭是個愛財如命的人，一方面疼兒子，一方面又疼錢。過了半個月，我們又寫封信告訴嚴老頭說他的兒子由關在地窖改為關在蜂窩眼的拌桶下，空氣很稀薄。嚴老頭子疼子心切，主動寫信給我們，承信如數拿出，領其愛子回家。我們把2萬元拿到手，交出他的兒子，但已經成了睜眼瞎、四肢無力、不能行走的廢人。

假如小孩關在圈里死了，我們便把尸體埋在亂葬墳壩，墳堆前面插一個木牌，上寫著名字。等到錢拿到手，寫封信給失盜主來領。領到的不是廢人，而是一堆骨頭了。等錢到手叫失盜主挖走尸骨，我們稱之為“賣腌臊”。

如果“翻了圈”,“肥豬”跑了，就要把管圈的人處死。因為“肥豬”跑了，鄉團就要來“清剿”,多少定有損失，在土匪看來，管圈翻圈，弄死是千該萬該。

事實上翻圈的絕少，因為拉來的肥豬，必要捆起、鎖起、關起、耳朵塞起，關在地洞或拌桶下面。我們的手段殘酷、毒辣，“肥豬”總是弄得眼睛瞎、耳朵聾，成了廢人。

除了“拉肥豬”、“抱童子”以外，還有“打歪子”。“打歪(讀上聲)子”就是在河中劫船，有事前釣好的，有打碰對的。我們多半與船老板勾結，比如在成都東門外碼頭、中興場的下河壩船碼頭、棧房里的鉤鉤，與船老板支起出來的鉤鉤勾攏，報與我們的管事，管事查明路線，摸清楚開船的時間，計算好沿途行船的地點與時間，帶起兄弟伙去“起貨”。

記得1923年2、3月間，我帶30幾個兄弟伙在仁壽與華陽交界的古佛洞地方打了歪子，搶得人字呢、布匹很多，還有銀子3000多兩。船上派有幾個兄弟伙，配合岸上的兄弟伙行動。我帶30個人在古佛洞轉彎處等。船開的下水，我們放了幾槍，叫船歪過來。船上的內應估著舵手靠岸，把乘客吆下船，吆到河邊沙壩上排成兩排，舉起手，幾只槍逼著，“駝牛”邊搜邊拿。記得那次搶了布匹、銀子27挑。兄弟伙把岸上乘客身上的錢理麻干凈，把衣服脫了只剩一件汗小衣，然后把乘客吼上船，叫船立即開走。一時不知究竟的貧苦老百姓，圍攏來看熱鬧，我們臨走時，故意丟些破爛東西、撒點小錢在地上，讓他們去撿，口中說；“上山打兔兒，見者有份兒。”

要知道這些人是不敢開腔的，怕當討人嫌，怕脫不倒手。我們揚言，誰當討人嫌，要燒他的房子，整死他全家。我們認為世界是我們土匪橫行的世界，馬干一切。

除了“打歪子”,還有“撣鞭子”,有些是釣，有些一樣是打碰對。借檢查把來往客商搶了，這種辦法，即所謂“撣鞭子”,或稱“宰根子”,區別于上面所述的搶劫辦法。它費事小，收效卻很大。記得是1922年，我們釣到川北幫有20挑銀子，銀子是銀販挑到成都造幣廠鑄造銀元的、每挑有100斤，內中有5兩、10兩重的銀翹寶。我們在龍泉驛山上做的這篤生意，走了約半個鐘頭，團練局攆起來，聲言捉土匪，結果把當地的一個有錢的葉老頭抓走，硬說他通匪，后來葉老頭送了100兩銀子才了事。這位團練局長親自到我們碼頭上向姚大爺致意，感謝對他們的“關照”。

那些年間、川北幫如順慶幫、遂寧幫帶的絲綢!布匹和銀子錢，只要經過我們的地盤山泉鋪、界牌、茶店子、A泉驛場口上，都得給我們留下“買路錢”。

我們每次搶來的錢財，絕大部分是總舵把子、總管事分了，下面的兄弟俠，分得無幾，比如搶得1000元，兄弟伙們最多一共只分200元。我們搶得20挑銀子翹寶那次，分到每個兄弟伙名下，一個人得了1個銀子。“魚吃魚不腥臭”,袍哥土匪對兄弟伙一樣剝削。

兄弟伙平時吃鴉片煙，在分股子的時候還要扣去平常發的煙費。扣除以后，剩下的就更少了。他們拖襟掛綹，一個個煙容滿面，這些煙鬼有的還要賭、還要嫖、戕害自己的身體，生病的特別多，病死了挖個坑埋了算事。“掛溜(讀上聲)子”(打仗)死了，連尸都不收。我們姚舵把子和管事們的生活，卻是另一樣，姚樹廷走那里，坐6人拱竿轎，一二十個“逗伴”后面跟著跑，儼如一方的土皇帝。姚舵把子多在成都、雙流和較大的鄉鎮上嗨玩，我記得他一天晚上賭博輸過3000兩銀子。我在姚的手下，一切搶劫、分贓、對外交涉、拿言語，通通由我辦。那時的商家旅客，為了保險不出事，暗中與我們碼頭上說包袱，我們得了包袱，便派

一兩個兄弟伙一路保險，遇到有別路碼頭來“起貨”,便拿出姚舵把子姚樹廷3個字的名片與公口的雙花樣字樣，于是得以順利通行，我們美其名曰“護商”。由于匪盜橫行，后來商人來往，正式組織護商隊，官府逐漸成立保商隊、船捐局之類的機構，無形中更增加了商人的負擔。

民國12年(1923年),楊森得吳佩孚幫助，東山再起。楊森到重慶以后，擁劉湘為各軍總司令，聯合鄧、田各軍向第一軍進攻，戰禍蔓延川西川南川北川東各縣，人民痛苦萬分。當時吳克仇(吳敵)駐在簡陽賈家場，我與覃胡子覃月洲、程賓武、鄢伯林等在吳部、張(張子重)部都掛有一個營長的官銜。張叫我們打吳，我們不去，張把我們圍在賈家場上街，打死打傷120余人，我帶了幾十個人沖出去跑到窯子壩，后退到中興場。由雙流巨匪李安邦拿出警察總監楊莘友的公事(公文),才算了事。

我在吳克仇部掛個營長的名，插桿旗子，表面是軍隊，暗地還是搞土匪的勾當，實際上兵就是匪，匪就是兵。除與軍隊勾結以外，我還與石盤鋪團總謝吉武勾結。大家開過會，我們保證在地方上不出事，他們保證給我們方便，裝眼睛瞎。很明顯，軍隊利用我們作前哨，為其打仗，利用不到，就打我們，所以才有賈家場的火并。

三、招安就編，由匪而官

1923年年底，熊克武由三臺退到成都，再退敘、瀘一帶。當時姚樹廷已死，我同弟兄伙們給他辦喪事，花去8000元銀元，百十人抬起姚的棺木，在中興場、龍泉驛走了一個大圈，真是無法無天已極。

原來我手中只有10幾支槍，以后陸續買了一些槍。當時雙筒槍、馬槍每支140元，新式步槍每支120元，漢陽槍每支160元，手槍(法國手槍)每支600元，子彈20元一板(10顆),步槍子彈5元一板(5顆),一共買了30支槍，多數是向成都槍販子買的，軍隊的中下級軍官偷出來賣的也有，守衛的兵拖跑賣的也有，收荒匠那里買點零件插起的槍，價錢要低些，要少個1/3左右。此外我還吃了一些槍。記得六師師長余際唐部的獨立團送廢槍到成都，我與獨立團汪海云勾結，在龍泉驛地方打劫，各分得20支。熊克武退經華陽石羊場，我以每支20元的代價收槍120支。

我的力量漸大，經常有人請我們吃飯，送我們東西，把軍服委任狀送過來。那時各個軍系部隊都在招安，擴大自己的武力。記得賴心輝的參謀長張挺生的兄弟來編過我，想招安我當營長。我住在茶店子：張本人來向我說；“我們弟兄與賴司令(指賴心輝)有很深關系，對我的哥哥還要補允人槍，今后只有步步上升，決不會垮桿，我們是賴的基本隊伍，大家共生死、同患難。”我想人樹下好遮陰，應承下來再說，后來他的伙餉用完，我爬起來走了，只剩他一個光桿團長。

民圍13年(1924年)初，成屬清鄉司令彭光烈在眉山招安，因為雙流李安邦的介紹，保證我以后不出事，于是受編為彭的成屬清鄉司令部第一支隊營長。從這時起，我才基本上不再搞土匪的買賣，想從槍桿中求得升官發財。自從招安以后，便開始新的罪惡生活。今天回憶起過去的事情，真嚇我一大跳，我痛恨舊社會，痛恨我自己。如果在舊杜會繼續搞下去，自己真不知道如何死法。是共產黨挽救了我，使我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